杨贤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的形成

《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两本著作，奠定了杨贤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历史地位。杨贤江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研究和接受，他努力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重新梳理教育历史，剖析教育现象，阐明教育本质，使其两本著作呈现全新的面貌，为我国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新兴教育理论的研究，乃至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一）《教育史ABC》

《教育史ABC》成稿于1928年的日本，当时杨贤江正好在日本“避难”，这一特殊境遇，却亦为杨贤江提供了博览群书，了解苏俄新兴教育和西方教育新潮的机会和条件。此时的杨贤江不仅具备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亦积累了较为深厚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基础和素养，这在该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杨贤江在《教育史ABC》一书的例言中指出：“作者之教育史的见地，自信颇与一般编教育史者不同，（这在本书绪论中要说及），故本书之性质内容乃至体裁都与一般所称为教育史教科书者相异。深望读者注意于此。”^[30]首先，作者从唯物史观出发，把教育的变迁放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中去考察，由此认为“教育史决不单是留下教育事实的形迹者，教育史决不单是追溯教育上诸英雄诸伟人的行状者，教育史也决不单是纪录教育思想的派别者”^[31]。教育史更根本更重大的任务是阐明：“（甲）教育之意义与目的怎样变迁？（乙）教育思想变迁的真义与教育制度变迁的根据何在？（丙）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在教育上之关系何如？”^[32]一本教育史如果不能对于这些根本问题予以解答，那么不管其梳理得如何翔实，叙述得如何条理，终究是曲解、偏颇的理论与事实，不能成为其真正的教育史。

杨贤江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阐述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教育意义和目的。从原始氏族社会主要为“个体维持与种族保存”发展到所谓的文明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被当作支配的工具，与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社会被分裂为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紧密相连。他尤其强调了这是教育史上一个质的变化，即教育从全社会的、实践的、与生产劳动相一致的，转变为少数人所掌握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劳动与教育截然分开，实践与理论完全隔离。由此，明确指出自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期，即进入阶级社会后，教育总是具有阶级性，供支配阶级“御用”，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而这归根结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转换所决定的，即“精神的生产跟着物质的生产一起变质”。

杨贤江还提出了两种教育的概念，指出教育制度之组成与教育行动之存在是两种事实，自从阶级社会以来，除了统治阶级所支配的有组织的教育制度外，还存在着被统治阶级的实质行动之教育，而这点恰恰为以往治教育史者所忽视或有意遮蔽，这是由研究教育史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即：“自古以来，支配者视自己的阶级即为社会全体；虽说社会生活，实乃自己阶级的生活；虽说社会教育或文化，实乃自己阶级的教育或文化；文明愈进步，这种外套盖得愈厚，甚至说压迫是为了被压迫者之幸福。‘御用学者’常常是只认得支配者的观念，又哪得不把支配者的教育史即当作全人类全社会的教育史呢？”^[33]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掌握和应用，这样深刻和精辟的见地是不可能产生的。

在这部史著的结尾，作者为我们勾画了未来教育的前景。他引用了美国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一段话作为隐喻：“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社会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不过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34]在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下，杨贤江借用这段话，为教育工作者指明了私有制的阶级社会必将为民主、自由、和谐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无产阶级的教育终将成为全人类的未来教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和教育发展观。

从该书最后附录的参考书目看，既有英文，又有日文，既有苏俄教育文献，又有西方教育论著，参阅之多，涉猎之广，足见其用力之深。可见，《教育史ABC》这一著作的分析框架和体系结构是在比较参照不同史观、不同流派的学术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综合判断、深入思考、史论结合而形成的，为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提供了正确的结论。该书问世后的短短几年间即已发行了4版，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它确实实现了作者在例言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本新见地，试编近于真的教育史”。

（二）《新教育大纲》

《新教育大纲》成书于1929年底，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述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关于撰写此书的目的和动机，作者在“序言”中交代得十分清楚：“我这本教育书，特别是拿有志于教育战线的青年斗士为目标，要向他们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并辟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的。”^[35]其根本目的是为有志于社会变革的青年读者，提供新兴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尤提供理论斗争的武器以应用于实践。

全书由四个部分组成，即绪论、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进化和教育的概观。作者为什么选择这些内容，而不是按当时流行的教育学内容体系来写，主要是针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领域中至关重要的两种观念、两种文化、两种思想激烈斗争中的主要问题，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辨析和论证，所以“这不能是本专门的著作，也不能是本极有体系的《教育学》”，而只能是“选出几个要点，加以阐明解剖，让读者可以获得一个对教育的正确认识”。

首先，是对教育本质的论述。作者旨在说明教育的起源，教育的作用及其变态，教育的效能，并纠正对于教育的几种曲解。杨贤江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理论依据，阐明了“教育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教育与社会生活过程、物质的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并以这种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只要现实的经济关系变了，教育必然也跟着变。但同时，教育又以赋予劳动力特殊资格而对社会生产和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

关于教育的起源，杨贤江明确指出在于人类实际生活的需要。在原始社会时期教育是全人类的、统一的。但在阶级社会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且是对立的。阶级社会的教育具有五大特征：教育与劳动分家；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两重教育权的对立；男女教育的不平等。在此基础上，作者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几种对教育本质的曲解，即所谓的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和教育独立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几种谬误其实质都是认为教育可以超政治、超阶级，误读甚至有意遮蔽了教育的阶级本质。

由于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因此教育受制于经济基础，它不可能是万能的，尤其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形下，指望通过教育救国是行不通的。因此，劳动阶级不先进行革命，不先掌握国家政权，是不可能取得受教育权，也不可能实施旨在推翻支配阶级的革命的教育。当然，教育对于社会发展是有着作用的，但必须在革命的总纲领、总任务下来发挥。

其次，作者历叙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教育意义的变迁，教育制度的更替及其原因，从深层次论证了教育的本质属性，阐明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使读者明了教育从根本意义上言是受他种要素支配的，从而揭露和批判了剥削阶级教育的弊病，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分析，着重于澄清当时人们对它的种种迷信和错误认识。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必然趋势，在本章最后一节“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中，开门见山指出“这该是‘东方红了’以后的话”，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将是一切生产手段归公，私有财产消灭，这个社会不是从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头脑里空想出来的，而是循着社会进化的法则所必然地要到来的。这里，作者从《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出发，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的学说，以及推崇“当世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的教育事业”，为人们展示了未来社会教育的美好前景，为中国的教育指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将和教育有关的几种社会现象（政治、经济等）及其与教育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述；将在教育上占重要地位的教育者及被教育者的价值作了重新估定。关于教育与经济，作者再次强调了“教育这种上层建筑自是依据经济基础以成形，且跟随经济发展以变迁的”，反之，教育也影响经济，他从各个社会形态的教育特征和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商品化的特征论证了这一观点。关于教育与政治也是相互作用的，而且两者虽同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但教育是较为第二义的，为派生的，因此，教育也由政治所决定，自有人类历史，就没有脱离过政治关系的教育。当然，教育亦有影响政治的作用，教育可以用来同反动文化作斗争，用来反对世界大战和军国主义，为革命斗争服务。

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作者对教师和学生寄予了厚望。文化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媒介，教育可以作为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武器之一，在一切政治及经济的斗争中，宣传鼓动之教育有着很大的意义。因此，教育工作者负有重要的使命，应该对自己的工作任务有一个正确和深刻的认识，他不仅要指导自己的教育对象，随时随地领导他们去接近实际，参与工作，使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而且还要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做各种宣传、动员、组织和教育民众的工作，使教育者成为国民文化的宣导者，学校成为国民文化的灯塔。关于学生，杨贤江着重从政治的立场，论述了当时中国学生的处境和地位，指出学生们应该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向恶劣的社会抗争，这才是青年学生摆脱困境，争取自身解放的唯一正确且有成效的出路。

《新教育大纲》以全新的观念、全新的体系，为当时的国人阐释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见地。该书出版后，迅速传入苏区，成为革命根据地师范学校教学的主要参考书，在国统区，很多进步青年也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许多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该书给予他们的启迪和指导至今仍记忆犹新。有的说：“正在我生活道路上的转折关头，就是这本书给我以力量，指引我走上坚定革命的道路。”尤其是阐述教育的本质这章，“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真像一个沙漠上的苦渴者突然发现了清泉那样，使我认清了反动统治下教育的实质”。^[36]有的说是《新教育大纲》告诉了自己，教育究竟是什么，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教育，教育和革命是怎样的关系，使自己从此一直战斗在革命教育战线上。^[37]一些倾向进步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采用了杨贤江的观点，如张粟原的《教育哲学》，在其“教育本质论”部分即采用了该书的主要论点。

《新教育大纲》是杨贤江一生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运用于考察分析中国的教育问题，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把握，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而形成的智慧的结晶，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重要的基石。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此书难免有认识偏颇、阐述不恰当、不完整之处，但这也是由当时特定时代和社会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我敢告诉读者：这是本通俗的教育书，但决不是本充塞着腐词滥调的教育书；这儿，至少有些未经中国人道过的新说，未经中国人指摘过的事实”；“我再重言申明：这本书的大部分资料，与其说是学术的研究，毋宁说是暴露的实话。在这时代，‘暴露’正是一种必要的且是有力的武器。让我们拿这个武器来揭穿教育上的把戏吧！”^[38]确实，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新说，批判揭露旧教育的本质，发挥教育的革命功能，是当时尤为必需和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