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中国

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中国

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跨越重洋，冲破语言上的障碍和文化上的阻隔，开始进入一些中国人的视听了。不过那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既不成熟，其影响也不大，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知其名者已甚少，解其意者则尤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它唤醒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之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唯物论（辩证法的）教育学”在中国的出现最迟也不晚于1930年，即1929年由李浩吾（杨贤江）编写、1930年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新教育大纲》。当然，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学研究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取向最多只能算是“边缘”的学问。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中国刚开始出现，便要经受学术上的和政治上的“双重考验”：学术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教育学的“兴奋中心”显然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上面，而三民主义教育学、国家主义教育学、传统的赫尔巴特教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出现，更多地只是一种“标志”意义，即意味着当时中国的教育学研究已经突破了“一元化”的格局，呈现出研究取向的多元化态势。要说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当时中国的教育学界，客观地讲，其影响力还是极其有限的。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其他学说一样，它的出版通常要遭到当局的“封锁”。无论是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还是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它们的出版地都在上海，这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巧合”，而是因为当时上海的书报检查制度还没有像其他地区那么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也获得了教育权，马克思主义便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成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一面旗帜。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在经历着不断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过程中，更给中国教育学的理论形态烙下了自己的印记，已然并且正在继续影响着新中国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