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手稿》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的孕育，是其时代的产物，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所以，只有了解马克思写作《手稿》的历史背景，了解马克思写作《手稿》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手稿》的实质。
1843年10月到1845年初旅居巴黎期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写下了第一批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被称为“巴黎笔记”，这是他一生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开始。《手稿》就是这个马克思思想发生重要转折期间的标志性著作。那么，马克思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转变？他为什么要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不是其他学科？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19世纪40年代初，在大学求学的马克思和大多数的青年一样，充满朝气，热爱生活，关心国家的发展，关注社会的变化，对探究这个世界充满了渴望。马克思大学所读的专业是法律，但是对他来说更感兴趣的是哲学。所以1837年马克思放弃了法学研究，转向了黑格尔哲学。柏林大学当时是黑格尔学说的中心。他研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翻阅了黑格尔学生的许多著作，并加入了由布鲁诺·鲍威尔、鲁滕堡、科本等人组成的“博士俱乐部”，参与讨论黑格尔哲学和政治问题。这时候，他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希望在哲学的世界中寻找出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时本来想当大学教授，但由于普鲁士王国政府变本加厉的反动，费尔巴哈、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等先后被赶出了大学，从而使马克思断绝了当教授的希望。从这时开始，马克思就不再从事纯理论的研究，而是开始以哲学为武器，积极投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1841年马克思发表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这是一篇哲学论文，并在论文中表示要参与“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的斗争，可以说，这时的马克思开始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
1842年4月，大学毕业的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成为该报编辑。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面对德国的现实敢于作直接的斗争，他写了很多文章揭露和批判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尤其是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例如他在《论普鲁士的等级会议》这篇文章中指出：“真正的国家是人民自己活动的产物，即不是由其他人产生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自身产生出代表权。要有代表——一般说来这是受动的东西；只有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无保护的东西才需要代表权。但是，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分都不应是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无保护的，不应当把代表权看作某种并非人民本身的特殊事物的代表权，而只应看作人民自身的代表权，看作这样一种国务活动，即它不是唯一的、独特的国务活动，跟人们的国家生活的其他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的内容的普通性。”在他的努力下，《莱茵报》的政治面目焕然一新，他的实事、客观唯物主义观点在人民心目中产生了共鸣，成为当时著名的德国革命民主派的机关报。《莱茵报》在马克思领导下异常活跃起来。
可以说《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真正参加德国的政治斗争的开始。在此期间，马克思还接触到了大量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社会现实问题，并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表达自己对普鲁士反动专制政策的不满，对广大贫穷的劳动群众给予同情，勇于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的斗争实践中，特别是林木盗窃案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使马克思开始认识到“物质利益”是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之源。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他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揭露普鲁士国家是为林木所有者服务的，是林木所有者的工具。
那么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林木盗窃法案的发生过程：19世纪初，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化，迫使贫苦的穷人到树林里捡拾倒树和枯枝、野果等作为生活物质不足的补充。这是历史上早已形成的穷人们的习惯权利，但是，普鲁士国家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早在1826年就颁布法律，对于擅自砍伐林木和盗窃树木者处以刑罚。虽然如此，触犯林木所有者利益的诉讼案件却仍然逐年有增无减。1836年，在普鲁士因这类行为而受到惩罚的有15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为此，普鲁士政府便提出了一个更加严厉的新法案，交由莱茵省议会讨论。在省议会讨论过程中，贵族等级和林木占有者为了自己贪婪的私利，极度扩大盗窃的概念，甚至把穷孩子们在树林捡拾一些枯枝和野果也列入“盗窃”的范围。森林条例违反者除了赔偿经济损失外，还要被处以4倍、6倍甚至8倍的罚款和特别赔偿。如果缴纳不起，就被罚服劳役。法案还规定，森林条例违反者对林木所有人造成的损失要由作为国家官员的看守人来认定和估价。被罚劳役者的工作也责成作为国家地方行政官的乡镇长管理，以便用这些劳役者的劳动来顶替林木占有者对乡镇所应尽的修缮公共道路的义务。马克思在1842年10月根据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情况，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马克思就这样通过对议会活动的批评，保护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群众的利益。这时马克思开始认识到，不仅省的议会，而且整个国家都是保护私有制的，它们不过是有产者的奴仆和工具而已。
马克思一方面竭力为贫苦人民辩护，另一方面感到自己在接触这些经济问题时知识欠缺，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政治研究转向经济关系研究。恩格斯在1895年4月15日给理查·费舍的信中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研究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在1859年也谈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由于《莱茵报》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对普鲁士政府的无情揭露和尖锐批判，终于激怒了当局。1843年1月，普鲁士当局决定自4月1日起禁止《莱茵报》出版。《莱茵报》的其他成员曾想用放弃报纸的原则立场来换取撤销查封的命令，马克思不同意这种做法，于是他宣布退出编辑部，并在《莱茵报》第77号刊登了一个启示：“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可以说这个声明是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抗议。马克思在1月25日给卢格写信：“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奇。你知道，我从一开始对书报检查就会抱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干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莱茵报》被查封的严酷现实，打击了刚刚步入社会、立志改造社会的青年马克思，但是也让马克思陷入了思考。正是在这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现实，认识到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物质利益的对立，他自觉地、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捍卫他们的利益而斗争。也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怀疑。按黑格尔哲学原则，国家应是理性的实现，国家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和历史发展的动力。然而，他所面临的普鲁士国家却仅仅是富人的工具，它解决每一个实际事务考虑的只是富人的利益，而不是什么国家的理性和国家的伦理。正是这些疑问，动摇了他原来所信仰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对黑格尔的国家、法的唯心主义思想观念产生了怀疑，促使马克思离开黑格尔，去关心现实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这些变化表明：他已从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由一个唯心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
15年后马克思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1842年—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问题的最初动因。……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于是，1843年6月马克思来到克罗兹纳赫，在这里他刻苦读书，潜心钻研。因此这段时间被称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克罗兹纳赫时期”。如果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积极介入社会事物，那么“克罗兹纳赫时期”则是马克思退回到书房、开始潜心读书的阶段，马克思在这里又开始了专心致志的理论研究工作。
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来总结、分析他在《莱茵报》时期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他在《莱茵报》时期所遇到的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都是和国家的问题相联系的。这些现实的问题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现实矛盾、冲突斗争，它们动摇了他原来所信仰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对黑格尔的国家、法的唯心主义思想观念产生了怀疑。因此，马克思为解决使他苦恼的物质利益问题，决定重新剖析黑格尔的国家学说，重新探讨国家的本质及其国家同社会的关系，以解开自己的困惑。马克思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问题，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
这部著作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和家庭不具有真正独立性，他们从属于国家，必须服从于国家和法律。这就是说，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研究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把它们概括为“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和说明不应该到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这里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领域，就是说，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的真正基础存在于经济的事实之中。所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同时，还广泛深入地对历史与政治进行了研究，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了历史的批判分析，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自觉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批判，为以后进一步全面批判分析黑格尔哲学奠定了基础。所以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的思想观点不仅脱离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向着历史唯物主义迈进了一大步。这使马克思认识到单靠理论批判，是不切实际的，不能积极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更主要的是，这使马克思进一步地明确了要通过经济问题的研究来探索社会发展奥秘的新方向。
可以说，在“巴黎手稿”（1843年10月）之前，马克思所论述的都是由政治辩论牵扯到一些经济问题，并没有直接地接触到政治经济学，只是接触到某种经济政策在实施后的一些结果。
1843年10月马克思来到了巴黎，当时的巴黎是欧洲革命的中心，是各种流派思想家、革命家的集中地之一，特别是巴黎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尖锐的、激烈的斗争气氛，给马克思带来了许多新的感受，这些都对马克思实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和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适当的条件。所以，马克思到了巴黎后，立即与卢格合作筹办了《德法年鉴》杂志。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发表了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决定性阶段开始的光辉文献。这两篇文章分析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这两种革命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
犹太人问题，在当时的德国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现实问题。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多信奉犹太教，因此，长期受到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普鲁士国家的歧视和压制。1815年普鲁士政府颁布了关于犹太人不能担任公职，在国家中只能居于从属地位的命令。犹太人要求与基督教徒享受平等权利，一直遭到政府的拒绝。但由于犹太人善于从事工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经济领域中有较大势力，普鲁士国家又不得不容忍和保护他们。随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德国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初在德国展开了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上大学时的朋友，“博士俱乐部”成员布鲁诺·鲍威尔在1842年底到1843年初，接连发表了《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论文。认为基督教德国的宗教本质决定了它不能解放犹太人，犹太教的宗教狭隘性的本质也决定了犹太人不能获得解放。这实际上是把犹太人及一般德国人的解放问题归结为了宗教问题，是在宣传要实现民族解放必须先消灭民族宗教的谬论。
所以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批驳了布鲁诺·鲍威尔写的《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中，鲍威尔混淆了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和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对立在于宗教。犹太人由于坚持自己的信仰，所以同社会产生了对立。鲍威尔主张犹太人放弃犹太教，基督徒放弃基督教，假如一切人都从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那么，人们就能从政治上获得解放。鲍威尔把犹太人同社会对立这样一个政治问题转化为宗教问题。马克思认为犹太人问题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从市民社会与宗教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对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在当时的德国，所谓政治解放，就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消灭贵族等级制度，使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的公民权，这在法国和美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已经实现，但它们并没有消灭宗教，可见政治解放同宗教解放不是一回事。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政治解放并不是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解放，在当时来说，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解放。所以，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的根本前提是消灭私有制。他说：“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这就是说，尽管从历史发展来说，政治解放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只有当社会力量不再作为一种压迫人的力量存在的时候，人类才能获得解放。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继续发展了他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他明确地提出了由谁来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什么人才有力量来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指出：德国要获得真正的解放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宗教的批判上，而是要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应该直接向德国的政治制度开火，推翻这个低于历史发展水平的社会，这才是德国人要进行的真正的斗争。马克思认为，德国的政治斗争一旦提高到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的水平，斗争就超出了德国。在德国，政治斗争以批判宗教的形式出现的，由于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因此，“对于宗教的彻底批判和否定就是对人的真正的肯定。要实现对人的肯定，就必须推翻那种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就不是其他别的阶级所能胜任的了，更不是德国资产阶级所能做到的，因为这个阶级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的精神；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阶级，由于它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自己的锁链强迫它而拥有这种力量。他认为，能够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应当是一个如果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一无所有。马克思认为，革命的理论，进步的哲学，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将会起巨大的作用。他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张，进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这也就是说，要把批判的矛头不是指向宗教，而是指向德国的反动专制制度。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理论的体现者，才能真正运用革命的学说。因为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要把自己，同时也把整个人类从各种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无产阶级也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的这个思想非常深刻，它表明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财产的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完全是根据自身的生存方式提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书中指出，一旦无产阶级从自身的存在认识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这种制度必将解体，私有制必将被否定。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已经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彻底变革现存世界的革命阶级，实现人类解放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创造未来新社会的社会力量，这样，就把自己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
列宁在评价这两篇文章时说：“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列宁的这一论断充分肯定了这两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历史意义。
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宣布了自己的新世界观。马克思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得益于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并且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马克思更加关注从哲学、经济学和历史领域来探寻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的发表，对马克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纲领”。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主要批判地研究了“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在此之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未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把私有制看作是无需证明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前提，看作是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形式；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则被看作是人类自由的表现，是达到人类普遍幸福的正确方式。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批驳了这个观点，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合理和非人道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现象如竞争、自由贸易、价值、地租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结果。竞争必然导致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恩格斯还批判地考察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认为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古典经济学，都是私有制关系的理论表现，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而都是不科学的和伪善的。
在恩格斯的影响下，马克思的研究从哲学、历史和法律转向了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更加坚定了他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决心。因为马克思明显地意识到，在政治范围内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源，这就促使他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敏锐地感觉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隐藏着关于人的关系的根本问题，所以他试着从政治经济学中为他的疑惑寻找到答案。从这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取得了通信联系，对此，恩格斯有一段真实的记述。他说：“1843年秋，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到巴黎，在这里马克思开始同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但是该杂志仅出版了一期；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的秘密传播遇到困难，部分是由于在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卢格仍然保持黑格尔哲学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路线，马克思则热心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结果马克思转向了社会主义。”恩格斯的这段记述可以说是对《手稿》的写作背景与历史意义的一个非常好的说明。
马克思来到巴黎特别是从1844年3月后，他阅读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学家如让·巴·萨伊、亚当·斯密、穆勒、大卫·李嘉图、约·雷·麦克库洛赫、弗·斯卡尔培克、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等人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阅读的过程中，马克思作了大量的摘录，并在一些地方写有评注。这些摘录和评注写了若干本笔记，到现在保留下来的有9本，这些笔记被后来的研究者们称为“巴黎笔记”。
正是在“巴黎笔记”期间，具体说是1844年4月至8月，马克思在研读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同时，产生了要写一本专门关于政治经济学著述的想法，这就是《手稿》的产生。
《手稿》虽然是马克思未完成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手稿》包括3个手稿，保存得也不是很完整，但是它们在思想内容上却形成了一个严谨的整体。从《手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探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剖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和克服机械唯物主义局限性的伟大理论的创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26岁的马克思在为自己的理想进行不断地努力，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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