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的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多样性统一的结构性特征，这一特征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是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辩证运动过程，而这一辩证运动的根本动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史的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辩证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重要特征，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史的内容体系和逻辑主线的重要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多学科综合性

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统一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体现为它的多学科综合性。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主体条件、实践基础还是从它本身的内容体系、逻辑结构看，它都远远地超越了传统学科划分的领域和性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涉猎众多学科领域；另一方面，它将众多学科内涵融为一体，使人们不能简单地将它划归为某一传统学科。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像马克思主义这样跨越如此众多学科而具有如此“海量”的开放性、包容性和综合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仅使人类获得了先进的思想意识、科学的方法原则和崭新的时代精神，而且获得了一门容量无比宏大的崭新学科。

马克思主义能够超越众多传统学科其实是人类社会文化运动的历史必然。古代学者们面对的是世界而非学科，尤其是那些深刻领悟“天人一体”即人类社会与物质自然不可分割的学者，在他们眼里就连极其粗略的人文社会与物质自然的学科区分也是没有的。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千差万别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将学者们引向分门别类的研究，虽然他们面对的仍然是整个世界而非学科，但由于研究对象上的“分工”形成了学者们的学科意识，在科学领域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看来是传统学科的严格划分。如果说近代科学的学科划分是对古代学者宏观、整体从而粗略地把握世界的否定，那么在近代分门别类研究世界的学科分化基础上，突破传统学科的限制而产生高度综合的科学部门——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社会文化运动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主义的多学科综合性，就是相对于近代以来至今仍然延续着的传统的学科划分的。但这一关系只是文化运动的历史必然，绝非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主体意志。可以想见，马克思主义的多学科综合性的获得，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或发展者有意识否定传统学科的严格划分的结果，与此相反，凡是以传统学科眼界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都不能真正把握其学科特征。形成马克思主义多学科综合性的根本原因，从微观上说在于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者追求社会理想的实践阅历，从宏观上说在于亿万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无论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领袖精英，他们都首先不是着眼于学科，而是从革命事业、人民事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为源泉去破解实践难题、从事理论研究从而创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的人生理想引导他们加入人民群众的实践行列，根据实践需要选择理论研究的方向和主题，传统的学科划分不会对他们有任何限制，即使在理论研究中不能不涉猎各门学科，那也只是因为实践的需要。庄福龄教授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著都是从多方面多学科来论述一个或几个中心问题的，很难界定它是某一学科的著作。”^[18]马克思主义获得多学科综合性特征，除了它的微观主体的主客观因素外，其必然性更体现在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上。高放教授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这个主题，需要好多门科学为之论证、剖析、解答。与这个主题密切相关，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为之深入钻研而且硕果累累的科学，就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人类学等。这十多门科学大体上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所包括的各个组成部分。”^[19]如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当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时，其革命实践最为需要的是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条件下，包括正确处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在内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对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划分的要求，就必然是无所不包的了。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学科的严格划分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已经失去意义，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理论体系，才拥有全面而深远的战略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多学科综合性其实也是系统论的科学方法。首先，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主要综合改造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学科的产物。为了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综合改造亦即概括总结、批判吸收尽可能多的学科领域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坚持多学科综合的系统理念建立、完善、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严整体系。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喻为“一整块钢”，他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20]“一整块钢”的比喻同样适合马克思主义整体，多学科综合的系统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浑然一体，像一块严整的钢板”，不仅难以将其划归为某一传统学科，甚至难以将其“解构”为若干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包括三大组成部分”的说法，高放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把自己的学说明确划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当然他并不反对通过部分的联系去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只是尤为强调三大组成部分的严整关系。他用“品”字和“王”字的结构性区别比喻三大组成部分的整体联系，认为它们“类似‘王’字形的叠层的串联关系”，“把马克思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联结在一起的就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这个主题、这条主线”^[21]。其次，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创社会主义历史新纪元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逐渐推进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马克思主义多学科综合的性质愈益鲜明，坚持多学科综合的系统方法愈益成为事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学科基础和必要条件，无论描述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系还是描述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要不带片面性，就无不突出它们多学科综合的全面完整性。以胡锦涛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例，他对其多学科综合性是这样描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22]这一阐述无疑正确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千头万绪，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总体上领导执政，必然要求理论指导上的多学科综合。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演进，从邓小平理论“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个文明”建设，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到科学发展观“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这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治国视域愈益扩大的趋势无不表明，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马克思主义越发展，其理论整体的学科关联就越宽，其理论概括的融会贯通功能就越强。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难道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多学科综合性发展趋势的最新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多学科综合性特征，既是在马克思主义孕育、形成时就具有的，又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愈益彰显、愈益强化的。

（二）马克思主义史的重点突破

马克思主义多学科综合的学科特征，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学科的发展史，而是多学科在统一体系中相互关联、全面协调的发展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统一体系规定和制约着系统所含不同学科内涵的地位和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呈现统一的趋势和方向；另一方面，各学科理论在体系中发展的不平衡性，使马克思主义发展绝不是所有学科齐头并进，必有先后次序和重点突破。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史的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关系的讨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中的作用为议题而展开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中已经有过阐述，得到的基本认识是，经过恩格斯和列宁的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的“三结构论”不容置疑。虽然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视角进行“解构”，如有人从功能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解析为“人类理想理论”“现实批判理论”和“社会实践理论”三个部分或三个板块^[23]，但出现这些观点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三结构论”的否定。事实上，这些新的认识也不能对恩格斯、列宁的科学“定论”构成威胁。“三结构论”的一个直接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三个直接理论来源，这无论如何是难以动摇的。因而也有人从此角度质疑：难道只有这三个来源？于是有人列出了诸如“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甚至“古希腊哲学思想”等其他来源。虽然这些说法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广博性，能够坚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多学科综合性特征的认识，但是实际上它们具有离开实践根据泛化、冲淡甚至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和主题的消极作用。“三结构论”是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多学科综合性最基本的依据，多学科综合性也是我们总结理论界在充分肯定与“三结构”相应的三个基本学科前提下，认为马克思主义还具有更为宽广的学科性质或者十分广大的学科包容性这种共识而形成的结论。

其次是三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的“流程”关系或先后次序。通常的看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先从哲学世界观的改造着手，进而在哲学世界观指导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分析，揭示出它的本质和规律，提出“两个必然”或“两个不可避免”，最后明确无产阶级解放自身乃至全人类的条件，并制订相应的实践方案，达到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从而创立马克思主义。于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便有了先后次序：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后是科学社会主义。按高放教授的说法，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这个主题的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终结则是科学社会主义”^[24]。这一看法是有一定史实根据的。从马克思主义孕育到形成的大体过程看，马克思、恩格斯在1842年至1844年逐渐完成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化后，以1845年春马克思草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新世界观开始“萌芽”。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标志唯物史观率先创立。至于剩余价值学说何时形成，虽然国内外学者尚存分歧，但较为统一的认识还是晚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虽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其实那时只是剩余价值理论形成的开端，真正初步形成的标志应该是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而作的专著《哲学的贫困》。唯物史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哲学理论基础，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随后适应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需，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两个伟大发现”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提出和阐发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和创建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一系列实践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将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融为一体，第一次以较为成熟的形态公之于世，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整体创立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形成过程中，至少从时间标志的外在形式上显示了三个部分的先后次序，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如果追寻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三个组成部分的先后次序其实是不同学科要素重点突破的结果。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一个整体创立过程，不是说先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就没有经济学、政治学因素的关联，或者说马克思创建剩余价值理论时没有哲学、政治学的作用，更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与哲学、经济学方面获得的成果没有关系。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整体创立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至少是这三门学科和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同在共进，只是由于各学科、各部分在实践发展需要和理论演进逻辑的作用下发展不平衡，必然发生重点突破，使马克思主义整体创立呈现相应的阶段性特征和时间形式上的先后次序。不仅马克思主义创立是这样，而且创立后的初期发展也是这样。列宁曾指出，随着政治形势和具体任务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25]。他在《我们的取消派》中更为具体地指出：“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26]

马克思主义重点突破的演进特征，除了表现在多学科的内在关联上，而且更为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某些基本理论演进的相互关系上。如列宁主义在建党理论上和无产阶级革命能否“一国胜利”问题上的突破；毛泽东思想在抵制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指导和具体运用相结合，乃至在无产阶级领导民族民主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理论认识的突破；邓小平理论在坚持实践标准、如何对待领袖权威问题上，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以及对传统市场经济观念的突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和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的突破，等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历史形态的转换都是以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为契机、为标志的，没有基本理论的重点突破，就没有创新，没有发展，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推进，总是适应时代和实践主题的变换，始于其体系内含的某一学科、某一部分或某一基本理论的重点突破。

（三）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推进

当人们讨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时，实际上已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严整统一的整体来看待了。上文所述及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先后次序，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思想历程或者理论研究的逻辑程式。无论恩格斯还是列宁，当他们综述马克思主义时，差不多总是按照这样的逻辑程式。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百科全书式”概述的代表作，依照的顺序就是“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是按照“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的逻辑程式概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之所以依照这样的逻辑程式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相依相成、严整统一的逻辑关系。首先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这个基础，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指导，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去关注和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的即经济的关系，才会发现资本家剥削雇工的剩余价值，也才会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继而才能提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论断，并根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所提供的原理，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找到现实的道路和可行的办法，从而形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创建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虽然从逻辑程式上说三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孕育过程中具有先后次序，但实际上它们是浑然一体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它们彼此关联、互为条件、相互推动、协同演进，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唯物史观的实证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变革社会、解放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行动哲学和政治哲学，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达到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社会哲学。从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实证考察，既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也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论证和推动发展；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启发和动员了无产阶级，揭示了“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明确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实现条件，为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路线纲领、战略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客观依据。从政治学角度看，社会主义学说因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核心，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因此主题和核心而熠熠生辉，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恩格斯和列宁之所以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三个方面分别阐述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正是为了全面完整地展示马克思主义，足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是理论分析的产物。列宁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他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27]对于如何通过部分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8]陈先达教授曾用较为形象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存、浑然一体的逻辑关系，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及对立的解决的经济学依据，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所引出的社会主义会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结论。”^[29]

马克思主义是严整统一的整体，这是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是包含重点突破的整体推进，这也是不容置疑的。无论它从孕育到形成，还是从创立到随后的发展，绝不是单一学科、单一组成部分或单一理论观点的孤立演进，而是作为一个多学科综合体的整体运动过程。在这一整体运动过程中，当然不乏某一学科、某一组成部分、某一基本理论的重点突破，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推进的特点和方式。从总体上和长过程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整体孕育和整体创立的过程，而且是包容性不断增强、外延不断扩展的整体发展过程。说马克思主义是多学科综合体的“整体孕育”过程，最雄辩的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理论来源，不是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对三个直接理论来源是综合改造和综合继承，不是没有逻辑必然性的简单、机械的资料拼凑。多学科优秀思想材料对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萌生”，既是思想条件，又是理论需要，将这些思想资源整合改造的实践基础是无产阶级斗争对多学科科学理论的全面需求，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多学科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说马克思主义是“整体创立”的过程，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是一个阶级、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全面变革人类社会的革命实践和经验认识。从马克思主义开创者个人的人生实践方面说，他们同“神圣家族”决裂的根本原因是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基础作用和找到了工农等劳动群众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投身革命实践而不是止步于“神圣”的观念领域，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而不是以“救世主”自居傲视凡众。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他们能够突破狭隘的学科眼界，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全面地总结实践经验和广博地吸收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从而达到多学科综合的全新境界。从无产阶级及其新型政党的革命实践方面说，政治斗争对哲学世界观和经济学知识以及其他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学科知识的需求，决定其在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认识绝不是单纯的政治学说，而必然是多学科综合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不仅是批判继承多学科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果，而且是适应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开展社会革命对多学科思想资源的客观需要，概括总结、全面综合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整体创立的一个突出动因，就是那些影响工人运动的来自不同学科的各种错误思潮的反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就是克服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在多学科领域的各种局限和认识误区的产物，就是在与那些左右工人运动的不成熟甚至错误的思想方法、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非科学认识的思想交锋中诞生的。说马克思主义是“整体发展”的过程，首先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创立后的初期发展，即19世纪下半叶恩格斯在充实完善和论证发展马克思主义严整体系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其次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创建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社会实践之中，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内政外交对广博学科资源的需求，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愈益广阔的学科背景下整体发展。

（四）把马克思主义史的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是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辩证统一，既要求马克思主义史正确把握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各方面、各层次、各学科理论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严整统一、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又要求马克思主义史正确把握这些理论要素分别演进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演进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必须在整体推进的总体视域下既合乎事实又合乎逻辑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各种理论要素的重点突破及其历史程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必须通过各种理论要素的重点突破的分析考察，才能有效地合乎逻辑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推进。

在我国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领域，针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结构论”及其逻辑程式，也有人提出质疑，一是认为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先后顺序是一种逻辑上的绝对主义，二是认为强调三个组成部分的先后顺序有损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整体性。这样的质疑虽然在不否定“三结构论”的前提下怀疑三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孕育过程中的逻辑程式和重点突破，却不无裨益地提醒我们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整体推进的重点突破时，必须防止逻辑绝对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不是一个纯逻辑的推演过程，而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立志改造剥削社会、动员劳动群众谋求解放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既是科学理论演绎的逻辑必然，又是革命实践发展的历史必然，三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关系，最终只能在实践中统一，由实践去说明。“三结构论”及其逻辑程式从总体上说，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不容置疑。如果单从事实或者单从逻辑去看待这个问题，都会陷入片面性，从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疑惑。

第二，考察马克思主义史的重点突破必须坚持整体推进的宏观视域。在统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认识活动不是片面的而是全方位的。即使各方面理论成果的问世在时间上有先有后，有主有次，有重有轻，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彼此孤立而不是互为动因的整体推进。因为基于实践发生的理论认识不可能只触及一点而不及其余，如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哲学世界观时不会考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问题，或者在研究经济学问题时不会考虑哲学和社会主义问题，那的确就是逻辑上的绝对主义。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观上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和政治观上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绝不是截然分离的；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也在进行经济学的研究。资料显示，早在1843年末马克思便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考察比马克思更早，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考察英、法、德等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每时每刻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第三，一定时期特定的实践任务和理论研究的侧重使其理论成果有先后。实践和理论的整体推进，并不否定理论研究服从实践需要的重点转移，以及与之相应在理论上的重点突破。如世界观的转变和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不能不说是先于马克思、恩格斯从事革命实践的主观因素，先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马克思主义整体创立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合乎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中的基础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吴江教授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若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那么我认为，真正能够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尤其是后者，即历史唯物论。”^[30]而在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后的一段时间，总结政治革命经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重点，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革命高潮的间歇期间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则将主要精力投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第四，防止逻辑上的绝对主义，既要防止分割三个组成部分的倾向，又要防止把三个组成部分的先后关系绝对化。三个组成部分是逻辑分析的结果，逻辑分析是逻辑综合的条件，决不能将三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孤立起来。三个组成部分按照自己的固有联系融为一体，每一个部分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相对的，它们的先后次序也只是其逻辑关联的形式表现。需要说明的是，“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的逻辑程式和先后次序，也只能仅仅反映马克思主义孕育过程，决不能将这个次序绝对化，套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任何时期。应该看到，每一时期都有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存在和共同发展，每一时期都有这三个组成部分演进的先后次序和重点突破，但是每一时期三个组成部分演进的次序和程式都不必然一样。此外，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推进除了统一于实践外，还表现为只有它们都发展到应有的水平之后，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只有它们或先或后都获得了提升之后，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等同于它的一个部分的演进，或者离开其他两个或一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都必定是错误的。

把马克思主义史的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统一起来，既要在整体推进的宏观视域下反映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点突破，又要以重点突破的史实具体生动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史整体推进的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上都有它整体发展的特点，都有它突出的主要内容。当我们反映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推进时，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的“侧重性”。庄福龄教授认为：“整体性的要求应突出不同时期摆在马克思主义首要地位的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回答，要以此为中心向各方面展开；整体性的要求也应当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理论的内在联系，避免机械地从时间上把它们切断，孤立地对待；应当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性和连续性，既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世界观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和多方面展开的特点，不要仅仅停留在三个组成部分上，也不要局限于政治革命方面，不要忽视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社会、民俗、历史、民族、科技、生产、文艺等诸多方面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论断。”^[31]如此“整体性”和“侧重性”辩证统一的要求，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总体性特征和阶段性特征提出的要求——从结构上说马克思主义整体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从过程上说马克思主义发展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统一。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多样性统一的和谐整体，马克思主义史是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辩证统一，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一定不是其结构中的某一要素或某些要素的孤立演进、片面演进。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史也就一定不是反映其理论整体中某一部分或某一基本理论演进的“部门史”或“专题史”。马克思主义的部门史和专题史是以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结构性特征为前提和依据的，不能否认它们对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演进的必要性和条件性，但把马克思主义某一学科内容、某一组成部分或某一基本理论从真理体系的整体联系中独立出来，即使尽可能考虑它与其他学科内容、其他部分、其他理论乃至体系整体的关联，也难以避免种种遗憾而达到令人满意的科学境界。正因为如此，我国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其早期以马克思主义部门史、专题史为主，但是愈到后来，理论界就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克服部门史、专题史的局限，产生了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较强的通史性著作。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发展经验表明，解构性分析也许是走向系统性综合的必经之路，但终究部门史、专题史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史也不能等同于它属下的部门史、专题史。当然，马克思主义史也绝不是其部门史、专题史的拼接组合，如何既避免部门史、专题史的拼接组合，又充分利用部门史、专题史所提供的思想材料和研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通史性研究的关键性问题，而正确把握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史的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辩证关系，正是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有效途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3]《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7]《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

[9]《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第259～260页。

[1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1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1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14]《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

[15]《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17]本段引文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299、314、332页。

[18]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19]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2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21]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22]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06年8月15日。

[23]李龙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4]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25]《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26]《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2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28]《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

[29]《陈先达文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页。

[30]《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80页。

[31]庄福龄等：《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