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中个人作用与集体作用的关系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主体问题上，必然形成主创者的个人作用与集体作用的关系。这一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地位并非一开始就是明朗和突出的，人们对此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不清晰到清晰、不成熟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完成这一转化的时间和难度已经远远超出人们通常的想象力。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一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认识误区，导致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若干曲折，留下了必须深刻反思的沉痛教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正确地解决了这一关系问题，既标志着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已经走向明朗和成熟，又表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已明朗和成熟。这一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重要表现，马克思主义史必须给以充分的关注和论述。

（一）在个人作用与集体作用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及其危害

在马克思主义史中，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群众史观、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理论日臻成熟，但在看待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主体问题上总是存在忽视集体作用的倾向，相应地在实践上总是存在夸大领袖个人作用的倾向，由此形成了一个曾经长期存在的认识误区，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者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人物个人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初步创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形成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的“主义”这种观念是既自然又普通的事情，就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己也有这种倾向的表现，例如恩格斯关于“第一提琴手”和“第二提琴手”的说法，还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简释。对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15]的说法，虽然我们有若干理由论证列宁此说的合理性，比如说这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时讲的话，并非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严谨定义等，但不可讳言，此说已经从语意上向大众传递了“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个人的思想”这一信息，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列宁本人是否这样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除了他在一些地方也曾经讲到恩格斯的作用外，还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他已经突破了“个人思想”的认识水平，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更为详尽严谨的定义。如果超出经典作家的微观视域，宏观地考察这个问题，那么甚至直到今天，也绝不少见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开创者或主创者个人思想的经验事实。以此眼光，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的只是马克思（后来也加上了恩格斯）的个人作用，在列宁主义中看到的只是列宁的个人作用，在毛泽东思想中看到的只是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在邓小平理论中看到的只是邓小平的个人作用……这种在以前看似自然、普通的观念，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反思历史，因其在理论不符合逻辑和在实践上造成的种种危害不能不警醒人们，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对于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误区。

形成如此认识误区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因为任何观念文化的理论体系，总是从个体意识开始萌生，总有开创者、奠基者或主创者。历史上那些“先知先觉”者正因其开创奠基之功或者主创的身份而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主人”，不仅将此理论体系视为他个人的思想，甚至被作为一种精神意志力量塑造成超自然的神灵予以顶礼膜拜。这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人的作用问题上“英雄史观”“天才史观”的形成并占统治地位的深刻的思想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产生后，虽然马克思主义以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否定了英雄史观、天才史观，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群众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人物与党员群体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深刻而正确的认识，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现实根源和思想动机，有的人在实践中无限夸大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个人的作用，甚至赤裸裸地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神化个人，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不绝于史，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造成了极为沉痛的危害。尤为突出的表现是只见领袖个人的思想而不见其群众基础和客观来源，只见领袖个人的决策作用而不见领导集体的群策群力，由对领袖英明睿智的尊敬和崇拜变为对领袖个人思想的迷信和盲从，把对英明领袖长期形成的权威的崇敬和服从变成了对权力的崇拜和人身依附等。总之，这一认识误区必然导致个人崇拜甚至个人迷信，是产生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权威真理观和权力真理观等错误的思想根源，其危害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与实践分离，不能接受实践检验，而且禁锢人们思想，丢失真理原则，阻碍真理发展，还会扭曲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尤其严重的是在政治上助长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家长作风，重人治轻法治，干扰法制建设，破坏政治民主，妨碍科学决策，降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能力。

考察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夸大个人作用的认识误区是主要倾向。此外，也有忽视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误区，这种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否认任何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其实质和危害是思想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政治上否认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的统一领导。但无论夸大个人作用还是否认个人作用，从总体上说，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认识和界定毛泽东思想以前，都有忽视集体作用的倾向。

（二）正确认识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的关系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一方面，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经典作家、领袖人物的个人思想相等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经典作家、领袖人物在思想政治上的权威地位。割裂马克思主义史中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的辩证关系，离开集体作用看待个人作用，既会导致迷信权威的个人崇拜，又会导致否认权威的无政府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权威、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从事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包括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影响和危害工人运动的错误思潮，既要扩大马克思主义对欧美工人运动的影响，又要把他们自己的思想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错误思潮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他们自己的著作及其思想既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命名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同把这个关系倒过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命名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或加上恩格斯）个人的思想”显然是不同的。与否认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错误思潮的思想斗争，意味着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思想及其作用的重大意义，这是关系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后来列宁面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认识上的集中统一，强调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人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思想，这也应该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简释成马克思的思想的初衷和重大意义。由此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史中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的关系，是关系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

离开集体作用看待个人作用，要么否认任何权威，要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无不表明，这既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又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维护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作用相对照，那些为了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威力的人，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个人的思想”的主观认识而大做文章的。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不仅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而且制造“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如果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个人的思想”为前提，他们能够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基本特征的目的吗？反思马克思主义史中的这段历史，由此引起的所有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最终都无不追寻到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精英个人的思想呢，还是一个领导集体、领导集团乃至一个庞大群体亦即无产阶级的共同意识？甚至可以说，一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糊涂观念，其“糊涂”的根子，都在于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精英个人的思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精英个人的作用不容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强调创立者的作用无可厚非，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不等于把个人作用绝对化和神秘化；另一方面，割裂个人作用与集体作用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创立者或主创者个人的思想贻害无穷，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事实，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精神。恰当肯定个人作用和过分看待个人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史的重大影响从正反两方面证明，辩证看待和处理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的关系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要害和关键。

从理论上说，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史中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的辩证关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经典作家、领袖人物个人的思想，这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群众史观还是英雄史观的大是大非问题。唯物史观、群众史观强调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强调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实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和认识源泉，必然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领袖人物个人从事理论创造活动的实践条件，恰当地肯定他们在理论创造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必然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精英人物单凭个人的聪明才智、通过先验式的“先知先觉”获得的理论成果格格不入。唯物史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群众史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精神，恰好是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要害和关键。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总是从英雄人物、天才人物个人的崇高的道德理性和抽象的公平正义去拯救社会和人类，这种唯心史观、天才史观成了他们的致命弱点。

从实践上说，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史中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的辩证关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经典作家、领袖人物个人的思想，这是坚持政治民主还是个人集权、坚持群众路线还是领袖意志的政治立场和决策路线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经典作家、领袖人物个人的思想，在政治上组织上必然导致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过分夸大领袖个人的决策作用而造成“家长制”“一言堂”，这也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群众路线既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又是认识路线、决策路线、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继承发展为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强调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集体领导、科学决策的民主集中制，必然有利于概括总结实践经验、形成统一的认识，为经典作家、领袖人物的理论创造活动提供必要的思想素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的理论创造活动，正是他们个人才智与民主决策、集体智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仅凭精英人物的“天才”就能产生和发展的。

个人存在于集体之中，“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16]，无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人物，他们都不是以孤立个人的方式存在的，他们作为人民群众这个伟大集体中的成员和杰出代表，他们个人的思想是这个集体的意识、意志、意愿及其实践理性的集中体现。把他们个人的思想和作用同他们赖以存在的集体割裂开来，将其绝对化，不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而是在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不仅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反之，无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领袖人物依托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所发挥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个人作用，不是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权威意识和权力意志，而是在损害整体利益和集体意志，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权威和真理权威，必然危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的辩证关系，既是维护、坚持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必须着力把握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无论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还是从概括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角度，把握好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的辩证关系都既是不可回避和忽视的重大问题，又是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内容体系的重要视角。

（三）中国共产党从否定“个人崇拜”到强调“集体智慧”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每当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关系问题上升为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者群体或者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时，由此发生的历史事件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无不重大和显赫。除了上文所及恩格斯批判、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外，一方面是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是从19世纪末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到20世纪30年代“两个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以及从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到8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非难。这些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几乎没有与之相比的重大事件，无不从两个极端给马克思主义者以深刻教训和启示。这些历史事件一方面告诉我们，在肯定集体作用的基础上树立领袖个人的威信是必要的，领袖的威信是在实践检验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离开群众基础和实践检验，背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会走向对领袖个人的盲目崇拜，甚至神化领袖而导致对领袖的人身依附和迷信盲从。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尚未执政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中虽然也存在对领袖个人思想的盲目崇拜，但个人崇拜之风并不盛行，尤其是在当时派别繁多的工人运动的政治实践之中，缺的就是政治路线的集中统一，所以个人崇拜并不明显。但如果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历史，苏联对斯大林从个人崇拜到彻底打倒的“物极必反”，同后来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反态度，历史演进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崇高威信和以他为主创的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但是由于思想上把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等同于领袖个人思想的认识误区，由于政治上对领袖个人作用的过分夸大和对领导核心权力的盲目崇拜，加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迷信盲从之风盛行起来，至“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已经远甚于原来的苏联。好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认识、处理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既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崇拜的“天才论”“造神运动”等极“左”路线，坚决地抵制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又坚决地反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倾思潮，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宏大气魄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辩证关系的认识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1978年我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苏联对斯大林由褒到贬之史为鉴，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科学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正确评价毛泽东个人的作用和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吸取“文化大革命”神化领袖的沉痛教训，否定个人崇拜，坚持群众路线，恢复集体领导，强调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不仅通过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导向正轨，而且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消除马克思主义史在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误区的重要标志。最为集中的表现是，这一决议在科学、全面、深刻地分析、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用“集体智慧的结晶”定义毛泽东思想，既恰当地肯定了领袖个人的才智和作用，又充分地肯定了党的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一决议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另一方面，党在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基于这种领袖重要作用和党的集体领导辩证统一的科学认识，这一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决议除了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而外，还将此认识高度贯彻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性语句之中，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17]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全新概括，既强调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被实践证明了的”这样的实践基础和科学本质，又强调了“集体奋斗”“集体领导”“集体智慧”这样的群众基础。“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汇集群众意见、尊重群众首创、集中群众智慧的结果，既强调了认识源于实践、从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实践中去并接受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集团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决策路线和组织路线。总之，这一决议无疑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史中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的辩证关系，彻底清算长期存在并危害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事业健康发展的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所获得的重大成果，其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括，无疑对我们从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辩证关系认识和把握整个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启示，提供了科学范例。

（四）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如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之所以中国共产党强调“集体智慧”是认识和对待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关系问题的重大突破，那是因为这之前无论坚持个人崇拜还是反对个人崇拜，无论承认领袖权威还是否认领袖权威，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群众基础和领导集体的根本作用的某种疏忽。换言之，这之前人们在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史中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关系时还主要集中在个人作用这一面上，还基本上没有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去讨论个人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界定强调“集体智慧”，其意义不仅在于防止“个人崇拜”的价值取向，而且在于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因为即使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简释为“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也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些精英个人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初创和初期发展，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导作用外，团结在他们周围的还有一大批战友和学生，如威廉·沃尔弗、约瑟夫·狄慈根、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保尔·拉法格、弗·阿·左尔格、约瑟夫·魏德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罗兰特·丹尼尔斯、卡尔·肖莱马等人，甚至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马克思也有雄辩的理由将其列入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集体智慧”之中。其次，列宁主义也决非列宁“孤军奋战”的产物，除了斯大林的重要作用外，还有诸如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作用。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那更是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为核心的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成就，这在上文已经充分阐释。此后从邓小平理论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毫无例外地是在亿万人民群众社会实践基础上党中央集体领导的主体条件下实现的。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强调“集体智慧”对人们认识和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启示，绝对不是简单地用群众史观、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去抽象“演绎”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基础和主体条件的问题，除了如何尊重历史事实，切实地肯定“集体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中的作用外，还是一个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断总结群众实践经验，集中人民群众和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坚持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从而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问题。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关系问题上强调集体智慧，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

中国共产党强调集体智慧，不仅显示了共产党人在个人和集体关系问题上认识的升华，提高了抵制个人崇拜和坚持集体领导的政治觉悟，不仅引导我们切实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史中包括个人在内的集体的力量和作用、遵循群众路线的认识规律和工作方法、永不停止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而且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个别领袖、精英人物的思想只能导致它的停滞和死亡，只有以亿万人民群众代代相传的社会实践为认识源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集团的集体智慧，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马克思主义史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亿万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认识史、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领袖人物及其领导集体作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概括总结群众智慧、集体智慧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继承和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主导作用，并在形式上主要以他们的著作为载体，具有特色鲜明的个人印记。如此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无论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或者初期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后的每一次创新飞跃都是一样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历史还将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越成熟，马克思主义越发展，“集体智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作用就越明显、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