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

一门学科的出现依赖于其研究对象的存在，一门学科的内涵是由其研究对象来规定的，一门学科的成熟也须以其研究对象的清晰明确为标志。所以，弄清楚研究对象的问题，是学科建设的首要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先在性

就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与其研究对象的实际因果联系而言，理所当然前者应当是因后者而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缘起于它的研究对象，亦即先有它的研究对象，才有这门学科的产生。那种认为先设定一门学科，而后再来确定它的研究对象的看法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事实应该是，当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人们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在不长的时间内就风靡全球，产生如此强大的神秘力量，理所当然会引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于是“马克思主义学科”便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史”也在其中。所以，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相对于自己的学科而言具有先在性。此外，同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是因其研究对象而产生的一样，其研究对象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很确定的，它的逐步清晰及其扩展深化，因其先在性也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可以想象，马克思主义史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十分简单的，它不过就是人们自发朴素地追问，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产生？马克思主义是怎么产生的？……提出并研究这样的问题，对于除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之外的人们，完全是出于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陌生的新生事物的朴素兴趣或者自觉需求，是极其自然自发的事情。而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而言，出于某些特定的需要——当然不是构建学科的需要，他们也总是免不了会论及他们的著述的写作背景、动机与历程，以及蕴涵于其中的思想观点的形成及其演进等，客观上都表现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先在性。哪怕就是他们对自己的革命生涯或科研阅历的回顾，其实都无不涉及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问题。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是先于自己的学科而存在的。

（二）马克思主义史对其研究对象的能动性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史”是其研究对象的载体或形式，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它的内容实质。因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待“学科”的内涵，它不过是科学研究对象的门类划分。虽然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的先在性是这门学科形成的根据，但是它作为学科形式一旦产生，就会有自己由隐到显、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更会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学科定位和内容要求。尤其是当其研究对象摆脱了那种自然自发、仅凭朴素兴趣进入人们的研究视域的感性状态，而进入自由自觉的、基于实践需求的理性研究状态，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地位、学科特征及其能动性就愈益明显。可以说，当人们基于一定学科去探讨它的研究对象，这一学科形式就已经开始显示它的自觉能动性，或者说是这门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因为把“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建构的首要问题，并因而产生各种不同见解，表明人们已经站在学科的主动立场上开始形成自己对这门学科的自由自觉的理解，这正是该学科具有自觉能动性的初步表现。

马克思主义史与其研究对象由自发到自觉、由感性到理性的逐步成熟过程，显然也是双方相互作用、相互规定、逐步明确从而最终达成一致的。首先是由其研究对象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然后是人们凭着对“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理解去探讨它的研究对象，继而是人们在对其研究对象尤其是在对其研究对象所处的更大范围的学科领域有所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学科建设，最后的趋势是，本学科的建设将在全面深入掌握本学科研究对象范围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划分，围绕自己的学科内容形成更为具体的学科分支。就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研究，尚处于上述第二步至第三步之间，即凭着对“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理解去探讨它的研究对象，并据此进行学科的自觉建构。

如果从教育的角度理解“学科”内涵，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形式对其研究对象的自觉能动性就更为突出。因为无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农群众还是教育学生或者知识分子，如此自觉能动的目的动机，不仅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形成和构建，并赋予这门学科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使其研究对象正式纳入学科建设的整体框架之内，即使它因如此自觉能动的目的动机而日益清晰，又使它获得自己的基本规定具有学科建设的可靠保证。事实上，无论党内党外，宣传、教育抑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自觉需要，由于马克思主义史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思想路线的科学”^[1]，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史获得自己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需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地位一旦确立，必须对其学科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的就是“研究什么”，亦即研究对象的问题。总而言之，由于教育及其教学研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最先是在高等教育及其科研机构中获得学科地位的。

（三）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学科定位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史是一门马克思主义学科，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是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根据。概略地说，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对象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从学科属性上讲，马克思主义属于社会科学大类，但在社会科学大类中，马克思主义包含多学科内容，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显著特征，因而很难将其归入社会科学大类之下的任何一门传统学科。另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既有反映其体系结构的系统性，又有反映其历史演进的过程性，还有与其主体社会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研究对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集合体”。以其严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为研究对象，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分支学科；用分析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分支学科；如果从社会科学下属的传统学科着眼研究马克思主义蕴涵的相关思想，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分支学科；而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过程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及其从创立到其后的持续发展，也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分支学科。显然，如果既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共时性结构，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历时性过程，自然就会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等分支学科。此外，如果适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际需要进行“条件”研究，比如史料的收集整理、辨别考证、编译推介等，就会形成马克思主义史料学、传媒学等。总之，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发生学科分化的必然性，随着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复杂宏大的对象范围内，已经而且还会发生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学科分化，使马克思主义学科成为包含若干分支学科的学科集群。

由上所述，考察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当然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大类之中，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史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关系，才能真正明确它与马克思主义这个总体研究对象的关系，才能真正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范围，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研究任务、确定自己的研究内容。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其他分支学科相区别，既显示自己的独特性，又显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从而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马克思主义史立足于过程性决定了它同马克思主义其他分支学科的区别关键在于“历史”二字。可以简要地说，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包括其后继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同时，马克思主义史立足于过程性，既要关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也要关联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关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就是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关联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联系中考察它的历史。如此理解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决不能等同于逻辑定义的“同语反复”，恰恰相反，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与其研究对象具有逻辑蕴涵关系，或者可以认为这门学科就是以其研究对象命名的。而且从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议论看，无论他们在表述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上有多么大的差别甚至争论，就其大处而论，都总是或明或暗地在“历史”概念的涵盖下发生的，差不多都是属于“历史”的宽窄和深浅上的差异。如此理解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是“求大同、存小异”的结果。只有“求大同”，才能成共识，如此理解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抓住“历史”二字考察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史与“部门史”和“分段史”等分支学科的关系？其实这也没有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科学社会主义史或者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等“部门史”或“专题史”，无非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侧面记述马克思主义历史，它们实质上应当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它们从一个侧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史提供了材料和支持，实际上是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必要准备。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提出，同克服“部门史”割裂马克思主义整体联系的局限不无关系；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形成，在我国也经历了从分析到综合亦即从“部门史”到“整体史”的发展过程，反映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愈益完整系统。马克思主义史同马克思主义“部门史”虽然都是“历史”学科，但区别也是明显的，显然马克思主义史并非是其“部门史”的简单拼合，这就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提出了高屋建瓴的严格要求。从逻辑联系上说，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涵盖了“部门史”的研究对象，“部门史”从一个侧面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所以，尽可以将“部门史”视为马克思主义史的下属分支。

此外，诸如马克思主义形成史、马克思主义某一阶段的发展史或者马克思主义某一后继者的思想史等“分段史”，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历史“长河”中的阶段性表现。马克思主义自从产生之后，就随着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基于实践的过程性特征，使其不同于任何昙花一现的时髦理论，它与自己的实践保持着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践的过程性决定着理论的过程性，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实践内容必然产生新的经验认识，必然实现理论创新，使其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必然呈现出显示质变飞跃的阶段性。马克思主义的“分段史”就是马克思主义阶段性的表现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的历史记录。同样可以认为，“分段史”更加具有为马克思主义“全程史”创造条件的理论意义。当然，从“分段史”到“全程史”的历程，并非只是一个理论研究的渐进性问题，其中还包含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更深层次、至关重要的观念转变问题，那就是理论研究的渐进性只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反映。完全可以理解，最初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只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相一致，直至后来，当人们为了抵制假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而强调“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个观念尤为强烈和具有现实意义。但如果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就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上。所谓“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凝固而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观念上突破“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局限，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后来的学科发展中它总是具有相对的意义。这一观念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中直接表现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狭义理解到广义理解的飞跃，在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研究中则表现为其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朝着未来方向无限期地延长。可见，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的过程性既是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根据，又是它具有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所以，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过程，它不会有“最后定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史也只能是“分段史”的持续递进。

（四）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

1868年7月恩格斯撰写出马克思的第一部传记，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正式开始。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一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为马克思作传，同时也为恩格斯作传，如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都曾经为马克思或者恩格斯写有正式的传记作品。此外，还有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有所了解的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或学生，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写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我们当然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传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但这却是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最初的导因、自发的形式和必要的资料准备。人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从动机上说，那是因为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内容上说，这些传记都无不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及其思想成果作为主题或主线。因而为马克思、恩格斯作传，虽然表现的直接对象是人物事迹，但却是指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这个研究对象的。可以把为马克思、恩格斯作传视为引导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形成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尚无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意识，只有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间接存在，其对象是“自在”的，其研究是自发的，其形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传记。

相应地，当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由“隐”到“显”、由间接而为直接时，马克思主义历史这个研究对象逐渐清晰起来。虽然这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但如同人们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一样关注马克思主义历史“本体”，其研究对象以各种不同的反映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尤其是进入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视野。这方面的史实有如1885年考茨基在恩格斯指导下驳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阿德勒对19世纪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歪曲，必然牵涉马克思主义初期历史问题。又如德国历史学家梅林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4卷本，考察了从1830—1891年期间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第一次在大部头史书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创立初期的历史。当然严格地说，这种研究状态因其只是“关注”或“牵涉”而仍然没有直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本体为对象，但离这一“本体”直接进入史学学科却只剩下最后一层“窗户纸”了。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继恩格斯之后进一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时，马克思主义历史本体就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了。诸如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唯物主义历史概论》等著作，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等著作，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作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历史阶段作了科学的划分，空前明确地标示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确定性。而且对照伯恩斯坦为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所作的“两阶段论”分期，使我们看到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不过即使如此，已经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还囿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体系的早期认识。值得庆幸的是，在列宁眼里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个“历史”跨度，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生命，延长到了新的世纪，而且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2]，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基于世界人民革命的新高潮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光明前景。这样就为一个“发展着的研究对象”埋下了伏笔，为这个研究对象的阶段性扩展预留了空间。不仅如此，列宁还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整体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侧重性，表明这个研究对象在列宁眼里不仅清晰，而且已经是一个生动活泼、有着强大活力的生命有机体了。

马克思主义历史作为一个明确清晰的对象一旦进入历史学科领域，一门新的历史科学便会呼之欲出了。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因分析的需要而需要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分割”；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的需要，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产生的直接原因。这时马克思主义历史获得了自己的学科地位，同时也使这一研究对象进入了自由自觉的研究状态。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创建工作始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后，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列宁亲自抓了这项工作。当时俄国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沃尔金开设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斯切克洛夫开设的国际史、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党的高等学院开设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等课程，还有梁赞诺夫在社会主义学院开设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课程等，就是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初期建设的缩影。特别是梁赞诺夫出版《马克思主义史概论》一书，应该是这门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此后不久，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建立列宁学院的决议，列宁主义作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正式纳入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范围，第一次为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增添了新的内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传入就事实上获得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地位，其中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这一研究对象，而且这一研究对象因其一开始就包含着列宁主义而处于一种较为成熟的状态。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实现理论认识上的飞跃，获得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理所当然地不断延伸着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仅成为一个新的对象领域，而且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重点和特色。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延续到八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其初期的研究成果，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其最高研究成果。此外，在全国理论界学界不同作者、不同名称或版本的毛泽东思想史的著作、教材数不胜数，以毛泽东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著作、教材更是难以计数。对邓小平理论及其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全国第一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诞生开始，邓小平理论正式列入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在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高潮中，产生了众多理论成果，其中不乏反映邓小平理论历史的论文、专著和教材。2000年以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也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史新的研究对象，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政治报告，以及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关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讲话中，都包含着对这些不断增加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认识成果。

中国思想政治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不仅在历史跨度上，而且在内容体系的完整性上，都明显地超过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除了上述朝着今天的方向不断延伸、及时扩展的特征外，还突出地表现为从分析性研究向综合性研究的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分割式”研究占主导地位。诸如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列宁思想史》等，以及后来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专题史诸多成果，还有版本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科学社会主义史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部门史等教材、专著等。这些研究成果既突破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传统观念，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扩展到了道德、宗教、文艺、军事等领域；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斗争、学术争鸣中发展的历史特征，把研究视域扩大到了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共生共存关系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领域。这一时期虽然处于“分析性”或“分割式”研究状态，但由于它们都无法回避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在结构上的共时性联系和在过程上的历时性联系，因而从总体上看，各方面、各阶段的“分工式”研究是彼此关联、前后衔接的。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一旦达到足够丰富成熟，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完整系统性便清晰地显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理论界无论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境界都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理性具体”的把握。当初在列宁心目中开始萌生的那种鲜活的具有立体感的研究对象在中国最终形成。其突出表现就是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强调并着手马克思主义完整历史的研究，产生了一批具有“通史”容量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教材，如许征帆等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史》6卷本，郭继严、鲁开荣等编写的不同结构、风格、版本的同名教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4卷本等。尤其是后者，可以说体现了中国理论界研究马克思主义通史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以该4卷本为基础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程的教材《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以一种开放的、具有延伸性的框架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扩充其对象范围，历经数次再版，沿用至今。

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在中国虽然目前已经处于一个成熟的阶段，但并非就是最后的研究状态。一方面虽然目前着眼于“完整历史”的综合性或“通史性”研究占主导地位，但分析性研究并没有停止，综合性研究并不否定分析性研究的必要性。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其研究对象将因这门学科的深度分化得到科学“解析”。在马克思主义通史的宏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国别史、阶段史、传播史、史料史或者反映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重大事件、主题转变的专题史等等将组成一大繁荣兴盛的学科门类。另一方面，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也已经摆在我们眼前。20世纪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用“集体智慧的结晶”定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理论界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从只见个人转向注重集体。显示这一动向的“苗头”，其实已经体现在上述那些强调“全面完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主张中。郭继严教授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是某几位人物的思想史，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某个组成部分的历史，而是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历史。”^[3]正是着眼于“集体智慧”，中国共产党既肯定核心人物在理论上的主创地位，也开始注意研究领导集体中其他成员的作用。而且在对新的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活动中，越来越注意集中全党的智慧，越来越趋向从实践主题，而不是从理论主体去概括、命名创新理论。诸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都显示着这样的趋势。这无疑将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对象的理解，不仅左右其未来发展方向，而且会让人们“回头看”，从而突破原来的某些“禁区”和开发那些未曾触及的“处女地”，如此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进入某种新的状态和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