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与“红绿政治”之关系

西方生态环保主义运动的发展，最初崛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生态运动的发展，生态批判开始从经济层面进入政治和文化等更深入的层面，呈现较为明显的政治生态化和生态政治化特征。所谓政治生态化，简单地说，即从政治视角审视，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关注生态问题。生态政治化则是指基于生态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从政治视角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与途径。生态政治化与政治生态化体现了当代生态问题的政治转向，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红绿政治”日益交融。

一、“红绿政治”:当代生态问题的政治转向

在西方轰轰烈烈的生态运动的“绿色”旗帜下，聚集着形形色色的思潮和流派。这些思潮和流派大致可分为“绿绿派”和“红绿派”。国内学术界一般把伦理生态主义和绿色资本主义流派归属于“绿绿派”，它们最主要的立场和观点就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但不触及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制度而进行生态危机的理论批判和建构，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生态主义”理论;而“红绿派”主要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他们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反生态性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我们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西方环保运动的“绿色”旗帜下，“红党”和“绿党”两大阵营应运而生。“红党”(Red Party)即红色政党(在西方政治组织中主要指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左翼)，以批判资本主义、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其政党组织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现实，引起了“红党”组织的关注。“红党”认为实现自然的绿化、经济的绿化，首先必须实现政党的绿化、权力的绿化以及心灵的绿化。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同生态危机联系起来，并把社会主义理论与解决生态危机联系起来，成为“红党”走向政治生态化的时代选择。

“绿党”(Green Party)即绿色政党，是以生态问题为核心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政治观念、政治组织、政治规范的政党组织。“绿党”基本主张是生态永继、草根民主、社会正义、世界和平，认为实现自然的绿化、经济的绿化，就必须实现政党的绿化、权力的绿化、心灵的绿化。因此，生态政治化成为“绿党”在当今生态危机面前的政治选择。

绿党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仅仅局限于工程技术领域、经济领域或者伦理道德领域的局面。从此，“绿党”和“红党”都把西方生态环保运动纳入政治领域重新进行定位，也把人们关注生态危机的视野引向了政治领域，把环境问题与政治的相互联系凸显出来。

西方生态环保主义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阶段是西方生态运动最初崛起的年代，其标志是“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当时生态运动的主要关注对象是环境资源问题，对“工业主义”及其后果从事现象层面的揭露与批判。“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人类自身敲响了“全球生态危机”的警钟。以对待“全球危机”的态度为界标，生态运动内部产生了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歧见与论争。悲观派持“增长的极限”论，认为全球危机不可战胜，地球资源即将耗尽，人类即将走向增长的极限和自身的毁灭;乐观派则持“没有极限的增长”论，认为生产的增长和人类的进步没有极限，高新技术将是人类战胜环境危机的利器。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是西方生态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此时的生态运动主要是从事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如何对待技术进步为中心，展开了“深绿派”与“浅绿派”之争。“深绿派”是绿色运动中要求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坚决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生态先于一切”，否定“经济增长论”的一派;“浅绿派”是绿色运动中的缓进改良派、现实主义者，主张环境保护应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与归宿，人类行为只要稍加改变，生态危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浅绿派”主要是批判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不当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深绿派”则否定一切技术，主张“生态原教旨主义”或称“生态基要主义”。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此时生态批判进入更深入的政治和文化层面。随着生态运动的深入发展，绿党分化为“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两大阵营，并产生了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在政治上和生态伦理观上的分化。在政治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对立，在生态伦理观上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生态社会主义开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一种新的或有限的人类中心主义，使生态运动内部发生了价值取向上的分歧和转折。

从悲观派与乐观派之争到深绿派与浅绿派之争，再到绿色绿党和红色绿党之争，这一过程反映了西方生态运动的发展在政治实质和文化价值上的深化。生态主义运动的社会性质是复杂的。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了西方国家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现状的不满和反抗。它既谴责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批评当年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但是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为资本的扩张、为满足人们的无限物欲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因而有些派别倾向于完全否弃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有些生态主义派别主张回到原始状态，转向一种“更朴素的生活”的倾向，此类社会理想具有较浓的乌托邦色彩。生态主义运动的主流在激进的社会批判之下掩盖着保守的实质。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红绿政治”之关系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在实践上主要表现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它最初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时期。由“红”到“绿”，以70年代的鲁道夫·巴赫罗和亚当·沙夫为代表，他们是最早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成为推动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实践派代表人物。在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安德列·高兹。鲁道夫·巴赫罗倡导社会主义生态运动、谋求“绿色”(生态运动)和“红色”(社会主义运动)政治力量的结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群众联盟。亚当·沙夫原是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一个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参与罗马俱乐部活动并成为最早的成员之一，1980年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以上二人既是共产党人中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人，也是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被看作“红色”(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的实践推动者，其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高兹是较早开始研究生态运动与政治斗争关系的，他从理论方面、以生态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反生态本性。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由于以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任务，而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建构还没有形成系统论述。因此，其社会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绿绿政治”运动的理论区别还不明显。

第二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得益于生态运动本身如火如荼的展开，生态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体系化时期。这一时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明显具有“从红到绿”的特征，即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生态学领域，加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态问题。因此，“红”与“绿”的交融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特征。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莱斯、本·阿格尔以及安德列·高兹等。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其生态社会主义的典型政治理论特征就是“红绿交融”。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绿色红化”。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在实践活动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阶段的影响力和发展速度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尽管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但这并没有给生态马克思主义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建构反而趋向成熟化。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大卫·佩珀、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乔治·拉比卡是法国左翼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致力于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瑞尼尔·格仑德曼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为“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不同于统治(mastery)，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这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实质上是服务而不是破坏。佩珀自称为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了生态运动中的“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特征是“绿色红化”。一方面，我们看到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左派人士纷纷进入生态学领域，甚至与生态主义绿色运动结盟，出现“从红到绿”、“红色绿化”的现象。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一些绿色运动的理论家拉近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程度不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并努力用此来重新解释其生态理论”^[43]，出现“从绿到红”、“绿色红化”现象，并且随着“绿色红化”这一新现象的出现，在生态运动中“红色”的地位又进一步增强了，呈现出“红色”生态社会主义超越“绿色”生态主义的趋势，并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势头。这种生态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结盟倾向的新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当今一些学者关于生态与政治关联性上，提出“生态政治化”和“政治生态化”理论的根据所在。^[44]红绿两派的生态政治新思维，共同构成了当代西方生态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亮丽风景线。

综观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它经历了“从红到绿”、“红绿交融”和“绿色红化”三个阶段，其中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理论，从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流派中脱颖而出，而且凭借其建构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现实实践层面的影响力，一跃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生态危机根源、寻求解决生态危机途径的最有生命力的理论。无论是绿党队伍中的“从红到绿”、“红绿交融”，抑或执政中的“红绿联盟”，还是思想理论上的“红绿分化”，“红”与“绿”的对话，这些组织之间的思想交锋为我们展示了新的生态思维和新的政治价值取向。不仅是在理论上从生态政治维度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而且在实践中通过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推进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进程。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生态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进行全面的批判，批判的内容涉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他们在对这些方面进行理论论述时，有时是把这几方面的内容相互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对这些论述进行一个大致的分层梳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接下来就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依次展开来探讨。

【注释】

[1]如余谋昌教授的《生态伦理学》(1991)、刘湘溶教授的《生态伦理学》(1992)、叶平教授的《生态伦理学》(1994)，这些著作的相继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能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伦理学生态主义是当时国内学术界关于环境危机问题的研究主题。

[2]认为非人类自然物具有主体性特点，这主要根据系统论哲学家E.拉兹洛的研究得来的。他认为，从系统哲学来看，主体性普遍存在于有机组织复杂性的那部分自然界内，它是系统的感觉形式记录内部作用于它的存在状态的那些能力，人类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主体性就是全世界的唯一的主体性。参见E.拉兹洛的《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88～107页。

[3]卡逊:《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6页。

[4]这里指非人类自然物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定标、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5]叶平:《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3页。

[6]刘湘溶:《生态伦理学》，湖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7]布莱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75页。

[8]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New York，1949，p.240.

[9]科尔曼:《生态社会的价值观》，转引自杨通进等编写的《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83页。

[10]同上，第384页。

[11]科尔曼:《生态社会的价值观》，转引自杨通进等编写的《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85页。

[12]皮特·辛格:《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转引自杨通进等编写的《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13]刘湘容、曾建平:“作为生态伦理的正义观”，《吉首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15]Brain Barry，Circumstances of Justice and Future Generations，White Horse Press，1996，p.243.

[1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17]W.H.Murdy，Anthropocentrism:AModern Version，Science，1975，p.1175.

[18]卜祥记:《福斯特生态学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哲学动态》，2008年第5期。

[19]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页。

[21]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55页。

[22]韦伯的“合理化”思想理论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关于理性是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的思想，并把哲学领域的“理性”范畴移植到社会学领域，并被称为“合理性”。韦伯的“合理性”就是“合目的性”，可分为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但韦伯更着重对工具理性概念的运用，认为西方现代社会合理化所经历的是一个价值理性萎缩、工具理性扩展的演变过程，由此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视为对工具理性为目的的追求过程的展开，人的异化正是沿着这个路径演变而来。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诊断现代社会病症提供了理论上的路径依赖关系。

[23]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

[24]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25]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e 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2，p.5.

[26]Ibid.，p.13.

[27]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35页。

[28]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纽约1982年英文版，第28页。

[29]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30]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08页。

[3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9～16页。

[3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6～17页。

[33]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页。

[34]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波士顿1972年英文版，第55页。

[35]同上，第61页。

[36]马格斯、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3～464页。

[37]转引自刘仁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3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39]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86页。

[40]刘京:“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异化论和生态危机论”，《学术界》，2006年第2期。

[41]这个观点威廉·莱斯在1994年为《自然的控制》再版序言中提及。

[42]当前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3]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79页。

[44]如陆聂海撰写的“生态政治和政治生态化刍议”(《福州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李连奎撰写的“政治生态化——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党政干部学刊》，2007年第5期);文传浩撰写的“论政治生态化”(《思想战线》，2000年第6期)等，这些文章已经对政治生态化与生态政治化的相互关系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