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人态化世界和异态化世界的哲学意义

把我们周围的世界区分为天然世界和人为世界，尤其再把人为世界区分为人态化世界和非人态化的异态化世界，不但有着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而且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哲学理论价值。下面，我们着重谈谈这种划分的哲学意义。

第一，对转变哲学研究重心的意义。

从本质上讲，哲学是以人和世界的总体性关系及其存在形态、演化规律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但是，我们的传统哲学则对人和世界的多向度、多特性的关系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只侧重于自然世界和知识世界，而忽视对人为世界的应有研究。这种哲学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的不正常现象，早在26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就在枟新科学枠中明确指出和批评过：“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33]（维柯的“民族世界”、“民政世界”概念即为“人造世界”、“人类世界”）令人遗憾的是，维柯指出的这种现象，时至今日仍然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无可否认地存在着。

例如，我们的传统哲学的基本思路和研究重心，主要在于把精神世界归结为物质世界；把人类和人类社会还原为自然世界；把人为世界还原为天然世界，在讲外部世界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它等同于自然界。这样一来，哲学的视野往往忽视了人、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忽视人周围的现实存在的人为世界及其与人的多向度关系，也往往忽视了人应对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进行反思、再认识和再改造的必要性，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哲学应对现实世界持科学理性和批判怀疑态度的导向作用。毫无疑问，哲学研究中的这种偏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忽视了人为世界和天然世界、人为世界中的人态化世界和异态化世界的区分而导致的。

然而，一旦我们把“世界”区分为天然世界和人为世界，并深入人为世界之中作理性的批判和良知的审视，那么，哲学研究对象和关注的重心就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哲学不但需要把人还原为大自然，而且更要求大自然走向人；哲学不但需要把人为世界还原为天然世界，而且更要求从天然世界走向人为世界；哲学不但要看到人周围的客观世界处处在规定和制约着人，而且更要看到人的创造、人的力量、人的责任以及人在人为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哲学不但为人类能够创造出一个不断生成着的人为世界和人态化世界而激动不已，而且也为人类自己创造出一个不断延伸着的异态化世界而忧心忡忡。

因此，这种具有新视野的哲学，其基本思路和关注重心将从物走向人，从天然世界走向人为世界，从人为世界和异态化世界走向人态化世界。将更加关注人的现实境遇和使命，更加关注人周围的现实世界和人为世界，也更加弘扬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人道性以及尊重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从而强调天人合一、物我统一，使人和周围世界保持较佳状态的和谐和统一。

第二，对发挥哲学的理性批判和理想建构功能的意义。

从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根据方面来考察，哲学既应给人们提供人和世界及其一般关系的总体性“看法”，又应给人们提供处理人和世界及其关系的实践性“指导”。人类之所以需要有哲学，是因为哲学是人类掌握周围世界和人类自身命运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别的任何理论的或实践的方式所无法取代的。哲学作为一种掌握人和世界及其关系的特殊方式，它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它总是从理性批判和理想建构及其相统一的方面去掌握人和世界及它们的总体性关系。因此，真正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关注人、世界命运的哲学，它是绝不会放弃自己应有的实践指导功能的。

也就是说，它不会只停留和满足于给世人提供说明和理解既存世界的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不是现存事物的注释和注脚。这对马克思的哲学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视为批判旧世界和创立新世界的“精神武器”，主张“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4]。但是，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唯批判主义”，它坚持现有与应有、肯定与否定、现实与未来的统一性，批判的目的在于建构未来的理想世界：“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5]。毫无疑问，马克思之所以在自己的哲学观上和整个学说中弘扬其理性的批判功能和理想的建构功能及其二者的有机统一，是因为马克思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清醒地看到了现存人为世界中存在着的大量的非人性、反人道、非合理性和异态化的东西。

然而，由于我们的传统哲学忽视了天然世界和人为世界的区别，尤其无视人为世界本身也有人态化世界和异态化世界之别，因而在客观上也就有意无意地淡化或放弃了马克思哲学的理性批判和理想建构的实践功能。

可见，人态化世界和异态化世界、天然世界和人为世界的区分，为哲学对现存世界的理性批判和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建构的实践性功能，找到了现实的、内在的客观基础和逻辑前提。因为，天然世界和人为世界、人态化世界和异态化世界的范畴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就在于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和真理：人类不但生活在天然的世界中，更是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人为世界里；人类不但创造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人态化世界，而且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悖于、有害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反人化的、非人化的世界，即异态化世界。

因此，对人为世界、既存的一切事物，都必须，也应该作批判的分析和理性的审视，人们不应该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不断扩大着的人为世界而盲目乐观、忘乎所以，必须反躬自问，清醒地意识到人们自己也铸造了种种反人性、非人化的异态化现象；人们不应该只满足于追求一个人为的世界，还必须追求和创造一个更高理想的人态化世界；人们也不应该只满足于自己能够改造世界，能够创造人为世界，还必须懂得自己应该怎样去改造世界，怎样更好地去创造世界；人类不仅应该向天然世界挺进，而且更需要向非人化的异态化世界进军；人们不但需要继续关注和深化对天然世界的认识，而且更有必要加强对人为世界本身进行再认识、再反思、再评价和再改造，努力追求和创造一个更理想的、集利真善美为一身的、真正人态化的世界。正是在这里，哲学的理性批判和理想建构的实践功能，有了自己充分的、相应的用武之地。

第三，对加深理解马克思哲学本性的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本性、使命和它超越旧哲学的契机，在本质上都与马克思本人对周围人为世界、感性世界的基本看法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关于人为世界、感性世界的论断。我们虽然不敢断定马克思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感性世界”的理论体系，但说马克思著作中有着大量而丰富的“感性世界”的理论，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人类周围的感性世界，即我们说的人为世界，正是当年马克思最为关注的对象。

当然，马克思并不否定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不否定自然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性。没有这个自然世界，人类也就不可能进行实践创造，更不可能有现实的感性世界和活生生的人为世界的存在。但是，这种尚未与人发生实践的改造关系和价值的效应关系的天然世界，却还不是有直接的属人特质和意义的，也还不是人的现实客体和主体人的对象性存在物。从现实的属人的形态上讲，天然世界与主体人只有抽象的、外在的关系，只有经过人的实践改造而成为属人的、对象性的自然界时，它们才称得上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和“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36]。

因此，对以现实地改造整个世界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为己任的马克思来说，他更关注、更关心的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这个人为的感性世界。他曾尖锐地指出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哲学无视这个最值得关注的人为的感性世界的致命缺陷，是“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7]。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批评仅仅把这个感性世界看作是主体人的产物和观念的外化的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自己哲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片面性，又超越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片面性，对人周围的对象、现实、世界、环境，既从客体的方面去理解，又从主体的方面去把握。但是，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是人类世代的实践活动的结晶，而这种创造人为世界的实践活动，“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38]。因此，对这个感性世界又必须“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然而，无论是旧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却都“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39]。正是从“感性世界”出发，马克思达到了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理论高度，又进而独树一帜地高扬了实践活动的地位和意义。

但马克思对“感性世界”的理性把握，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不但主张用主客体的统一性和实践性去看待和把握这个“感性世界”，而且还坚持用无情批判的尺度去审视和对待这个“感性世界”。结果，马克思发现这个既存世界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完全符合人性和人道的理想的人态化世界，相反，倒是一个到处充满着荒诞矛盾和异态化现象的“颠倒世界”。马克思当时仅仅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就揭露出了大量的异化了的劳动、异化了的生活、异化了的人和人们自己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40]。正因为人为世界、感性世界还有人态化世界和异态化世界之分，因此，马克思主张对这个现存的感性世界，必须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再认识、再评价、再改造；并由此而称自己的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他进而规定自己哲学的历史命运和使命就在于“改变世界”，绝不像旧哲学那样，“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现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41]。当然，感性世界的所有异化现象归根结底不过是人的异化，即使“异化的自然”也是人的异化的反映，因为，“人从自身和从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通过他自己本身和自然界同有别于他的其他人所发生的那个关系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此外，任何异化了的自然，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缺陷性的现实表征。

因此，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所发现、所追求和所建构的未来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42]。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人化的社会，是一个首先着眼人的解放的社会，是一个人成了社会、自然和人自身的真正主人的社会。

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和特点，以及它的立脚点、归宿点和历史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他的“感性世界”的理论上的。因此，只有深入而系统地研究天然世界和人为世界、人态化世界和异态化世界理论和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我们才能真正领悟马克思哲学和他的整个学说的本性、精髓以及它们在现时代的理论价值。

第四，对把握现时代人类“发展困境”的意义。

在当代，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为的感性世界正在突飞猛进地日益膨胀着，人类的文明水平和人化程度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反文明、反人化的异态化世界也同时态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地步。当代人类普遍遇到的一个基本矛盾和事实是：向往迈进但又对其后果不得不心存疑虑，文明和人化的发展成果不得不以昂贵的异态化效应为代价。综观全球，现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着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军事冲突、种族歧视、风气败坏等“发展困境”。实际上，这些“发展困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异态化、负态化效应在现时代的表现。说到底，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人与世界、人态化世界与异态化世界的关系问题。

面对这些时代性课题，哲学并不是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的，只要我们的哲学真正切中时弊，真正把握时代的现实主旋律，真正关注现实世界和现代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充分发挥自己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功能和理想建构功能，就能合乎逻辑、理性和良知地做出自己应有的结论，从而激励人们自强不息地去创造一个更加适合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更加理想的人态化世界。对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里作专门的探讨。

【注释】

[1]［俄］列宁：枟哲学笔记枠，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0页。

[2]［俄］列宁：枟哲学笔记枠，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9、348页。

[3]［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122页。

[4]［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5]［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5页。

[6]［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枠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7]［德］马克思，恩格斯：枟费尔巴哈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8]［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页。

[9]［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10]［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11]［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枠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12]［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0页。

[13]［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14]［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15]［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48页。

[16]［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0、451页。

[17]［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18]［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6页。

[19]［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1、410页。

[20]［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页。

[21]［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页。

[22]［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

[23]［德］马克思，恩格斯：枟费尔巴哈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24]［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25]［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页。

[26]［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27]［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4页。

[28]［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29]［美］赫伯特·西蒙：枟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30]［德］马克思，恩格斯：枟费尔巴哈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31]［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80、81页。

[32]［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枠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33]［意］维柯：枟新科学枠，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35页。

[34]［德］马克思，恩格斯：枟费尔巴哈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35]［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6页。

[36]［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51页。

[37]［德］马克思，恩格斯：枟费尔巴哈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1、83页。

[38]［德］马克思，恩格斯：枟费尔巴哈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1、83页。

[39]［德］马克思，恩格斯：枟费尔巴哈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1、83页。

[40]［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41]［德］马克思，恩格斯：枟费尔巴哈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1页。

[42]［德］马克思：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