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活动的发生学前提

人所以要进行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不但是由物质世界、实践客体决定的，而且更根本的是由人自身的本性以及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特性所决定的。

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发生学角度来分析，人类实践活动产生的基本前提，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为实践客体的客观世界的现实存在；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产生和存在；实践的主体与客体发生对象性、改造性的实践关系，即主体对环境发生了实践性的行为模式。马克思曾经精辟地论述了人类历史产生——实践活动产生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前提。他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7]显然，马克思把有肉体组织的人、自然界以及这些人和自然界发生的“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实践性关系，看作是人类历史和创造人类历史的实践活动的产生、存在的基本前提，而且，有关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都必须从这些基本前提出发。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也为我们考察人的实践活动的起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思路。

考察人的实践活动的始源性发生，最根本、最主要的是说明实践主体的产生以及人同周围环境之间的实践性关系的形成。因为，作为实践活动的始源性客体是先在于人而客观地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可塑造性、可改造性也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因此，需要着重考察的是，人作为实践主体而产生的人体结构前提，以及人对周围环境的实践性关系产生的行为结构前提。

当然，由动物的生理、心理结构向“人”的生理、心理结构的进化，由动物同周围环境的本能性适应行为向“人”的实践性适应行为的转化，是同一个历史进化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毫无疑问，人类祖先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他们的肉体组织、生理结构、心理结构和生存活动方式、行为活动方式，都是同时态地共同进化的。显然，人在肉体、生理结构上的进化，必然会导致人在机体功能、活动结构上的变化；而人体机能、活动结构上的进化，也必然会反过来巩固进化了的人体生理结构和进一步促进人体生理结构的改变。而且，人的肉体、生理组织只有在它们发挥功能行为的活动中，才有可能得到改变和进化。因此，人的肉体组织和生理结构的形成史，就是人类祖先的体质结构与其行为功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历史。人的肢体结构和形态的改变，实际上就是由于行为功能的改变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人类祖先在亿万年的进化征途中，不仅获得了许多唯有“人”才具有的生物、生理的组织特征，而且更有关键性意义的是积累和获得了一系列唯有“人”才具有的行为能力和活动模式。生物进化史和生物人类学研究证明，人的机体结构、功能和行为结构、活动模式，主要不是大自然馈赠的现成“礼品”，而是人类祖先在自己的行为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产物，是在他们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活动中逐渐进化的结晶。因此，我们下面拟从生物进化史的角度把实践主体的起源和人同周围环境的实践性关系的起源结合起来，去考察作为两者有机统一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发生的问题。

任何现实活动着的主体，他首先是一种有生理结构、有肉体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的肉体组织、生理结构的形成，虽然主要应归功于人类祖先的行为活动，但它们同时也是自然界的有机生命体长期进化的产物。因此，“人体”作为实践活动的物质载体、承担者，显然是有其生物学的前提的。

在生物学上，人属于哺乳纲灵长目的动物。在哺乳动物中，灵长目动物有许多特殊的重要特征。例如，它们的指头上有扁平的指甲，而不是锋利的爪子；它们主要以“捕食”为主，多数生活在树上或树周围；它们那长而灵巧的并带有扁平指甲的手和手指较为适用于攀缘树枝或抓举物品；它们不能靠四肢在地上到处跑动和用鼻子直接嗅闻东西，而往往端坐或歇息在后肢上；它们能发出叫声，环顾四周，由于生活在树上，具有良好的视觉，而且眼睛大都长在脸的前面，而不是两侧，因而能看到三维物体，可以较灵巧地在树枝上跳动；它们开始对环境有某种程度的好奇心和试探性的举止行为；大部分灵长目动物已开始过群体生活并倾向于形成优劣等级；等等。总之，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有长而灵巧的手和臂，有一个适于控制手臂和神经系统的较大的头脑，有色感的立体视觉和发音能力，有注意力和好奇心以及在生存活动中有群体性。

在灵长类祖先的进化长河中，后来从原始猴猿的祖先中又分化出了类人猿家族，从类人猿家族中又分离出了人科。再经过漫长岁月的进化，类人猿科与人科之间又形成了各自有别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有：（1）人科成员都是两足的，他们用双脚直立行走，而不是用四肢行走或用双臂攀缘。类人猿前后肢虽也有初步的分工，但只能半直立行走或短暂的直立行走。直立行走使某些肢体和器官得到新的“解放”，视野范围更加开阔，身体活动更加灵活，活动空间和幅度也相应增大。（2）人科成员具有一双灵巧的手。由于直立行走使前肢得到了“解放”，从而可以使其用于探寻活动和改变部分的环境，进而逐渐进化为人的认识器官和实践（劳动）器官。（3）人科成员的大脑要比类人猿的脑大得多。脊椎动物在进化系统上越高，它的大脑就越发达。随着脑量的扩大，脑的功能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直立行走促使视觉等感受器官和手、脚等活动器官更加灵敏，并产生出新的活动功能。所有这些又反过来刺激着大脑的进化。人科成员在经过了生物刺激反应—生理刺激反应—心理刺激反应的进化之后，开始有了某种意识反应和智能反应，为过渡到具有理性意识、抽象思维、自我意识能力的人脑，准备了脑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的客观前提。（4）猿类动物基本上是草食动物，长有用来防御的长而尖的犬牙；而人科家族的牙齿则较扁平，功能也不太专门化、特定化，因而适用于吃肉类和草类的混合食物。（5）人科家族有了良好的语言器官。说话发音是大脑、肺、喉、口、舌、鼻等一系列器官协同活动的结果。伴随着直立行走，口腔、鼻腔、咽喉形成了直角，呼吸道增长，特别是喉的诸多软骨、韧带和肌肉发生的变化，使发音气流畅达，并产生共振效应，使音调多样可变。

生命的肉体组织的生理结构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和体现在有机体行为功能上的差异。但是，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任何有机体的生理组织和行为功能，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周围环境的一种生存的适应模式。一切生物的进化都是它们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的。较为低等的生物一般通过机体的生理变化和行为变化（生理反应和行为反应）来适应环境的变化。高等生物在进化系统中之所以处于“高等”地位，主要是由于它们比低等生物有更多样、更复杂、更成熟、更灵活、更开放、更自主的适应系统和适应模式。人类与类人猿之所以处于生物进化的最高层次上，关键就在于它们有复杂、多样的适应系统和适应方式。其中占突出地位的是它们的行为适应方式和系统。这是因为，行为方式和系统带有基础性、主导性和整体性，它涉及和关联到生理的、心理的、意识的、组织的、群体的等其他各种适应方式和适应系统。当然，人的适应系统和实践行为方式又要比类人猿更复杂、更多样、更高级，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人类的适应系统和实践行为方式是在类人猿的适应系统和行为方式的基础上进化、发展而来的。因此，就人类实践活动的起源来说，我们可以视类人猿的行为方式为人类实践活动得以产生的生物学前提。

那么，类人猿的行为方式在哪些方面为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起源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呢？根据生物学、动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所提供的材料，类人猿的行为方式在以下几个方面成了人的实践行为的发生学前提：

第一，为人的实践活动的起源提供了原始形态的行为器官。生物行为作为机体的一种适应性功能，当然必须有相应的生理器官。就行为的生理机制而言，类人猿和我们人类的行为活动，原则上取决于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感觉知觉系统和生理组织系统的协同性活动的程度。当然，这些系统和生理器官又是伴随着行为活动的发展而改变的。毫无疑问，类人猿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效应和运动器官，既是类人猿自身活动机能和行为功能的生理基础，也是人的活动的生理基础在类人祖先身上的萌发。其中最具突出作用的是，类人猿的主要行为器官——手脚初步有了分工，而且能够半直立行走或短暂性地直立行走。恩格斯把前后肢的分化和直立行走看作是“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8]。类人猿手脚的初步分工使肢体器官和行为器官生发出了新的活动功能，并为从事新的活动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为使用工具、用手“劳动”、促使大脑及其功能的发展、提高机体的行为能力和感觉能力等，都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

第二，为人的实践活动的起源提供了使用工具的原始方式。使用和制造工具并用工具去改造环境对象，这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基本标志之一。在类人猿那里，就已出现了使用工具的萌芽。黑猩猩是除了人以外灵长类中使用工具最出色的代表。有人观察到，黑猩猩能够站立着或跑动着使用棍棒和投掷石块，能够用树枝搔痒，用树叶擦身，用石块砸开果壳，用草棍、枝藤钓食白蚁，还能用石块、枝棍攻击侵袭者。使用工具使类人猿的行为活动进化为工具性的活动，这在由猿到人的进化中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工具的使用直接改变和代替了许多生理特性和功能，使机体的行为开始突破了单纯受肉体组织制约的狭隘性；工具性行为改变了动物同环境的直接性、肉体性的联系，扩大了躯体的活动能力和躯体能力所能作用到的对象范围；工具的使用使人类祖先不再单方面地、消极地承受自然界的作用，而有可能反过来使自身作用于自然界；工具的使用使人类祖先能比在自然选择条件下更快地实现着机体形态和生理结构的进化，使它们能更有效地适应周围环境，并且极大地促进了大脑的发展和智能的进化。

总之，工具的使用直接改变了类人猿的行为方式，并使其逐步实现了由肉体、生理性的行为方式向工具行为方式的过渡。但从原则上说，类人猿只是偶然性地使用工具，而且只能单纯地利用自然物体（木棒、石块等）作为活动的辅助手段。由于受生理的、心理的和智力的限制，使用工具并没有成为类人猿行为活动的特有的、必然的一个组成要素；它们还没有产生出不得不使用工具进行活动的需要，它们偶尔使用工具的行为也无法转化为“经验”并遗传给后代，它们更不可能制造工具。从无意识地、偶尔地使用现成的自然物体作为活动的辅助手段到有意无意地利用和选择较为合用的自然物体作为工具来使用，从现成地利用自然物体到初步模仿自然物体“生产”出新的自然物体并进而作为活动的工具，从利用和模仿自然物体作为活动工具到制造工具，这是类人猿的行为方式向人的实践方式过渡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当利用和制造工具成为我们祖先生存和活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时，动物式的本能活动也就开始过渡到了人的实践活动。

第三，为人的实践活动的起源提供了原始形态的意识和智能。使用自己制造的工具、按照一定的目的、运用一定的技术知识去自觉地改造周围环境，这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又一基本标志。一般动物的行为活动之所以是本能的，关键就在于动物缺乏自觉的意识和智能。但是，这不等于说在人类祖先那里就没有萌芽状态的意识活动和智能行为。其实，类人猿不仅有生理刺激反应、心理刺激反应，而且已经有了感性知觉和初步的形象思维，它们对周围世界已经有了初级的直观反映、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并且能够由此而被动地调控自身的行为活动。与其他动物相比，类人猿会花更多的时间摆弄、查看和探寻物体；对周围环境则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和兴趣；在观察、审看和摆弄物体的基础上，也会做出探索性、尝试性的行为活动；它们相互间已有了较多的游戏行为和爱抚行为，因而审美感知和情感意识也有所萌发；它们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大脑，不但有人感性认知和反映，而且已经有了头脑的感性反映和认知，也出现了意会性的行为语言——用行为、手势、表情等表现出来的符号系统，并且已有了初步接受第二信号系统的能力。恩格斯甚至认为动物已具有相当程度的意识和推理能力。他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对未知对象的分析……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9]当然，对恩格斯这里说的动物的“计划”、“思考”、“归纳”、“演绎”、“抽象”的认识活动和意识活动，只能从原始状态、萌芽状态的意义上去理解。不然，就会把动物式的认识活动等同于人的思维活动。但是，在类人猿行为活动中所具有的初步的认知活动、意识能力和智能倾向，从进化和发生学的角度讲，的确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萌芽状态，或者说是发生学上的早期阶段。

第四，为人的实践活动的起源提供了原始形态的社会条件。人类改造周围世界的实践活动总是以社会形式出现和存在的，离开了社会条件，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活动都不可能发生。因此，社会性是人的实践活动形成和存在的又一个必要的条件和基本的特征。而人的活动和生活的社会性，显然与人类祖先的群体生活有着直接的进化关系。在类人猿那里，其群体组织、群体关系已相当发达和复杂。例如，它们往往过着群居生活；共同合作狩猎和采集果实；雄性类与雌性类、成年类与幼小类之间不但有某种分工关系，而且还有感情、照料、依赖等互存、互补的关系，相互之间还有某种程度上的统治与服从、等级优劣的社会倾向性极为明显的地位关系；它们彼此交往繁多，在姿势、面部表情、声音和身体触觉的交往方面已经相当发达。显然，人类祖先生存活动的群居形式和交往活动的群体关系，对于促进早期人类的语言、意识的发展，增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它们的生存能力和活动能力，加速由动物式的行为方式向属人的社会行为方式的进化，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总之，动物机体和人的机体在生理结构和行为功能上都有着客观的、自然的、进化系统上的内在联系；类人猿的行为器官、使用工具能力、认知能力和群体形式，直接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发生提供了生物学上的诸种前提。但是，两者之间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从生物进化的结果上讲，动物的生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进化始终没有突破自然的、本能的界限，因而它们的活动、“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10]，它们只能自在地、消极地、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人作为动物界的一个特殊的种类，终于从类人猿经亦猿亦人阶段而进化到了“人”的阶段，从而在生物进化史上实现了最为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革命性变革。人不仅仅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物而存在，更根本的是他还是一个有自觉意识的、能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有不断扩大着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能创造性地改造世界的社会存在物，他成了整个自然世界的名副其实的“主人”，而且，他还创造了一个与自然世界截然有别的“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