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重要新论述

建国后毛泽东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重要新论述——略论1956年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余品华

内容提要：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发展了他在延安时期的“相结合”思想，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化”的一些基本原则：一是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其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就是科学原理无“中学”、“西学”之分，而只有在各国实践中表现形式的不同。二是学习外来文化时，不能忘记自己的老祖宗，不能“把老传统丢掉”。三是我们学外国是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来“织中国的帽子”，而非搬来外国“帽子”本身。四是中西结合“要有机结合”，做到两个“半瓶醋”合为“一瓶醋”，做到“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

关键词：毛泽东；外来文化；中国化；《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毛泽东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是建国后他谈中西方文化，谈“中国化”，最集中、最多的一次，发展了他在延安时期的“相结合”思想，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化”何以必要的道理，特别是论述了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论“中国化”极其重要的一篇著作。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一、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其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就是科学原理，无“中学”、“西学”之分，而只有在各国实践中表现形式的不同。

他说：“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1]“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他还说：“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2]他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能分“中学”“西学”，因为就这些基本理论来说，它们是普遍真理，对中西方都有用，对中西方都是“学”，即“科学的原理”。

这里毛泽东回答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国内关于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用”关系的争论，同时也再一次强调了他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基本原理虽无“中学”、“西学”之分，可以说都是“体”，但是基本理论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特别是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如何“用”，各国却有所不同。1956年，毛泽东再次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3]他还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就是毛泽东在1938年说过：“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作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5]这里他进一步从“体”“用”关系上发展了这一思想。

二、学习外来文化时，不能忘记自己的老祖宗，不能“把老传统丢掉”。

中国具有五千多年非常灿烂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上至今硕果犹存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具有非常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本质属性。它是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在几千年历程中幅射到东亚及东南亚周边各国，成为东亚及东南亚文化圈的中心。它博大精深，渊远流长，持续时期之长，生命力之强，影响面之广，体系之庞大，举世罕见。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历届党的领导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都十分重视中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问题。毛泽东1944年说：“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1956年他又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6]邓小平也指出：“要懂得些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7]他说“老祖宗不能丢”，不仅指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这其中也包含我们没有丢中国的老祖宗。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中国实际，本身就包括正确对待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问题，这是“中国实际”的重要方面和内容。胡锦涛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更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指出教条主义者“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而忘记老祖宗，则失去自己立足的根本。丢掉传统，则无以谓现在和未来。因为传统是沟通“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因素的总和。它既是“现在”的“过去”，又是“过去”在“现在”的存在和延续。传统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在现实中仍然活着、并对现实存在以至未来起着重大作用的既往存在。人类文化本身就是人类传统创造与现实创造的结合，是潜伏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遗存。1938年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包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接着马克思主义讲，也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他一方面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另方面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历史遗产。1938年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

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指出：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9]“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他还说：“地球上有二十几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代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10]“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11]

他强调：中西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国的面貌会变，但这个“变”并非脱离“中国的基础”，而“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中国的特点要保存”。这就非常突出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必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用到中国不能脱离“中国的基础”，而只能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否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只能是无根之木，虚无飘渺，浮在半空，不能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何以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原因。不“中国化”，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根，没有基础，就谈不上具体化、民族化，就无以指导具体的实践，理论就会是灰色的、苍白无力，不能发挥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从而在内容上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作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而这一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过程，离不开对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批判的继承，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范畴，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精神意蕴等进行综合创新，从中汲取活水源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从而达到“中国化”的目的。只有这样，才是“中国的特点要保存”，才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才是对外来文化的真正“中国化”。

三、我们学外国是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来“织中国的帽子”，而非搬来外国“帽子”本身。

他说：“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12]这里毛泽东把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比喻为是“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不是直接抄袭“外国的帽子”，而是要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学来后“要织中国的帽子”，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即“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新帽子”。可见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主要是学习其方法论，从而不仅用来改造、改进、发扬中国原有的优秀东西，批判继承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而且更主要的是使自己原有的东西，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一个跃进”，即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既不同于西方织出的“帽子”，也不同于中国原有传统的“帽子”，而产生一种新产品、“新帽子”来。这就是“洋为中用”所用之处的奥妙所在——用在其方法论上，用在其技术工艺上，而非“照葫芦画瓢”的照搬照抄。他还提出学习外国，“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他说：“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总之，学习外国主要是学习它的工艺、它的“织帽子的方法”。就是拿来它的工具、它的方法，根本的也还是要解决如何使用工具，所以方法论是关键。1961年他更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13]这就进一步说明，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它的先进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把它作为工具来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

四、中西结合，“要有机结合”，做到两个“半瓶醋”合为“一瓶醋”，做到“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

要使中西两个“半瓶醋”合为“一瓶醋”，从而产生既不完全是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也不完全是东方文化的新的文化来。他说：“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他还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14]

毛泽东指出：接受外国的长处、好东西、目的是使自己原有的优秀东西“有一个跃进”，是为了“洋为中用”、“马为中用”，使得中国“在原有基础上有一个跃进”。他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

中西学结合，不仅中国形象，中国面貌会变，不再是旧的中国，而且西学也会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也会变，也会有新的发展。他说：“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15]这里毛泽东虽然是针对中国音乐工作者谈如何学习西方音乐，进行中西结合问题，但他的这篇讲话在“中学”与“西学”关系上，中西文化如何结合交融以及结合的原则上，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会通问题。他提出要重视学习西洋东西的音乐家，“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16]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十九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论战一个最好的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争论的一个最好总结。直到今天，仍有其指导意义。

他还说：“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17]“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18]这里虽然他是就音乐等艺术讲的，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适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应当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应当“独树一帜”，应当“标新立异”，应当与他国“不雷同”。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与各国相同，但在表现形式和某些“小的原则”则有所不同。毛泽东在1956年这次谈话中反复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从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19]他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20]

“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等提法，也就是把“外国的好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再次强调西方文化中国化问题。他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他对音乐工作者说：“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2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22]

由此可见，毛泽东建国后这篇讲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基本原则等，做了新的重要论述，发展了三、四十年代他在延安这方面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从文化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可能与中国文化融合对接，其根据是：

(一)从文化总体来看，人类各民族文化具有共通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首先来自人类各民族文化本身具有的一定相通性，它们既有个性的一面，又有共性的一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因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在阶级社会还有阶级性；但文化又具有继承性，连续性、永久性、普适性。由于人类生存方式及其进化具有普遍同一性，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决定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文化必然会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共同性、普遍性。在时代的民族的文化中，凝聚着作为人类生存共同智慧的普适性。唯物辩证地科学看待人类文化遗产，这是正确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出发点。人类各民族、各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其所以可以交融、会通、认同、相互学习和借鉴，产生亲和力而不至于产生文明的冲突，正是因为各种文化、文明都要回答有关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回答主体与客体、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过各种文化由于其时代性、民族性的差异，表现在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提问方式、诠释方式、侧重方面、最终结论等，也就是说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致思趋向有所不同，所用概念、范畴有所不同，从而显示出各种文化、文明的不同特色。

（二）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开辟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后人类第一次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对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实践，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它是关于人类自由发展和解放的理论，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符合人类思维本性和发展规律，代表了人类思维方式、思维范式的前进方向，是被人类社会文化历史实践证明的唯一科学理论体系。因而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民选中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除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在中西文化对撞、比较中，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内容、形式、作用和精神气质方面所具有的某种相容性和相通性，使两者之间较容易找到契合点，产生亲和力。

任何外来文化要实现成功的移植，必须从本土文化中找到某种生长点和结合点，其前提是必须与本土文化具有某种契合性。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23]这里他们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辩证法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共同之点”，此处不再赘述。

（四）中国文化具有“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特质，包容性特别强。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由多种民族共同组成的复合民族。多种民族文化、多种地域文化的长期并存，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开放性、多样性、包容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会通、融合，是中华民族形成一个具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的精神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比较能兼容并蓄。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对印度佛学的包容和转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优良文化的，相信外国的东西搞久了就成为中国的了。这是他提出“洋为中用”的基本思路。1953年他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就是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一个很大的高潮……那一次学习，对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24]“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确实是中华民族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优点。

（五）我们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不是简单直接的对接，而是经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和与西方其它文化对接的中介，特别是经过了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反思、变革、改造、解构及重构过程。这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古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对接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和马克思主义对接之前，通过和西方其它文化的对接，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近代转型，这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历时性、时代性的时代差异问题。例如，如果没有“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就很难想象马克思主义文本怎样用中国古文来译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以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中介的。例如，中国人正是通过进化论为中介来接受唯物史观，通过无政府主义为中介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等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之间经历了近代的变迁，而这一变迁是与西方文化的涌入和影响有着重大的关系；同时我们今天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命题为基础的”，^[25]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非与原封不动的中国古代文化直接结合，而是与已经近代化了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这一近代化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的概念、范畴来重新整理、建构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了重要铺垫。

总之，1956年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是论中西文化关系、论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一篇重要文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能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对接的根据与原则，有重大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

[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7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6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534页。

[6]《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7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3-264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83页。

[15]同上，第83页。

[16]同上。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0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6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0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

[24]《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4页。

[25]陈卫平：《两个“接着讲”和三个环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理论视野》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