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方面看认识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三)从主体方面看认识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对于从实践方面看认识这一视角的非全面性和非充足性，对于建基于实践概念之上的认识反映模型仅只强调了认识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有明确的意识，并曾提出过要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其创立时期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说过：“从主体方面来看：……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16]在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应“从主体方面来看”、应从主体的认识能力来看认识，认为人的认识的能动性在于“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7]。后来，马克思又提纲式地指出，要说明人的认识的能动方面，必须从主体方面着眼，就是说，必须既从实践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8]。然而，马克思的主要精力始终放在创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虽然晚年他也曾讲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9]，但却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到从主体出发考察人脑如何移入、怎样改造物质的东西这类认识论问题上来。

恩格斯的理论生涯是和与各种唯心主义作不懈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于反对唯心主义的“抽象性”的理论需要，在认识论上恩格斯主要强调的是认识的客体制约性，表现在历史观上则是着重注意了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客观来源，而对于认识、思想观念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形成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此，恩格斯在其理论生涯后期的书信集中作了明晰的自我批评：“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20]所谓“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也就是为了强调内容的客体制约性而忽略了主体能动性；而要说明认识、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自然需要从主体方面来看。但是，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仍然没有来得及发挥和展开这一观点。

列宁的思想发展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过程。正如前述，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为了驳斥各种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不可知论，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认识的反映模型，其中心目的在于说明认识的客观根源和客体制约性，其涉及的仅只是认识结果与客体间的静态关系。但是，在后来的《哲学笔记》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列宁并未满足于此。他写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21]显而易见，按照列宁的原意，反映并不包含创造的意思；既然人的意识、认识具有创造的功能，那么自然也就不能在认识的本质的意义上使用“反映”概念，从而列宁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认识的反映模型。与“反映”概念不同，创造涉及的是认识结果与主体能力之间的关系；认识的创造功能决非从客体方面或从实践方面看认识的视角所能包容，而是列宁高度重视“主观的意识以及它向客观性的沉入”^[22]，亦即重视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的发现。不仅如此，列宁还曾勾画出了关于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的知识领域，其中包括“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以及“心理学”和“感觉器官的生理学”^[23]。然而，从认识论上对这些知识领域的具体研究，同样是列宁未竟的理论事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转换认识论的研究视角，从主体方面看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遗训，也应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立时期，经典作家没能实现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的理论设想，还有一个历史原因，那就是还不具备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的科学条件。19世纪，牛顿力学及其对世界图景的经典描绘仍占据统治地位，现代自然科学尚未诞生；关于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的实验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收集材料阶段，而理论上则充满了各种臆测。列宁对于现代自然科学革命虽闻其声却未历其境，虽感受到了这场革命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扰动，却未经历其壮烈的中心场景。至于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列宁所可能了解到的也只有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关于反射行为的动物心理学研究。

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立时期不同，从主体方面看认识已经成为理解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关键。与近代经典自然科学迥然相异，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数学化特征。近代自然科学本质上是经验科学，而在现代自然科学中，“一个理论可以用经验来检验，但是并没有从经验建立理论的道路。象引力场方程这样复杂的方程，只有通过发现逻辑上简单的数学条件才能找到，这种数学条件完全地或者几乎完全地决定着这些方程。……人们一旦有了那些足够强有力的形式条件，那么，为了创立理论，就只需少量关于事实的知识”^[24]。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不仅在与事实、经验的对应上而且在与实验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变化。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完全是实验的产物，而麦克斯韦却纯然地从电磁场方程组的偏微分形式中，预见到了电磁波的存在，并揭示出了光的电磁波本质。在这之后，狄拉克又在将薛定谔方程相对论化的推演过程中，由负能量的出现而预言了真空负能态场的存在。近年来，物理学上的一些重大发现，绝大部分先由数学形式中推得。目前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个前沿理论的确立，往往首先取决于有关的完善的数学形式的产生。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与事实、经验的非直接对应和对实验的相对独立，正是科学认识活动中主体能动性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再也不可能像经典自然科学那样无视科学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因素。狭义相对论中的时空相对性效应、量子力学中的主体测量之扰动、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以及物理学中的“质朴性原理”等等，表明主体因素已成为科学认识中无法分离出来的内在要素。因此，不从主体方面看认识，就不可能理解现代自然科学。

同时，现代思维科学的发展也为我们从主体方面看认识提供了条件。现代脑科学包括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对人脑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已深入到细胞与分子水平，并通过揭示神经元、突触、神经网络活动规律进而探讨大脑复杂、高级的精神意识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了解到主体思维活动的生理机制。现代发展心理学关于儿童心理发生、发展的实验研究，则使我们探讨主体认识的辩证发展有了科学的依据。另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信息论、计算机科学和通信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知心理学(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通过人机类比和智能模拟，为我们了解人脑思维活动的特点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上述思维科学发展的成果，已给我们从主体方面看认识铺垫了一定的科学基础。

由上可见，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实现视角的新转换、从主体方面看认识既成为必要也有了可能。当然，视角的转换并不等于对旧视角的完全抛弃，从主体方面看认识，也不等于排斥从实践方面看认识。实际上，无论是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都是主体的能动活动，因此，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的视角内在地包含着从实践方面看认识的视角。但是，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目的在于全面地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能动的相互作用，而这种能动的相互作用不仅发生在实践活动中，同样也发生在认识过程中。并且，新的视角更着重于后者，更着重于主体把一些什么因素带入了认识活动中以及这些因素在认识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

新的视角也并不忽视或否定认识的客观性。不过，它决不把客观性与主体的认识对立起来，决不认为客观性是对主体的限制或主体只能消极被动地适应客体。相反，从主体方面看认识，就是要考察客观性的生成过程，考察对象的、自在的客观性如何通过主体的能动活动转化成为我的客观性即认识的客观性。

从方法论上看，考察认识活动的视角，作为认识论研究的形式，它的转换必然导致认识论理论内容上的变革即研究课题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其创立时期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前提和基础，确立了从实践方面看认识的视角，就其初衷而言，是为了解决认识活动如何超越客体的制约性这一令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望而却步的理论困难。在这一视角看来，认识活动虽然受到客体的制约，但主体能够通过实践能动地作用于客体，获取关于客体的信息，实现对客体的认识，并使之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和丰富；人类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人对客体的认识也不断趋于完善。可见，由从实践方面看认识这一视角规范的主要理论课题，是认识活动为何可能的问题。

从主体方面看认识，其主旨在于在认识论中发展“能动的方面”，说明认识的客观性的生成过程，强调认识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于是认识活动怎样进行的问题也就成为我们的主要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仅仅停留在对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说明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于主体的思维机制，具体地考察主体到底是怎样在思维中对于其实践活动所引发的信息流进行接收和加工。可见，由从实践方面看认识到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的视角转换，必然带来认识论的研究课题由认识如何可能到认识怎样进行的转换。这一转换，与整个当代认识论的主旋律也是和谐一致的。

总之，我们认为，转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视角，从主体方面看认识，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需要。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9页。

[3]《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69页。

[4]《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30页。

[5]《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92、627、595页。

[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5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10]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

[11]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9页。

[12]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4页。

[1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8页。

[14]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2页。

[15]E.G.波林：《实验心理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21]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8页。

[22]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9页。

[23]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9页。

[24]《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