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著和笔记蕴含的阐释路径

第二节　马克思手稿、遗著和笔记蕴含的阐释路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的手稿、遗著和笔记的陆续出版，随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上面我们已论述过的那种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传统的解释模式，以及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对马克思哲学的特定的问题域的理解也开始面临挑战。显然，在新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稿中，与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以下四个文本：

一是马克思写于1843年，而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27年第一次用原文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的第261～313节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手稿的第一页没有保留下来。所以，现在这个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去的，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至多通过《德法年鉴》读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却不可能读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这部手稿问世后受到了不少学者的高度重视。比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把这部手稿译为意文，并认为它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文本之一。特别是1989年以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反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法律，从而普遍加强了对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研究。

二是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在这部手稿的哲学部分，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没有提到这一部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当然都不可能读过这部手稿。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显示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重要联系一样，《巴黎手稿》则表明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的重要联系。《巴黎手稿》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于同年发表了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长篇论文，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初始含义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这些手稿也使人们能用一种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11]在马尔库塞看来，《巴黎手稿》已经表明，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马克思特别感兴趣的是《精神现象学》。

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2年第一次全部用原文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手稿除了第二卷第四章曾发表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7年8月号和9月号外，其余部分(缺第二卷第二章、第三章)，特别是对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最为重要的第一卷第一章，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不可能见到过。由于这部手稿的主要目的是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历史哲学理论，因而其中频繁地提及或引证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无疑，这部手稿对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是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于1939年和1941年曾以原文分两册在莫斯科出版，当时编者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这部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未接触过，它出版后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阿尔弗莱特·施密特认为，它“对于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然而迄今未被人们利用过”^[12]。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自然观不是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观，而是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中，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新材料的发现促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的话，那么，对黑格尔、马克思的深入研究也促使人们用新的目光来看待这两位大思想家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的研究成果。他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探索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其早期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卢卡奇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正是从这样的见解出发，卢卡奇十分重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并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知识。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哲学课堂里的高头讲章，它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流行的“物化意识”(the reified consciousness)，从而确立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自觉的阶级意识。

第二，在流亡苏联时期写下的名作——《青年黑格尔》(1948)中，卢卡奇指出，黑格尔“是试图认真地把握英国工业革命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也是在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和哲学及辩证法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人”^[13]。卢卡奇深入地分析了青年黑格尔在《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对需要、劳动、异化等问题的论述，强调正是“劳动的辩证法使黑格尔认识到，人类只能通过劳动走上发展的道路，实现人的人性化和自然的社会化”^[14]。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尤其是《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另一方面，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根本旨趣不是满足于对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自身运动史的描述，而是集中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尤其体现在人类改造自然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上。

第三，在深入钻研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社会存在本体论》(1971)这部晚年巨著中，虽然卢卡奇肯定“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的一般前提，从而重新肯定了恩格斯倡导的自然辩证法，然而，无可置疑，这部著作的研究重心始终落在社会存在问题上。在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中，卢卡奇列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劳动、再生产、思想、意识形态、异化等。我们发现，卢卡奇列出的问题域与前面提到的正统的阐释者们关注的问题域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其次，我们也注意到，追随卢卡奇思路的德国学者阿尔弗莱特·施密特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这部重要著作中，一方面，施密特指出：“如果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像今天仍在苏联和东欧盛行的那样，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表白的话，那么它就与那种低劣的唯心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主题和基础。”^[15]这里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一般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从而启示我们，马克思决不是通过向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另一方面，施密特认为：“从实践上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结合起来，构成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的特征，反映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立场。”^[16]也就是说，应当从劳动辩证法的角度，即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双重角度出发，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手稿、遗著和笔记的问世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理论关系的新思考，使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的巨大影响，从而加深了这样的认识，即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构成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核心和出发点。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卢卡奇、施密特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下面，择其大端而言之：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的焦点常常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即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还是完全对立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关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多地强调两种哲学思想之间的对立关系。法国学者阿尔都塞甚至认为：“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看到，黑格尔的影子是一个幻影。为了把这个幻影赶回到黑夜中去，我们必须进一步澄清马克思的思想。”^[17]由于争论常常陷于情绪化和表面化，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总是深入不下去。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理论兴趣集中在对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探讨上，他们没有结合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演化来思索他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关系的相应的变化。由于探讨浅尝辄止，引申出来的结论也就很难避免其片面性。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未深入地反思马克思哲学的实质问题，他们对正统的阐释者关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也缺乏深入的鉴别和批判。不少学者无批判地接受了“自然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概念，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广泛地加以使用。这样一来，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很难进入他们的眼帘并深入地探讨下去。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去思索，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会把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主要限定在《逻辑学》上，并主张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去解读《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