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论证

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论证

考茨基是第二国际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和实证主义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的后期，成了像其他实证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

要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像其他实证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首先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去哲学化”，也就是排除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哲学内容。考茨基正是这样，他反复论证，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并不是核心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全然不包括任何哲学问题上的特定立场的。如前所述，他曾经以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主要是论述哲学为由，拒绝在《新时代》杂志上加以刊登。当他打算在《新时代》上刊登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与革命》一文时，又准备同时刊登一篇涉及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对该文的评论性文章，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批评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极其严重的策略分歧’，由于这种在我们看来同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同与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一致还是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一致这一‘完全无关的问题’的争论而加剧了”⁽¹⁸⁹⁾。考茨基通过刊登这篇评论性的文章要表达的意思是:哲学本身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大派别竟然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展开如此激烈的争论，并因此而加剧了分歧，这太不值得了。他公开说“哲学从来不是我的专长”⁽¹⁹⁰⁾，言下之意是他从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感兴趣，而研究哲学实际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也毫无用处。

在考茨基看来，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与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他在排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同时，竭力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他赞扬拉布里奥拉在《关于唯物史的探讨》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和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¹⁹¹⁾。他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所以伯恩斯坦“拒绝把‘科学的’名称用于他的那种特殊的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纯粹科学的”，“甚至那些认为这一基础是错误的人和那些认为在社会主义那里科学性必然消失的人，也会承认这一点”⁽¹⁹²⁾。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科学性是“纯粹的”，即“从头到尾是科学”，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应用科学”。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被“应用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应用科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科学地”理解和证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在这以前，对这一使命仅仅是凭直觉去理解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之前加上“科学”两字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曾经强调社会主义是由于“通过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而变成了科学，如果人们不能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把握社会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窍不通。而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也正在于它的“科学性”，即“来自对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的科学证明”⁽¹⁹³⁾。

考茨基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为了消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他把科学性与革命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化的过程，就是越来越摆脱主观的价值判断和革命意志的过程。他非常赞同第二国际另一位理论家希法亭的下述说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在逻辑上是“科学的、客观的和自由的科学，并没有价值判断”。他反复地论证从《共产党宣言》最初的革命共产主义，到“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然后到《资本论》和马克思与恩格斯晚期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发展过程的“无可怀疑的实证化和科学化的性质”。在他看来，不仅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以及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序言中所从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扩展”，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扩展”成一种“不仅对革命时期而且对非革命时期也有效的理论”⁽¹⁹⁴⁾。正如柯尔施所指出的，考茨基在这里“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上革命的特征”⁽¹⁹⁵⁾。

考茨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是为了割断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1901年，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新版《海恩菲尔德纲领》草案中有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将意识到通过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的斗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考茨基在把这句话的意思概括为“社会主义意识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之后，马上指出:

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的，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出来，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的确，现代的经济科学也像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而无产阶级不管自己多么愿意，终究既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总之，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从一种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¹⁹⁶⁾

考茨基表面上在这里论述的是社会主义的意识的来源，但实际上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只与“深刻的科学知识”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与阶级斗争无缘。

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在论述社会革命时注重条件的严格性，即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周密、科学地阐述进行社会革命的时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就在于它是论证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科学。马克思像其他科学家一样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完全按照科学的方式行事。只有那些不假思索地抱住传统观念人云亦云的人，或者哗众取宠博得无知群众鼓掌的投机家，才会无视马克思主义论述革命条件的严格性和科学性。考茨基强调，马克思用科学的眼光揭示出，社会革命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产生不仅要以高度紧张的阶级矛盾，而且要以一个大的民族国家为其前提，“这个国家必须消除一切外省和地方自治政体的特殊法律，并且是在足以对抗任何小邦割据势力的生产方式上建立起来的，同时还要有一个靠官僚机构和军国主义而强大起来的国家政权，要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以及高速度的经济进展”⁽¹⁹⁷⁾。他认为，驳斥伯恩斯坦否定进行社会革命的观点最有力的证据，不在于当前的工人阶级仍然具有高昂的主观革命意志，而在于当前进行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还存在着。他说，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马克思科学地揭示社会革命的因素中，没有一个被削弱过，毋宁说其中大多数因素都有所增长。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来没有比这几十年更快过。由于新闻事业的发展，科学的经济学即使不说在深度上取得进展的话，至少在广度上取得了进展。经济学上的见识从来也没有像今日那样广泛普及，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去估计其行动和意向的遥远后果。正是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无可争议”地“驳斥”了伯恩斯坦。

考茨基还通过比较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之间的区别，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指出，布朗基主义是一种只注重主观革命意志而无视客观条件的理论，布朗基认为，通过极少数人的阴谋、暴动，就能够夺取国家政权并使它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革命不能靠主观愿望;革命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不具备这些条件时是不可能发生的;而这些条件只能逐步地形成。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只有当无产阶级已变为人数众多的阶级、变为社会经济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又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并且既通晓本阶级的状况，又洞察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夺得和保持国家政权。⁽¹⁹⁸⁾

考茨基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离开了科学的论证就无法理解这种“不可避免性”。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就在于科学地说明了:“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一样，终将对抗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¹⁹⁹⁾他甚至把这种“不可避免性”直接地称为“宿命”，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为无产阶级揭示了自己的宿命。卡尔·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完全科学主义的解释，最终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宿命论”。

考茨基强调，人们可以通过观察马克思论述经济发展与意志之间的关系，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表面上看，在马克思身上有着一个明显的“矛盾”: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不承认自由意志，而完全依赖作为自动过程的必然经济发展;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他又总是表现出最高度的意志，并且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在考茨基看来，这仅仅是从“表面上”看所存在的“矛盾”，而实际上“矛盾”并不存在。那些没有科学观点的人，才会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和意志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既然经济发展受一定规律的支配，那么它就是能动的、个人无从插手的、自动的、独立的过程，而人的意志作为与经济并列并且超越经济之上的一个特别因素，可以补充经济之不足，并且有助于“决定”为经济所制约的现象。在考茨基看来，这些人实际上要用“意志是任何经济过程的动力”的观点，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观。这些人的主要思维逻辑是:既然工人可以站在工具和原料之外来控制它们和支配它们，那么人也就可以站在经济之外，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控制它和支配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物的生活意志在每一具体情况下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取决于生物的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决定着愿望的性质、活动的形式和活动的成功与否”。他强调:“这个原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²⁰⁰⁾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意志的作用，但马克思主义总会追溯意志背后的经济和技术的决定作用。他说，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把经济必然性等同于听天由命，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经济必然性来自人的生活意志的必然性，而生活意志的必然性，又同人利用他们所处的生活条件的不可避免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考茨基强调，马克思科学的理论所要告诉人们的“不是关于意志自由的教训性的奇谈和思辨性的议论，而是只有更深刻地揭示社会条件，才能按照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影响无产阶级的意志的形式和它用在每一种意志形式上的力量”⁽²⁰¹⁾。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只注重主观因素作用的“意志主义”固然是错误的，但像考茨基那样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把马克思主义完全理解成是一种“经济宿命论”，当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显然，考茨基的这种理解，在第二国际内占有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