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经济理论

第十七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经济理论?

无疑，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美学理论，其次是一种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很少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也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确实不大涉足经济学领域。但是，像许多哲学家、美学家不能完全撇开经济学纯粹谈论哲学和美学理论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论述哲学、美学理论时，也不能不触及经济学。所以说，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经典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经济学思想，而且因为这些思想的独特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

回顾20世纪的经济学理论，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修正，而这些修正不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率先提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修正和批判，不仅在20世纪的经济学界，即使在整个理论界，都是引人瞩目的。

在这里，我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经济学方面的独特之处，概括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六个方面的贬低与否定。

第一，贬低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哲学，从而轻视乃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卢卡奇开了一个先例。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即使都丢光了，仍然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经济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学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卢卡奇从反对经济学崇尚事实的方法进而否定整个经济学理论。他指出，在各门学科中，资产阶级最钟情于经济学不是偶然的，是因为经济学可以使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言人只迷恋于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20世纪30年代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以后，马尔库塞等人更是通过解读“手稿”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属于它的。马尔库塞说，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从哲学向经济学转向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以哲学为中心的。像阿尔都塞等人甚至否定《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是认为它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从而要求人们把《资本论》当作一部哲学著作来阅读。众所周知，自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就存在着贬低马克思主义哲学，抬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倾向，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倾向提出严厉批评，强调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但他们显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至于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苏东剧变后，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已被实践证明不再适用于现实，于是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加入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行列。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早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他们受到了广泛的推崇。

第二，贬低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原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最激烈的批判者，而且这种批判几乎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所有著作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提出要重新确定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反对把它们之间关系理解成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沿着这一思路反对“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如马尔库塞断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生产力崇拜的结果，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原因在于以“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为理论出发点。在他看来，经济、生产力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如此一来，科学社会主义将理想社会寄希望于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肯定是要破产的。因而向理想社会过渡的最终动因不能到生产力中去寻找。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就是以经济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为获取最大效率而奋斗。这样，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歧途。实际上，经济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拘泥于生产范式，这样，它在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和特征方面，在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向更合理的社会转变的动力机制方面就失去了生命力。所以说，提高生产力的愿望并不就是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高兹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并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中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阿尔都塞用“多元决定论”反对“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是在各要素之间的主要作用的相互调换中行使的。在20世纪末，大部分国家实际上都先后走上经济主义轨道，以为经济发展了，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出了如此不协调的音符，尽管“曲高和寡”，甚至遭到了不少嘲讽，但由于他们发出声音确实是经过严肃的理论探索的产物，所以还是值得人们重视。

第三，贬低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

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持否定态度，其中尤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最为典型。马尔库塞说，导致机器已经不再作为个别生产工具起作用的技术改革，似乎已经使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不再适用了，随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也就告吹了。因为自动化从本质上改变了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即自动化趋向于使生产率不再由“个人的生产量”而是由“机器”决定的。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坚持机器只能转移旧价值，活劳动方能创造新价值，这说明马克思当时并未充分预见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价值的来源会发生变化。当然，这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但无论如何，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过时是不可避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过时问题，哈贝马斯的论证方式与马尔库塞的论述大同小异。他指出，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成立的前提就不存在了;既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那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也就失效了。就是说，传统价值理论的那些范畴不足以分析今日政府的教育与科技政策。哈贝马斯论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过时的主要依据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直接从事劳动的人数日益减少，所获得的利润却与日增多，这说明，自动化的机器可以直接创造价值。从表面看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用来论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过时的理由是不难驳倒的，只要指出下述这些就够了:直接劳动者数量的减少是相对于一般科技劳动和社会劳动而言的，减少并不等于消失;自动化机器改变了劳动社会化的含义，从某一范围看直接劳动的作用很低，但只要在更大范围内观察就会发现，直接劳动的作用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微不足道;与直接劳动的作用日益削弱相对应，一般科技劳动的作用却日益增强，一般科技劳动量的增加“抵消”了直接劳动者的减少。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否则就没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传播开来。这就要求人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研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相关论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第四，贬低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出发，进一步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否定。如哈贝马斯指出，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始终不肯销声匿迹，但经济危机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与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的“产出危机”(die Output-Krise)，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威胁到系统整合进而威胁到社会整合的周期性、持续性的系统危机。这种系统性危机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出现的，如果说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还继续存在经济危机倾向的话，那么，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如政府财政危机、持续通货膨胀、国有资产与私人财富之间差距的加大等，尤其表现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经济危机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完全是两回事;况且，经济危机并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或者说，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不在经济领域，而是在政治、文化领域。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动因危机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的结果。如果说经济危机是以利润率下降为特征的经济系统的持续性危机，那么，合理性危机就是由合理性欠缺导致的政治系统的产出危机，这是一种转嫁的系统危机;合法化危机就是由合法性欠缺导致的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这是一种直接认同危机;动机危机就是由合作动机欠缺而导致的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像哈贝马斯那样，列斐伏尔也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有效性的前提下，来论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首先他批判了某些人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断增长的事实来否定这一社会还存在经济危机的做法，断言经济增长并没有阻止现存社会的解体。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否定这个社会的因素却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了，即否定的因素不再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外部，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心腹地带。因此，要看清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即促进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只是一些外在因素，而不是内在的决定性因素，仅靠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断然不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不可能促使人们认清在经济增长背后存在的矛盾与危机。应该说，否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经济危机，是20世纪后半叶的理论时尚之一。哈贝马斯、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是笼统地否定经济危机的存在，而只是否定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存在。无论是他们根据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经济危机不可能再发生的说明，还是根据这种新变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新形式的探索，都已经成为人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极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资料。

第五，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剥削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剥削理论普遍持否定态度。如罗默，尽管他非常重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其政治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但又强调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只是一种古典的剥削理论，不能用它来说明当今社会的剥削问题。他指出，今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走向危机，与其原有的剥削理论的陈旧不无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剥削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这样的剥削之所以可能，正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前提的。按照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已经消灭了剥削。可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现象依然存在。于是，罗默提出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与劳动价值理论不相干的剥削理论，即一种即使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存在时仍能生效的更一般的剥削理论。为此，他引入了博弈理论的选择原则，赋予剥削理论以更抽象化的、更一般化的说明。罗默说，博弈理论的构成独立于劳动价值理论，因为博弈理论只是依据对财产关系的选择性说明来考察剥削问题。在这里，罗默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重新解释，提出资本主义剥削的严格定义需要在假定的选择中具备资本的人均分配形式，并断定自己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解释比马克思的剥削定义更为优越;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剥削，以及为什么存在的缘由。他指出，剥削在这种没有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模式中也出现，这就是“社会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身份剥削”。在他看来，只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还存在着，剥削就不可能消失，因此，身份剥削这种形式在当今社会主义中到处存在着。又如埃尔斯特，他强调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剥削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核心地位;但同时指出，像马克思那样把剥削定义为通过市场交易对剩余劳动的攫取是错误的，至少根据劳动价值论来定义剥削是不妥的。因此，埃尔斯特给予剥削以更宽泛的解释，他把剥削分为“市场的剥削”和“非市场的剥削”两大类，并提请人们注意在直接的、超经济的强制状态下发生的“非市场的剥削”。在这里，他还深入探讨了剥削和权力的关系，提出不仅在非市场的剥削中，权力起着实质性的作用;而且在“市场剥削”中，权力也强化了剥削关系。他断定，国家本身有可能成为剥削者。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除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剥削理论的大有人在。哈贝马斯就说过，资本主义社会中准政治性的工资结构的出现说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过时。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是通过准政治性谈判加以确定的。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机制已经由国家赋予合法权利的组织之间的妥协所代替，其政治后果是出现局部的阶级妥协，理论后果是马克思原有的剥削理论退隐。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剥削理论的否定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他们关于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新的剥削形式的探讨，确实值得人们加以认真研究。

第六，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

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之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例如，柯亨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生产方式等同于经济结构，以及将生产力划归经济结构的做法。他指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而经济结构是指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不能把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混为一谈，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常常将两者混淆在一起。在他看来，经济结构不是生产方式，而是在其中进行生产的权力框架;生产力不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经济结构是由生产关系单独构成的。正是由于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说生产力是经济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柯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出现这种混淆，关键在于没有充分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生产关系的特点是经济学的，而生产力却不是;或者说，生产力是“质料性”的，而生产关系是“社会性”的。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分只是质料性和社会性这个更一般的区分中显现出来的特殊情况。在对生产力进行具体研究的过程中，柯亨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笼统地把人视为生产力的一个因素，因为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劳动力不是一个概念，而只有人的劳动力才实际地参与到生产力之中去，但并不是人以及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纳入到生产力的范畴。在非恐怖的情况下，正是人的劳动力而不是人才是生产力。在具体论述生产关系时，柯亨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生产关系看作是法律所有权关系，认为生产关系是对个人和生产力的有效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有效的权力关系”必然会打上法律的烙印，但却不应当因此而把生产关系本身说成是一种法律关系。

W·H·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存在诸多缺陷，因为马克思把先在的世界历史塞到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之中来理解。他指出，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方式演变模式至多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但马克思却把它到处搬用，如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马克思所描述的早期社会历史变革，缺乏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那种动力和辩证性，因而非商品社会根本不可能有一种在自主性和恒久性上可与资本主义相比的经济动力。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把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演变模式扩展到其他社会形态中，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认清生产关系的双重性，只是简单地将生产关系等同于所有权关系。在W·H·肖看来，“劳动关系和所有权关系都包含在生产关系这一标题下，两者的区分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的，绝不仅仅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巴里巴尔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改造者。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并没有给人们提供一个确定其应用范围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们掌握了这一理论，也只是通过认识特殊的生产方式而掌握这一理论的。巴里巴尔说，马克思告诉人们:剩余价值在封建生产方式中是具体可见的，但人们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能认识剩余价值的实现;政治对于生产方式来说具有独立性，但实际上，政治对于生产方式来说只具有相对独立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巴里巴尔认为非常需要同生产方式概念并列的第二个概念，这就是再生产概念。他强调，再生产概念的提出，使各种生产方式不再处于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状况。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的不满是共同的，但用来改造传统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方式则各不相同。这些不同形式的改造，基本上概括了20世纪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尽管人们可以对这些研究成果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判，但是却不应该忽视它们。

二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六个方面的贬低与否定，是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贬低与否定，由于这些贬低与否定与他们对时代变化的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他们在西方理论界是最早作出这些贬低与否定的，所以他们的这些贬低与否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如果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建树仅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贬低与否定，那就大错特错了。有时候，维护一种学说要比批判、改造一种学说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某些经济学理论的同时，还不断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些理论进行辩护，后者同样在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理论界，乃至整个世界的理论界影响深远。今天，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否定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否定尤为严重。在一些人眼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留下错误而没有任何正确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挺身而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若干内容加以维护，尽管显得势单力薄，但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下面我们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四个方面的肯定与维护进行评析。

第一，肯定与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理性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像许多人(包括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经济理性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只能弘扬而不能否定，那么，以批判和否定经济理性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也就失去了其存在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他内容进行激烈批判和否定的同时，却竭力维护与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他们指出，只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仍有效力，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整体上说就没有过时。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经济理性批判理论。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全部内容都没有过时，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越发显示出现实意义。在这里，高兹提出的以下三点特别值得关注:(1)对经济理性内容的揭示。他指出，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出现与资本主义诞生是同步的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自身需求的程度和工作的程度时，经济理性是不适用的。同时，他高度赞扬马克思将经济理性原则与“计算与核算”原则、效率至上原则、越多越好原则联系在一起，认为马克思把越多越好作为经济理性的标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2)对经济理性危害性的分析。高兹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理性的危害性可以归结为，一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在马克思眼里，经济理性就是要清除所有从经济观点看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留下个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二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马克思把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的账记在经济理性的头上，核心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由于马克思指出的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今天已经屡见不鲜，所以马克思对经济理性危害性的分析对当代人具有警示作用。(3)对克服经济理性道路的设计。高兹把马克思设计的克服经济理性的道路理解为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他说，当人们发现更多的并非必然是更好的时，也就逃脱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不能用金钱购买到的东西恰恰正是最重要的东西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他还指出，马克思把克服经济理性和实现劳动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思路无懈可击，因为超越经济理性不仅意味着让闲暇时间压倒劳动时间，而且要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自主性行为。因而今天人们要克服经济理性实现自身的解放，只能从马克思关于克服经济理性的论述中获得启示。

第二，肯定与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向人们提出这个问题:现代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确实有了很大不同，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即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目的是否已经不像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为了追逐利润?他们的答案是，尽管资本主义历经数百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生产目的始终未变。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他们非常看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揭示，经常提醒人们不要被现代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必须记住马克思的断言:追求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¹⁾;“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²⁾。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揭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他说，只要看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是如何不择手段地提高利润率的，就可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对现代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弗洛姆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手段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本来想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利润，但结果却与目的发生冲突，当然，资本家是不会因为存在这些矛盾和冲突而放弃对尽可能高的利润的追求的。列斐伏尔指出，马克思对资本家如何昧着良心获取高额利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贯穿于《资本论》一书的主线就是要说明资本来到人世间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液，今天人们阅读《资本论》就是要领会理解马克思对资本所进行的这种批判。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高额利润与资本家充满着铜臭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家作为人，是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没有的人，因而人们可以从资本家身上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高兹说，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唯一能够使人们透过表面现象看清其本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实际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没变，它作为工人阶级对立面的属性就不会改变。高兹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使资本自身增值，但利润逻辑与人们需要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与其他人稍有不同的是，高兹着重阐述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破坏了生态环境，就是说，追求利润的动机与生态环境保护是相冲突的，因为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资源。所以，不要被目前某些资本主义企业也重视环境保护所迷惑，实际上，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有限举措，而且它们之所以如此做是认为有利可图。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揭示同样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环保产业:资本家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

第三，肯定与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是自发的、盲目的，而且对这种运行方式进行了深刻批判。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以来，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自发的、盲目的运行方式，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理论也已经过时。但是，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意这种观点，而是不懈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进行批判，并把这种批判看作是资本主义总体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在进行这种批判时，往往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理论为出发点和参照系。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实施，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已经从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也不表明马克思原先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自发性的揭露与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来说已经变得无的放矢。因为用政府职能替代市场职能根本不可能改变经济过程的全部盲目性。关键在于实施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不可能改变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相反，政府干预经济过程的行为，遵循着自发起作用的规律。就是说，政府干预政策表面上的有计划性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计划性。哈贝马斯甚至把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已经从无计划变成为有计划的观点称为“修正主义的论调”，并认为这种论调失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政府实行的计划经济局限性的认识。在他看来，正是政府干预政策使各种矛盾都被置于国家机器之中。只要社会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就不可能出现垄断力量与国家机器力量之间的真正联姻。尽管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而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范围大大扩展了，但这并不能改变国家干预，只能作为自由竞争的一种补充。实际上，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干预仍然不过是一种以代理人的身份维护集体资本家意志的“非资本家”的行为。在此，他详细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何以不可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来驾驭经济系统，并把这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危机”。所以，哈贝马斯的结论是:后期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

第四，维护与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劳动分工精细化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已经看不到在生产率提高背后的消极后果，换言之，生产率的提高已经把劳动分工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完全蒸发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为工具，努力揭示劳动分工精细化所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消极后果。卢卡奇曾经提醒人们，不要仅看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从单一的专业劳动向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过渡过程中作用的论述，更要看到马克思对这种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种种恶果的批判。他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劳动分工使雇佣劳动者失去了独立生产的技能:其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家就得不到利用，并加深了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性。在这里，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并把劳动分工与物化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他指出:劳动分工直接导向物化。尽管马尔库塞很少涉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使人只从事一些单调无聊的、翻来覆去的动作，它使整个人——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甚至只是机器零件。技术上的劳动分工使人本身只起着一部分操作功能，而这部分功能则受着资本主义协调器的协调;过细的分工促使劳动者只是履行一种预定的功能，而不能满足劳动者自身的需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运用这一理论详尽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是高兹。在《劳动分工批判》一书中，他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劳动分工的词句逐条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相对照，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似乎看到了今天的情况才对劳动分工提出批判的。关于劳动分工，高兹本人也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命题，如: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不仅强迫性劳动导源于劳动分工，而且与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工业资本总是意味着专制与暴力;甚至说，劳动分工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奴役人的强化成正比。他要求人们重视马克思将劳动分工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的思想。他说，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的目的，必然要实施劳动分工;只要工业资本存在一天，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也就存在一天，对工人的强制也就必然存在一天;工厂暴政和工业资本一样古老。当然，高兹也注意到所谓生产专业化和决策集权化的国际劳动分工。

当我们了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六个方面的贬低与否定，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四个方面的肯定与维护之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也就一目了然了。当人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时，切莫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贬低与否定方面，还应该认真探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维护与肯定方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2)同上书，第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