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在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究竟何在

第一讲　当今在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究竟何在?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里，中国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¹⁾。但是不可否认，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离本应达到的水准尚有距离，尤其是这些成果对中国现实产生的影响，用本应所及的标准加以衡量，更是相距甚远。与此相应，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也未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么，这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如果说，在20多年前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尚情有可原，在10多年前人们对在中国深入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诸多疑虑还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在今天，倘若人们还持这样一种态度，那可真有些大煞风景，令人忧心忡忡了。

我们作为已经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入自己生命活动的中国学者，目睹和经历了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当然，这里所说的“后果”，主要不是指涉及个人的，或者说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圈子的，而主要是事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为了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乃至在整个中国的学术理论研究中有它应得的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为了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达到应有的规模和产生应有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做一些或许是肤浅的，但同时肯定是真诚的论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和庞杂，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哲学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解释，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批判，以及通过这一批判提出的相应的哲学观点，由于他们往往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和形式下从事这些哲学理论活动的，从而也可以把他们的哲学理论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路向和模式;二是批判理论，主要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即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由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解为对现代性的批判，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在这里，主要讲三部分内容:前两部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两个方面，分别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第三部分将结合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这项工程的意义。

一

要把握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首先需要和当前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的许多学者所达成的如下共识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为了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就必须建构一种当代中国新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而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必由之路，就是实现“马哲、中哲、西哲”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在这种会通与互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挥引领和核心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正来自于这种研究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中真正发挥这种引领与核心作用。人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中发挥引领和核心作用，与它是否真正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占据主要话语权地位，但占据主要话语权地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实际起着核心作用。毫不客气地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所起的实际作用看，它并没有真正地起到引领与核心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能否起到这种作用，关键看它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与形象出现在中国理论舞台上。如果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对现实世界、对其他思潮以及对它自身，都能够抱有一种正确的态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就能够起到这种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大有作为，甚至可以说有推动作用。直接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方面有重要作用;间接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当代中国新哲学形态的建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的意义首先体现在这里。具体地说:

1．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有助于人们领悟与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从而有助于人们尽可能地让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理论创造活动中。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或者说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道?对此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否则也就无从谈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去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如果连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成为问题，那么，凭什么要以它为基础和核心去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呢?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到。仅从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这一意义上说，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早期代表人物，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旗帜鲜明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两种贻害无穷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以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为代表，他们以马克思曾提出要“消灭”、“终结”哲学为由，引申出马克思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哲学的合法性，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与哲学无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一种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这些人完全无视马克思所要“消灭”和“终结”的哲学，只是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第二种倾向以第三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为代表，他们抹杀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的超越，仍然用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归于近代西方哲学，而不是现代西方哲学范畴，即他们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与近代西方哲学没有根本区别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体系哲学。应该说，这两种倾向在国内学术界都长期存在着。正是在这两种倾向的遮蔽和误导下，人们才无法使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最大限度地接近其“真精神”。今天，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就要着力研究他们为什么和如何花大力气去反对这两种倾向，以及如何通过这种反对而逐步向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靠拢。

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早期代表人物在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甚至错误解释路向过程中提出的观点，或者说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解释路向，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从这里出发，或许可以引导我们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第一，他们正视并且确认马克思关于“消灭”、“终结”哲学的一系列论述，足以说明马克思已经超越了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新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现代西方哲学，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确认马克思率先进行了终结和消除以近代西方哲学为主要代表的旧哲学的活动，确认马克思不是“部分地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结论，而是“完全地反对”它的前提和基础⁽²⁾。

第二，他们断言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就是对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超越，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根本点就是反对把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当作哲学基本问题，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理解成是用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用“物质”的绝对存在去取代“精神”的绝对存在;而是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观念的辩证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的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的“绝对的”存在。他们提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还是把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作为哲学基本问题，那么，就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是倒退到前德国古典哲学了⁽³⁾。

第三，他们提出马克思反对旧哲学、旧本体论的同时，非但没有忽视，更没有反对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的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按其本性”，是“彻头彻尾”的本体论哲学，强调马克思批判哲学，并不是要离开哲学，“而是要揭开它的秘密，要解释哲学并在现实中实现哲学”，他们确认以马克思主义存在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并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响亮口号⁽⁴⁾。

第四，他们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传统哲学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原则，其中最关键的是突出人的社会实践在整个哲学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历史性和总体性，他们从存在论层面上，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实践本体论，认为“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主题和基础”，并用“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自然必然被人的活动所中介”这样一些命题来表述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主客统一为主要特征的实践哲学⁽⁵⁾。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的批判，以及通过这一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基本内容的揭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更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唯有他们才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在这里，我们只想表明，当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当代中国哲学领域还很有市场的情况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些做法和观点，确实有助于突破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束缚，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2．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有助于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从而有助于人们探索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来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正确途径。

如前所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是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必由之路，而要实现这种会通互动，首先在于能否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对立起来，无视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相提并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无视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别，那就不能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样，两者之间的会通互动也就失去了基础和方向。

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思潮，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但身体力行地用现代西方哲学某些流派之“长”，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短”，或者说，从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吸收优秀的东西，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尽心竭力地揭示两种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为他们的这种“取长补短”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他们断言，倘若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像“老鹰扑向小鸡”一样向这些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猛扑过去，去鉴别、消化和吸收它们。既然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能够这样做，那么，今天他对现代西方哲学也会这样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者真实关系的论述，为我们今天正确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进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这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两者真实关系的三个看法都是重要的。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共同进行了终结和消解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斗争，从而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盟友关系。无疑，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终结和消解，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在这个方面，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游离于这一斗争之外，而是不但参与而且率先批判近代西方哲学。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判断，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时，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截然对立起来，采取二者择一的态度。因此，必须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极对立的思维。在当前要反对两种倾向:一要反对固守封闭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对现代西方哲学一概排斥的态度，二要反对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趋之若鹜的态度。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出，尽管由于阶级基础和理论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存在原则性差别，但在理论内容、形态和特征等方面又有诸多共同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同质关系。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之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之处。例如，两者都高举反形而上学的旗帜;都具有反体系哲学的特征;都努力促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与人的生活世界;都反对主客二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共同点，既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当代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这就昭告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时，应当努力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并以此作为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借鉴。当代中国新哲学很有可能以这些共同点作为基本构架产生出来。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比现代西方哲学所有流派都更加坚决和彻底，所以它在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也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不仅有同质关系，而且有对立关系，即超越者和被超越者的关系。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日而语。在把握两者的关系时，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同质性，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突破，而是整体上的超越。通过这种整体上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与现代西方哲学有根本区别的新哲学。既然像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整体上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那么，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时，我们就必须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引领、核心作用。如此说来，利用已有的思想资源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最重要的是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特殊地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化和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要建构的当代中国新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相互关系的揭示，在个别问题上的表述可能不那么正确，如对两者共同点的论述就有偏颇之处;在有些地方可能还存在着互相矛盾之处，如在说明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之间，就显得不那么自圆其说。尽管如此，他们的揭示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有正面效应。这种效应也将影响到今天中国学者对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

3．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有助于人们增强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自觉性，从而有助于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有正确的态度。

如前所述，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成败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真正起到核心作用，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发挥这样作用的关键是它如何正确地对待自身。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奉者和研究者必须用一种正确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在中国履行这样的职能。因此，我们今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何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以及它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而且要探索这些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持有的立场。总起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持有的立场，确实能够给予我们以诸多启示。

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活动，可以看到有一个基本立场贯穿于始终，这就是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们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确、全面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西方出现了发掘、鉴别、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热潮，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大会的主题往往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理解，而且推出了一批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著作与论文。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把“拯救社会主义”的出路定位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可以说，近年召开的每一次马克思主义研讨会，许多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具有企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现实问题，从中进一步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这种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为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研究者所必需。因为单纯“回归马克思”是不够的，离开“回归马克思”去“推进马克思”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可贵的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结合。有时人们片面地强调“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精神，从而存在着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化的危险;有时又离开“回归马克思”而去注重什么“推进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随心所欲作解释，从而带来了随意“制造马克思”，将马克思主义虚无化的新的危险。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持有这样一种态度，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够吸引人并使之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呢?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尤其研究一下他们是如何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顺天应人，有百利而无一害。

人们可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他们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这一点则是值得肯定的。当我们注意某种理论并力图从中获得启示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那些明显的瑕疵之处，而不去认真地研究一下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的地方呢?

二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内容中，除了哲学理论，就是现代性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闻名于世。欲问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究竟有何意义，就必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有什么意义。由于这里所说的是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所以仅把这种意义归结为“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显然是不够的。此外，还必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何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这一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种种弊端的揭露和批判，如消费主义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科技社会功能批判、劳动异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生态危机批判、爱欲压抑批判等，这是一种总体性批判。那么，这种批判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主要理论依据就是所谓“代价不可避免论”。他们提出，目前中国尚处于“前现代化”时期，尚处在向现代化的过渡中，现在还不是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有实现现代化之后才有可能返回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我们连现代化的门槛还未踏进，就急于去解决这些只能在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才能解决的问题，结果只能是干扰现代化建设，并严重影响人们聚精会神去推进现代化进程。因此，目前人们只能默默忍受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弊端，这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在他们看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化负面效应的理论引入中国，只能起到混乱思想的作用。

显然，假如不驳斥这种“代价不可避免论”，就无法真正弄明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立志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人民的意义。从表面上看，上述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也颇能迷惑人。但仔细一分析，实质上不难驳倒。关键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否一定要重复西方国家的文明模式?不要忘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代化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就表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之“特”就在于，一方面要通过现代化实现工业文明，享受西方人已经享受到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尤其是科技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使代价降到最低限度，尽量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些使西方人富裕的同时，又给他们带来痛苦的科技文明的弊端。中国的富强必定要以人的“精神沦丧”、“畸形发展”为代价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否一定要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中国必须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富强，这是无疑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一定要等到实现了现代化，再去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些弊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既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又不失时机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即做到“鱼和熊掌兼得”。

那些“代价不可避免论”的提出者，是在向人们兜售历史宿命论，即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历史的主体是人，当人已经有了自觉的意识，即认识到了人必须全面地发展自己，那为什么不主动地加以实现呢?为什么只由于“别人曾经是这样”因而我们也必须这样呢?一些弊端、恶果在他们那里已暴露得如此充分，我们为什么非得还要去培育这种恶果并强使自己吞下呢?为什么不自觉地、主动地驾驭历史发展，而去受盲目必然性支配呢?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是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即中国的现代化“外生后发”。如果我们不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去限制甚或避免其负面效应，那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要比西方人大得多。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些。如果不自觉地限制这些负面效应，那很有可能是我们尚未充分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而这些负面效应就已经把我们给葬送掉了。事实上，我们根本承受不起这一代价。

只要明白这一点——在中国实行现代化，一些副作用是可以避免的，其代价是可以降低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通过研究这一理论，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西方的现代化建设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尽管历时不长，但同样也出现了问题，同样已付出了重大代价。所以，我们必须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敢于正视和充分认识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能熟视无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揭露和批判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根本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趋利避害:一方面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一思路去做。

如上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仅限于此，那么，这种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后现代哲学家对现代化的弊端同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有比较才有鉴别，只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进行对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会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哲学家都源自于对现代性观念，尤其是对作为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体现的现代化运动的危机和负面效应的激愤批判。但问题在于，这是两种沿着不同路向展开的批判。后现代哲学家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化运动的批判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无视现代性观念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的福音，而对之持全盘否定态度;二是不对现代化运动作历史分析，看不到现代化负面效应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三是把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说成是现代性观念和现代化运动本身带来的，是现代化运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四是强烈要求回到前现代化状态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能比后现代哲学家更早、更深刻地觉察到了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但他们在对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时，很少具有后现代哲学家所表现的这些特点。他们在批判现代化运动负面效应的同时，又肯定它是推动近200年来人类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讴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全新时代，使人类摆脱了自然和历史的束缚。就是说，他们仔细剖析了现代化运动负面效应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富有说服力地向人们揭示了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并不是现代化运动本身、现代性观念带来的，而是由目前推进现代化运动的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简言之，他们批判的不是现代化运动本身，而是现代化运动的资本主义形式。他们相信，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价值观念，现代化运动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因此，他们强烈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样，他们就把对现代化运动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了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必然性论证。

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进行比较，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理论给正在追求现代性、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的启示。

第一，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挫折和困难，关键是找到出现挫折和困难的根源。我们必须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不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现代性本身，不把这些问题视为现代性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在当今中国，一方面，一些人根本无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视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所发出的感叹，一意孤行地走下去;另一方面，一些人即使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却把这些问题看作是现代性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似乎中国人要么被关在现代性大门之外，无法享受现代性所给予的满足与幸福，要么就是被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所葬送。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既不能无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更不能把这些问题说成是现代性本身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又不把这些负面效应直接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批判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又不把这种消极社会功能视为科学技术本身的原罪，这是多么的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按照他们自身的生活经历，看到的是现代性正在走向自己反面的历史事实，但他们并不因此而简单地得出结论说这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昭示我们，必须从实现现代性的社会组织方式、推进现代性的社会制度等方面，探索现代化进程中何以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

第二，必须正视现代化进程中，所以出现种种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承受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体制不完善这一点。我们必须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将对现代化进程中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对社会主义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变成推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强大动力。

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持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观念: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充分展现其正面效应，相反越来越滋生和助长其负面效应。他们实际上把现代性负面效应归结为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如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关系失衡，这显然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负面效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把这一负面效应的账直接记在现代性的头上，而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导致了这一负面效应，只要改变这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完全有可能避免这一负面效应。这样，他们就把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现代化进程的种种负面效应会得到有效遏止。当前中国领导人正在引导中国人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现代化建设，这是力图使现代化进程趋利避害的最好尝试。

这两点启示非同小可，因为它们关涉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和方向的根本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前途和命运问题。不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怎么能够获取这些宝贵的启示呢?由此可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在这里得以充分的体现。

三

目前，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正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要实施的内容十分广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学者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了贡献。在当前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之际，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能置之度外，而应积极、有效地投入其中。

那么，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里且列举若干:

第一，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促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我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是建立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像西方政要与右翼思想家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只能“送进历史博物馆”，那么，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再花大力气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了，更不必当作一项“工程”来加以实施了。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对21世纪的人类，尤其是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来说，仍然是一面伟大的旗帜，才会有如此大的魄力与勇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作为一项工程来加以实施。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认可的基础上，而这一工程所要达到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正在于富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21世纪的人类仍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开创新生活。这一工程的成功程度，首先要看通过实施，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度增加了多少。而要做到这一点，借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是必不可少的。

在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世界屡屡失败，人们普遍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背景下;在50—60年代随着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被揭露，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声浪的境遇中;在80—90年代苏东(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一些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急忙倒戈，不少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行将销声匿迹的历史关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宣称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并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证。因此，对他们的这些观点和论证进行研究，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苏东剧变后极力维护马克思的西方理论家中，有些还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大师。他们原先与马克思主义无缘，有的甚至还曾公开宣称自己的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但在苏东剧变后，他们出于学术良知，却纷纷为马克思辩护，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文化遗产，必然对当今人类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存在决定了它不会过时”，“当今世界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方向标”等各个方面论证21世纪的人类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诚然，他们是站在各自特定的立场上，用特定的方法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但无疑，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成为我们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用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以及向人们宣传这种当代意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促使人们更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中解脱出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大家知道，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固守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的解释;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作随意的、主观的解释。当人们尚没有完全摆脱前一种倾向，即这种倾向还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从而严重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时，后一种倾向又悄然兴起，在“只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这一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念支配下，一些人任意地“制造马克思”，把许多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的理论观点强加给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渴望排除所有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和随心所欲的解释，从而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与此同时，也渴望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要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要做的事情很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研读马克思原著是一个正确的途径;但是，借鉴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也必不可少。在所要借鉴的他人的研究成果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最重要的方面。一是由于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带着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的强烈愿望去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与我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研究目的;二是由于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习惯于从原著出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方法正是我们所推崇的。正是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正确，使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不但丰富而且可信。今天，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过程中，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前面说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早期代表人物，是在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某些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理解中逐步走近马克思的。应当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至今还影响着我们。今天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过程中，认真地探索他们为什么和如何花大力气去反对这些错误理解，以及如何通过这种反对，逐步地向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靠拢，不无裨益。可以说，借助他们的理解，会使我们找到一条通向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的捷径。

第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真实关系。

在中国学术界，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确实长期存在着“唯我独尊”的倾向，将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视为自己的对立面一概排斥，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只能采取批判态度。而最近20多年来，企图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又悄然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漠和嘲讽，在一些人那里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究竟应当如何面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对此必须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倘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连这一问题都感到束手无策，那怎么能在与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良性互动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呢?

无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真实关系的论述，能够为在目前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过程中，正确揭示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今天，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让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占据指导地位，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理直气壮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面对现实。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直接目标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要做到这一点，最要紧的是使马克思主义面对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人们总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学院式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这里所说的“学院式”，仅仅是指他们研究问题的方式，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看，他们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相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直接说成是“认识现实”。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现实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他们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急剧变化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时代的脉搏。实际上，他们是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时代。苏东剧变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痛定思痛，把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远离社会现实。他们断定，僵化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征，用这种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导致失败是必然的。于是，他们更加自觉地要求马克思主义贴近现实生活。联系当代重大现实问题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是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进展的一个标志。长期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努力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挑战，这对正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会产生强大的震撼力。

实际上，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种直面现实的精神会震撼我们，而且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和说明现实的许多具体内容，也会给我们以诸多启示。如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性，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从我国快步走上现代化建设轨道以来，一方面我们享受到丰硕的现代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受着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日益加剧的各种负面效应的折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就要为当代中国人如何面对现代性提供一个正确答案，这是责无旁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实问题关注的焦点，就是对现代化运动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实际上主要回答人类如何面对现代性的问题。它的主要特点是，他们在激愤地揭露和批判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并不全盘否定现代性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并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为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对现代性进行“治疗”;他们努力把物对人的统治追溯到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把人对人的统治掩饰为物对人的统治;他们相信，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换一种价值观念，现代性观念以及作为这一理念具体实施的现代化运动，就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因此，他们提出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的本质差别。所有这些，难道不会对正在努力寻找中国人民如何面对现代性答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实施者们，留下深刻印象并得到重要启示吗?

第五，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促使人们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不仅要实质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而且要为如何科学地、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确立原则立场。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如上所述，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活动，可以看到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贯穿于始终，这就是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为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研究者所必需，也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所要确立的科学地、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如果真正能够在这一结合上，下足工夫，作出表率，那么，完全有理由对这一“工程”抱有希望。只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们、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研究者们，真正能够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能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注释】

(1)陈学明曾对20多年来，尤其是苏东剧变以来中国学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和效应进行过总结(参见《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0页;《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第16—24页)。

(2)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London，1970，pp．73-74．

(3)Ibid，pp．131-132．

(4)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London，1970，p．106．

(5)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London，1970，p．95;Georgy Lukacs，History and ClassConsciousness，M IT Press，1971，p．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