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丁顿等英国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与探索

第四节　霍夫曼、韦丁顿等英国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与探索

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影响和传播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十分广泛的。在前面第一卷的第二章中，我们以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理论家康福斯为代表，阐释了英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推广的基本成果。苏共二十大以后，理论界和思想界对斯大林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这种反思立即影响到了英国共产党的理论界。大量的英国共产党人结合着英国社会历史现实，结合着时代的具体变化，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虽然总体上说，这种探索的成果还有待历史的评价。也有一些人为了反对共产党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阐释，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作风，而离开了共产党，进行一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样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比如历史学家汤普森，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左派历史学的经典之作。^[58]

在20世纪下半叶，英国共产党人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一方面反对对经典作家思想的教条化理解，试图结合时代的发展对此作出新的阐释；另一方面又反对歪曲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各种形式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批判新兴的、影响日益广泛的“新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共产党的理论家，除晚年的康福斯外，还有B．拉梅尔森、J．伯纳尔、B．西蒙、J．贝尔、J．霍夫曼、K．韦丁顿、J．刘易斯等人。他们有自己的理论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编著了《马克思主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入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等普及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尤其重要的是，1975年出版了50卷本的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做大量普及性工作的同时，英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阐释和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围绕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本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对各种现代思潮进行了批判。其中，J．霍夫曼、K．韦丁顿、J．刘易斯等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捍卫唯物辩证法

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辩证地对待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英国共产党的理论家认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它具有严密的科学性，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科学性和阶级性的有机结合。诉诸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或诉诸抽象的“人道原则”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过时”都是极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表现在它密切关注现实的科学发展、社会实践，对一切新的现象提出自己创造性的阐释。

霍夫曼在《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不是僵化的“启示录”，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客观对象认真研究的基础之上，它同新发现的自然科学事实和社会事实密切相关，并因为对这些现象进行创造性地揭示而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它本身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因此能够适应现实的变化，揭示现实的变化，指明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并在变化了的实践和历史情况中不断地检验自己的真理性。可以说，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相联系的科学性是霍夫曼、刘易斯、韦丁顿等英共理论家着力阐释的基本立场，他们要求在变化了的实践面前，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和捍卫，主要集中在物质观、反映论、自然辩证法方面。他们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阐释当代科学的最新进展。

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中，存在一种割裂恩格斯、列宁和马克思思想的取向。这主要集中在物质本体论和反映论问题上。伯尔纳、霍夫曼、刘易斯等人反对这种割裂，坚决强调物质本体论和能动的反映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列宁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贡献和真理性。他们认为，列宁根据当时科学的最新发现和最新成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阐释了“物质”的哲学概念，有力地回击了当时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思潮。列宁的物质概念，强调哲学的物质概念同自然科学的具体物质形态概念之间的区分，将“物质”概念提升为最普遍的范畴，科学地揭示了存在概念中一般与特殊之间的相互关系。英共的理论家们捍卫列宁的物质概念，回击各种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一书的批判，他们认为，列宁的物质概念，不仅能够合理地揭示当时的科学成果，而且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伯尔纳指出：“20世纪是在列宁的天才不仅对经济领域而且对自然科学领域发挥最强烈影响的标志下走过来的。”^[59]

因为物质作为最高的范畴，不可能采用通常的属加种差等定义方法，所以列宁的物质概念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着手给物质下定义的，这其中已经包含了他对认识论问题的解答和理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坚持列宁的物质定义，就必然要坚持和捍卫其认识论上的“反映论”，因为真正说来，二者是内在统一的。相应地，各种对物质本体论的批判也自然会涉及对反映论的批判。英共的理论家们在捍卫列宁物质定义的同时，坚决捍卫其反映论。霍夫曼指出：“马克思坚定地把自然的或人造的全部现实称为物质现实，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与意识有区别的物质现实决定意识，因而物质现实是意识反映的那个领域。”^[60]物质决定意识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基础，能动的反映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在认识论上坚持一种反映论的立场，人们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英共的理论家大都坚持和捍卫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批判了各种质疑和反对自然辩证法的思潮，主要的争论对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理论。为此，英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在1977年到1978年还展开了专题性的讨论。他们强调指出，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是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因此它要求我们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关于世界上任何一种运动的形式和规律的方法论原则。韦丁顿在阐释自然辩证法的规律时指出：“事物和过程始终表现出对立的方面和倾向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矛盾始终存在于一切事物和过程之中。”^[61]也就是说，事物本身具有辩证的特性，体现出辩证的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这是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客观性，无限多样的物质世界服从于辩证法规律的作用。唯物辩证法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它的范畴、规律不过是客观过程的归纳和总结。

关于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英国共产党理论家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甚至同一个人的观点也并不完全统一。比如说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刘易斯就拒绝了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念完全同人和历史有联系，而绝不是同自然有联系。”^[62]这一看法使他同英共极力反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的立场十分接近。从卢卡奇开始，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批判自然辩证法，将马克思的辩证概念同历史实践联系起来，从而否定对马克思认识论的反映论解读。事实上在该书中，刘易斯也对“反映论”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认识理论，而是对现实社会理论和实践的批判。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在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同时，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性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内部各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阶级和国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力图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运用到当代世界和英国现实问题的分析中。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中，存在着一种分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存在主义的著名思想家萨特就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提法。英国共产党的哲学家大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之内的推广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物质本体论的理论基石。霍夫曼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比占首要地位的基本原理——如果没有一般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的联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是在关于思想与客观现实的联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加以考察的。”^[63]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物辩证法对社会的系统运用，把普遍性和具体性和谐地统一起来了。对此，康福斯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也有明确的阐释。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变化像自然界一样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和支配，这就必然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支配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属于经济性质的”^[64]。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就是唯物辩证法具体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必然结果。

英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运用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阐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反对历史观中的唯意志论和宿命论观点，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这些客观规律的可认识性。他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分析当前社会历史的发展。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将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力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产生了无批判的乐观主义和激进批判的悲观主义。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都是“技术决定论”。英共的理论家们反对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他们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总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发挥作用，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本身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影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并且真正使之造福于人类，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被运用于国际间的侵略和剥削。

英国共产党的哲学家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阶级理论，并创造性地用于分析和阐释英国的社会现实。他们与一些进步的哲学家们一起，分析了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分析了工人阶级内部成分的变化，揭示了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的后果和实质，批判了将国家装扮成“超阶级的”社会管理机构的各种论调。J．科恩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尽管标榜它对周围的一切抱‘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但仍然是阶级统治特别有效的机构。”^[65]由于斯大林政权的极权主义和专制性质，苏共二十大以后，思想界和理论界出现了批判和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倾向。在一些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暴力和专制的代名词，它与现代的自由和民主是格格不入的。霍夫曼坚决反对这种思想倾向，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概念是理解马克思关于国家理论的钥匙。这一概念着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科学的政策和简单的空想之间的巨大差别。”^[66]

与对斯大林政权专政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反思密切相关，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解释。这种解释分两种情况，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倾向认为，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思想属于抽象的人本主义，本身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之后的马克思思想属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解释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揭示整个马克思主义。英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种倾向都进行了批判，为此，《今日马克思主义》在1972年和1973年举行了专题讨论。他们批判了阿尔都塞割裂马克思前后思想之间的统一性，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同科学本性抽象地对立起来，并且指出，结构主义的方法使得阿尔都塞把历史看成是无主体的过程，忽视了历史本身的过程性、实践性。他们同样批判了仅仅把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一种激进人道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最后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理解为一种“空想”或价值“乌托邦”。

在理论上，英共的理论家们批判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结合现实的社会制度来讨论人性、人的生存状况、人的异化等。他们强调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对人的个性、特长、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影响，批判抽象地谈论人性和人的本质。在《人的独特性》一书中，刘易斯结合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来阐释人的独特性的形成和发展，他指出，“人创造自身和完善自身是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形式为转移的，人达到的是社会在其发展中已经提高到了的那种理智的、精神的和文化的生活水平”^[67]。韦丁顿则明确地强调阶级关系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人的自由和解放程度同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密切相关，没有脱离阶级立场的抽象的人性和自由。^[68]总之英共的哲学家们在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和阐释上，力图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的立场，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解释。他们认为，如果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话，这种人道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同阶级革命以及阶级斗争并不矛盾，它应该是革命的、行动的人道主义，它的理论基础就是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三、革命道路的探索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涉及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道路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经济生活条件、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许多理论家高唱资本主义永恒的赞歌，否认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另一些理论家则认为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甚至连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些左派理论家也感慨工人阶级意识的消逝和没落。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斯大林统治时期留下的一些历史阴影，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判。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和理解，针对英国现实，对其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势、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同时回击了各种对马克思阶级革命理论和一般社会历史理论的歪曲和批判，他们争论的主要对象是各种修正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1977年英国共产党第三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纲领，可以被看成是英国共产党理论家们对本国社会革命道路探索的总结。

英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指出了革命道路的一般规律，但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结合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出的普遍规律同自己本国的特殊实际结合起来，探索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和道路。新纲领指出：“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自己的道路。它将不同于其他国家内存在的道路，这不仅由于英国本身的特殊情况，而且是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已经发生变化的缘故……英国的国家和历史的特殊条件，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在英国达到社会主义。”^[69]英共的一些理论家们指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英国具有通过和平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将取决于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和本国国内工人阶级的艰苦斗争。对于英国来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革命过程。这一过程要求充分地运用和平的、民主化的方式来改造现有的国家机器和国家制度，消灭垄断资本家对社会的统治，将政权和国家机关转到大多数人民即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军手中。

英共的理论家强调英国具有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他们并没有将和平道路绝对化，认为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的，从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相反，他们批判了将和平道路绝对化的修正主义倾向，他们认为，不能排除国内发生激烈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他们反对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理论倾向，充分肯定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他们认为，像马尔库塞那样强调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无产阶级意识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体化，实际上是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和革命意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物质生活条件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机械地认为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变消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从而否定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性和主导地位。

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整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存在着分歧。1977年，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格林、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发表了“在民主和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联合声明，强调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宣言”，这一宣言针对的对象是教条化了的阶级革命理论和苏联模式。而英国共产党的理论家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它割裂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同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联，他们强调指出，英国即使存在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它也并没有违反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并且将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