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先生武汉大学博士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陶德麟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丁俊萍

陶德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我直接与他接触的时间却很晚，也很少。因为我不是湖北人，也没有在武汉大学读书的经历，本科、硕士、博士各个阶段的学习都是在北京完成的，所学专业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中共党史，与陶先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缘关系，加上当时自己与外界的学术联系也比较少，不太注意本专业以外的学者。而在我真正认识陶先生之后，因为担心打扰他，和他联系也不多。但细想起来，在冥冥之中，我和陶先生之间还是很有缘分的。在我心目中，我和陶先生的关系不是师生，胜似师生。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的时候。

1978年秋天，我离开了上山下乡近五年的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迟到五年的大学生涯。虽然我学的是中共党史专业，但也和那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图书，用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我们除了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看之外，就是周末上街到西四、沙滩、灯市口等地的旧书店买便宜的旧书。学校图书馆有时清理一些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在内的旧书，很便宜地卖给学生。有时候，我们也会买一些新出版的书，但不是很多，毕竟新书要贵一些。像我这样拿着国家助学金的老大不小的大学生，不太舍得也不太可能去买许多新书。然而，在我所买的为数不多的新书中，有一本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唯物辩证法大纲》。该书是李达同志主编、陶德麟先生执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卷，1965年完成送审稿，因“文化大革命”未能出版。1978年，该书经陶德麟先生遵李达同志的遗愿修订，由人民出版社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正式出版。该书自成体系，联系中国革命、建设和现代科学发展的实际，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突出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该书出版后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一致认为是“一本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在新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唯物辩证法大纲》是继1961年出版的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后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反映了我国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新水平”。毫无疑问，就这本书的出版和所达到的水准来说，作为执笔者和修订者的陶德麟先生可谓功不可没。我读大学本科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的基础课程，每周六个学时，开课时间为一年，因此，教师的讲授是相当系统的。除了上课，授课教师也向我们学生推荐一些阅读书目，其中就包括《唯物辩证法大纲》。因为我比较喜欢上哲学课，就通过班级买回了这本书。由于这本书写得深入浅出，所以我对这本书读得很带劲，自己感觉受益良多。当然，那时我不会想到，自己毕业后会到本书主编李达先生生前担任校长的武汉大学任教，当然更不会想到自己还有机会与曾经担任李达助手并执笔撰写和修订该书的陶德麟先生直接共事多年。

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武汉大学任教。由于担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又是无名小辈，初来武大，除了所在单位的教职工和课堂上的学生之外，我在偌大的校园里认识不了几个人，更不用说认识像陶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了。在以后的十年里，我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从复习考研到再度北上攻读硕士学位，从恋爱结婚到生养孩子，似乎忙得不亦乐乎，因而很少有时间关注更多的事情。虽然自己也写点东西，晋升为副教授，还先后兼任了学校机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部教工联合团支部书记、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兼教研室副主任、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虽然也常常听到老教师们提到陶德麟先生的名字，并且参加了由陶德麟先生担任总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中的《毛泽东国家学说》一书的编写，甚至在学校的一些会上多次见到过陶先生，但老实说，当时自己对陶先生似乎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真正开始对陶先生有所关注并留下深刻印象，应该是在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

那是在1993年深秋时节，时值武汉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全校上下一片忙碌，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迎接学校百年华诞，我所在的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也不例外。学院是由原政教系和政治学系合并组建而成的，于1992年底正式成立。为迎接百年校庆，学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编撰出版《政治学科建设与研究》，拍摄一部反映学院历史和现状的录像片。作为当时学院党政班子中最年轻的副院长，我被分工负责拍摄录像片。当我完成《政院概览》的脚本写作并拍摄了相关的分镜头之后，就开始在位于教三楼四层的电教室编辑室编辑完整的资料片。同时在那里编辑的，还有一部由夏都锟副校长的妻子、中文系黄教授执笔撰写的反映武汉大学百年历程的资料片。由于百年校庆的庆典日益临近，而学校的编辑设备和人手有限，所以我们的编撰工作显得十分紧张。记得校庆庆典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在那儿工作到大约十点半钟的时候，电教室的周汉斌、杨弘、李伟国、李辉等老师劝我先回家，把活交给他们先干，第二天早晨再来检查调整，因为他们知道我头一年生病住了两个月的医院，当时还在恢复期，不能太劳累，加上孩子才六岁，晚上需要妈妈陪。于是，我在那儿又呆了一会后，就先回家了。第二天一早，当我赶到电教室时，周汉斌等几位老师就告诉我，大约在深夜十一点半钟的时候，陶德麟校长亲自来到电教室，审阅反映武汉大学百年历程的资料片，并慰问在这里加班的工作人员。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固然为自己提前回家而错失近距离见到陶校长的机会而感到有些遗憾，但更多的却是从内心油然升起的一种感动。作为一校之长的陶先生，在校庆期间真可谓日理万机，繁忙不已，疲劳至极，更何况当时他已经62周岁了，听说又患了重感冒。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竟然在已经忙了整整一天后的半夜时分，亲临电教室检查录像片的编制工作，慰问普通工作人员。虽然我当时不在现场，可是我能想象出陶先生来到电教室的神情。他的这一举动所表现出来的细致、扎实、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给我以相当的震撼。这就是陶先生给我留下的第一次印象，而这一印象我至今难忘。

几天之后，在学校小操场举行的武汉大学百年庆典上，我似乎第一次注意到陶德麟先生，似乎第一次聆听他的讲话。在我印象中，陶先生的言行举止从容、有气度，嗓音平和、有磁性，富有感染力。可是，坐在台下的我也清楚地听到陶先生在讲话时多次发出的咳嗽声，那分明是他那些天积劳成疾、感冒未愈的表征。当时我就在心里暗言:陶校长辛苦了！

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211工程”。我在受学院委托起草本院“211工程”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了解到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深感有必要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来进一步充实和提高自己，以适应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最初，我想到北京大学去读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这是因为:一方面，自己的本科、硕士都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读的，现在想换换学校和专业，也就是跨学校、跨学科学习和研究，交叉一下，拓展自己。同时，也借机弥补一下自己报考本科时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比北京大学大而没有以第一志愿报考北大的遗憾。再加上北京大学也没有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我只能选择相邻专业的政治学理论来报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武汉大学在1993年刚刚获得政治学理论博士学位授权点，其未来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而我当时已经参加了刘德厚老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论著导读》、《毛泽东国家学说》等著作的撰写，对政治学理论有一定的兴趣和基础，况且我多年从事的中共党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究广义上也属于政治学科领域。当我萌发出要考北京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想法之后，便跑到学校行政大楼的校长办公室找陶德麟校长。因为我时任学院副院长，上任不过一年半时间，又要跑到北京去攻读博士学位，自己心里对学校能否同意我报名并没有底，学院院长刘德厚老师也让我自己去找校领导问问。记得那年二三月份的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我在校长办公室里等了一会儿，就见到了提着包从外面进来的陶德麟校长。我记得他当时穿着一件深色的长风衣，显然刚从外面开会或者上课回来。我们就在校办工作人员的桌子旁边站着说了一会儿话。我简单地向陶校长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表达了自己想去北京大学攻读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的想法。记得陶校长在听完我的陈述之后，以非常朴实、平和的语气对我说了一番话，其大意是:年轻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是好事，学校支持年轻老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但不能影响工作；如果报考外校，所报考的专业应当尽量和自己正在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相一致，以便进一步做好工作，等等。在整个谈话期间，陶校长始终和我一样站立着，静静地听着我的陈述，耐心地回答我的询问，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的神色，也没有一点校长的架子。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再坚持什么了。后来，适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科评议组成员张静如先生来武汉地区调研中共党史专业学位点的建设情况，武汉大学聘其为兼职教授，陶德麟校长亲自为张静如先生颁发了聘书，并宴请了张先生。这之后，我决定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并于1995年9月入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党史学家张静如先生，继续从事中共党史专业的学习和研究。

1995年9月至1998年7月三年间，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在北京师范大学跟着张静如先生学习和研究。除了第一学年我几乎完全呆在北师大之外，在其他两学年中，总有一段时间在武汉大学工作。由于自己是中共武汉大学党委委员，每逢参加学校党委会时，总还能见到时任校长陶先生。但由于自己是晚辈，面对日理万机的校长和学术权威，自然不会主动去打扰陶先生。但这期间出现的一个场景却令我难忘。那是1997年2月的一天，陶先生的校长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我清楚地记得陶校长离任的那一天，全校干部在人文馆参加学校校长换届大会。上级领导对陶校长任职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与会人员以极为热烈的掌声表达了武大师生对这种评价的高度认同。而之后陶校长饱含深情、诚挚感人的离任讲话，又一次激起与会人员的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从这掌声中，我分明听出了人们对陶先生为人为学的充分肯定，听出了人们对陶先生任校长期间辛勤工作、勤政廉政的充分肯定。当时我就想，一个校长能做到这个份上，应当无憾了。

陶先生卸去行政职务、完全回归学术之后，我感觉自己比较敢与他接近了。1998年我在北京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回到珞珈山之后，一度曾经想申请做陶先生的博士后，继续深入有关研究工作。为此，我还曾经在某次会议之后直接向陶先生表达过这一意愿，陶先生也明确表示欢迎，并建议我先就有关申请具体事宜咨询武汉大学人事部。尽管我因年龄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上限而最终未能到陶先生门下做博士后研究，但在我的心底，却一直将陶先生尊为自己的合作导师。

1998年之后，我先后担任了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丛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因而见到陶先生的机会多了一些，能够更多地聆听他的讲话，也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他的无私帮助。

仅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和评奖为例。1998年秋，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被列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计划。1999年初，该书又被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献礼图书。由于当时出版经费紧张，我就希望能够得到武汉大学学术丛书的资助。在宋镜明教授、罗志刚教授、雍涛教授以及当时还健在的王玄武教授等人的积极举荐下，我的书稿进入了学校学术丛书编审委员会最后的评审。那时候，武汉大学学术丛书编委会是包括全校文理学科在内的综合性的委员会，由二十余名文理科专家共同组成。与会专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审阅着由学校社科处和出版社提供的各种申请材料并进行评议，其间，有位资深的理科专家对我的《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一书的命题提出了质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能有思想吗”的疑问。尽管当时在我脑袋里立即想出了许多理由来支撑这一命题，但囿于自己是当事人，特别是囿于自己年轻资历浅，所以不便也不能在会场上说什么话，只是感到当时会场上的空气和自己身上的血液都要凝固了。就在这时，陶先生发言了。时隔十多年，陶先生的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以极为平和的语调和有说服力的语言论证了该选题成立的理由，并对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本书作者已经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陶先生的一番话，对当时会场气氛扭转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结果，会议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了该书的评审，决定列入当年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予以资助出版。1999年10月，该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陶先生在会上的一番发言，该书未必能通过评审，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命运了。

我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后，得到了多方关注和好评。学校社科部和出版社从不同途径推荐其参加评奖，有的评奖需要有两份推荐信。我只好不揣冒昧去找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张静如先生，同时也找了陶德麟先生。陶先生没有丝毫的推辞，他收下了我送的书，嘱咐我过两天来取推荐信。两天后，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来到陶先生家里才得知，陶先生在百忙之中阅读了我的书稿，并用电脑为其写了一千多字的推荐信。陶先生的推荐信从三个方面指出了该书的学术贡献，并从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该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当我从陶先生手里接过那份有陶先生亲笔签名的推荐信时，顿感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深深地感到，在这薄薄的两页纸上，凝聚着老一辈学者对后学的厚爱、肯定、鼓励和期待，也为我们如何为学为文、如何对待年轻人树立了典范。正是在陶先生、李会滨、陈乃宣、邓剑秋以及我在前文提到或未及提到的许许多多老一辈学者的大力推荐下，在许多同辈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拙著分别获得了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第八届全国党建优秀读物奖、湖北省首届图书奖、武汉大学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重要奖项。我深知，没有陶先生的大力推荐，没有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拙著的获奖是难以想象的。我时常在想，我只有像陶先生和众多学者那样尽可能地为年轻学者的成长提供帮助，才能无愧于他们对我的支持与帮助，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陶先生不仅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领头人，也长期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领军的作用。他在领导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时，就注意吸收和培养我们这些编制并不在哲学系的中青年教师。难能可贵的是，陶先生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并不只是填表时把我们这些人算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吸收我们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例如，2001年春天，武汉大学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昆明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2001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方面具体承办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的老师，德高望重的陶先生是这次国际会议的总负责人和主持人。令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陶先生和汪信砚、何萍居然也通知我们去昆明参加此次国际研讨会。毕竟，我还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从来没有参加过国际研讨会，从来没有去过昆明。我与陶先生、雍涛先生、陈祖华先生以及汪信砚、何萍等老师一起乘飞机飞往美丽的春城——昆明，一起开了为期3天的国际会议之后再飞回武汉。通过这一次行程，我不仅近距离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一些老师和研究生，也近距离地接触了来自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还亲身体验了国际研讨会的气氛和场景。通过这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等多个“第一次”，我感觉到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许多，也从中学到了许多。

在以后的学术生涯和学院工作中，我又多次与陶先生接触。在国家“211工程”二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家“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基地”的申报和建设过程中，陶先生不仅亲自挂帅，也十分支持和理解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

记得2004年8月中上旬，正是武汉盛夏酷暑时节，也是我们撰写国家“985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基地”申报材料的紧张阶段。受陶德麟先生和时任校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的委托，梅荣政老师和我具体负责总论证，颜鹏飞教授、汪信砚教授分别提供各自所在学科的有关材料，佘双好、孙来斌等几位年轻老师协助收集整理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有关材料。我们几个人在我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加班。每当我们做完一部分论证，就立即通过邮件发送给陶先生和顾书记，请他们审阅并修改补充；每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就立刻打电话与他们进行联系。在那长达二十天的时间里，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发送材料给陶先生，他总是尽快地将修改意见回复我们；无论我们什么时候给陶先生打电话，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和我们一起探讨。有时他想起了什么问题，就主动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提醒我们注意有关事宜。他的意见，既高屋建瓴，又具体可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由陶先生和顾书记领衔的国家“985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基地”申报获得成功。这使我们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等学科的建设有了新的更高的发展平台。

2004年以后，在“985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和每年一度的检查中，陶先生总是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记得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为了等出差在外的梅荣政老师回来一起开会研究迎接“985工程”项目紧急检查事宜，七十多岁高龄的陶先生竟和我们一起饿着肚子等了几个小时。2008年底，国家要对“985工程”项目实施五年来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验收。受首席专家陶德麟先生、领导小组组长顾海良校长的委托，作为“985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我和佘双好，具体负责检查验收材料的整理和撰写。在收集各有关学科主要人员五年来的标志性成果和代表性论文的过程中，我注意到陶先生亲自提供的材料是最及时和最规范的。我不由地思忖:难怪人们常言道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陶先生的成功确实不是偶然的。古人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陶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事业成功，与他认真做事的态度和良好的做事习惯是分不开的。

在我2007年秋离开行政岗位之后，由于工作关系，见到陶先生的时间少了。因为不愿意打扰他，所以除了“985工程”建设项目检查期间的工作联系之外，我也很少给他打电话。在一次学校会议散会后，我偶然碰到陶先生。他关切地问起我的近况，并勉励我调整自己，潜心学术。由于其他人找陶先生说话，我未能与陶先生多谈。但陶先生的关切神态和寥寥数语，已让我如沐春风，使我感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对后学的真诚关爱和鼓励。

光阴荏苒，寒暑易节。我大学毕业后从北京来到珞珈山，差不多也有二十八个整年了。前后算起来，我到陶先生家里不过五六次，一次送书，一次拿推荐信，其他几次似乎都是与“985工程”建设项目有关。在我的印象中，陶先生家里，到处是书。陶先生的夫人吴老师，是安徽休宁人，她温柔贤淑，为人敦厚，言谈举止，雍容大度，优雅有致，一看就知道是个有修养的知识女性，是陶先生的贤内助。她和陶先生夫妻恩爱，琴瑟和谐，幸福美满，令人羡慕。

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在我看来，珞珈有山，东湖有水，住在依山傍水之处的陶德麟先生有智更有仁。欣闻学校要为陶先生庆贺八十华诞，我作为陶先生的编外弟子感到由衷的高兴，权以上述文字表达自己对陶先生的感激之情和祝福之情，并以此激励自己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向陶先生学习。我衷心地感谢陶先生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理解、支持与无私的帮助，衷心地祝福陶先生和吴老师健康长寿、学术生命常青！

于2010年5月31日夜

(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