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具有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

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具有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读陶德麟先生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一文有感

陈学明

一

有一个问题总盘旋在我的脑际:像陶德麟先生这样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凭什么他们能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凭什么他们的研究能对社会现实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凭什么我们总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凭什么他们能赢得学界内外、高层领导与普通百姓的普遍尊重?是由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养深厚吗?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好像又不全是。我认为，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学养之深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坚定是成正比的。他们并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来加以研究和接受，而是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真理来加以追求。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最近，我认真地再次拜读了陶德麟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上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一文，以及收集在《陶德麟文集》中的其他若干篇他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章，加深了我的这一想法。

二

2008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单位在武汉大学举办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报到那天一拿到会议材料，我就被陶德麟先生的那篇文章吸引住了。可惜后来陶德麟先生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时，没有完全按照那篇文章讲，而只是挑了其中的一部分。他之所以挑了这些内容讲而没有讲文章的另外一些内容，我也完全理解。正当我遗憾陶德麟先生的这篇文章只是作为会议材料而没有公开发表让更多的读者阅读之时，我欣喜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将这篇文章刊登了。我把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发表的文章与收集在会议材料中的演讲稿进行了对照，发现除了个别词句，基本上未作重大改动。说实在的，我真担心这篇文章中一些我认为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正式发表时被删除掉。《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没有做这样的“手脚”，我佩服他们，也感谢他们⁽⁹⁰⁾。

我一直认为，论“学问”，当今最大的“学问”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问”。当然，我也反对轻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其他“学问”都做不了的人才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门“学问”做得最好的学者，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这门“学问”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只有那些最有“学问”的学者才有可能“做”好；不是因为其他“学问”“做”不了才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应是在其他领域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已有了深厚的理论积累，才有条件去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我在一些场合曾提出，我们应当把在各个领域、各门学科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汇聚到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点上来。尽管我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非常看重，但说实在的我对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状十分不满，我总感到目前的研究实在是浅尝辄止、言不及义、穿凿附会。正当处在这种既看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又对目前的研究十分不满的心态下，我读到了陶德麟先生的这篇文章。

当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哪里?陶德麟先生的文章主要研究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二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问题。这两个问题提得太好了，说实在的，如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清晰、正确的认识，我们怎么去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更何论去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正如陶德麟先生在文章中所指出的，这两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一些前提性的问题”⁽⁹¹⁾。问题在于，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谓是如火如荼、热闹非凡，但为什么其他人提不出这样的问题，而陶德麟先生一下子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如此明确地摆在世人面前?这正是我所思索的。在我看来，从表面上我们可以把这归结为陶德麟先生的洞察力，而更深层地追索，我们又可以把这种洞察力进一步归结为陶德麟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我们为什么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为什么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一个研究者应当把这一问题一直留在自己的脑海里。我们绝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有些人甚至虽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却对自己为什么要进行这一研究连想也没有想过。从陶德麟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非常明确:一是为了中国的现实，即为了使当今中国人的实践活动能在真正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二是为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即为了坚持、弘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两个目标在他那里又是统一的。正因为陶德麟先生怀着这样一种目标去研究和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才能看到他人所不可能看到的关节点，揭示出他人所不可能揭示出的问题的本质所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现在许多人都把重点放在“必要性”上，即连篇累牍地去论证我们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陶德麟先生另辟蹊径，他把文章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上。我越想越有道理，在当今中国，对于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点可能很少有人持异议，但问题在于，人们很少去思考在我们中国究竟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还谈论什么“有必要”这样去做?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的今天，在许多人只是表面上认可马克思主义而发自内心对马克思主义嗤之以鼻、付之一笑的今天，确实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远比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要的迫切得多。一些人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来接受，只是把此作为一个“护身符”来加以使用，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把这当作一回事，即从来也没有想过真正付诸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告诉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是有可能实现的，才有希望使人们认识到这样做是完全有必要的。一个同时心系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的人，才会想到这一点，而陶德麟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另外，当今有些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往往只是停留在“过程”之中，而很少关心其结果。在他们那里，研究的“过程”就是一切而“结果”是无关紧要的。陶德麟先生则把目光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上。他提出“检验马克思主义成败得失的标准问题”就说明他在关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能不能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的成功，究竟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究竟有多大的正面影响。他把此说成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阶段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⁹²⁾。一个时时关注着自己的研究会产生何种结果的人，一个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研究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人，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学者，陶德麟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

当我深入地阅读陶德麟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的具体论述时，他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立场愈发鲜明地呈现在我的面前。陶德麟先生并没有浮光掠影地、似是而非地、笼而统之地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而是富有针对性地加以论述。他针对当前影响人们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突出的三大思想障碍，一个一个地作具体分析，通过回答人们的这些疑虑来说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我在这里首先要说明，如果陶德麟先生不是由于有着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从而深入到了问题的本质之中，是不可能发现这些思想障碍之存在的，而且即使有所觉察，也不会如此地花费重大笔墨加以澄清，而很有可能像有些人那样千方百计地回避。下面我们就顺着陶德麟先生的思路，看一看他是如何分析影响人们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思想障碍，从中来领悟他在分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

第一个思想障碍是:认为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具有可能性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这是完全可能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处于深重的灾难之时成立的。当时，人们为了把中国从深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从西方引进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提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这双重任务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其具体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革命的成功实际上不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要的，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但有些人偏偏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所做的充其量是把“列宁主义中国化”，而列宁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区别的，从而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在某种范围内，可以用中国革命的成功来说明“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可能的，但不能由此推论出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可能的。陶德麟先生把这些人的疑虑清楚地表述如下:“他们发现，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苏俄‘送’来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读的书籍无非是从苏俄介绍来的论著，充其量也只读过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几本书，加上苏俄理论家编写的转述马克思主义的书，马克思本人的书读得很少很少，连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还不知道，他们头脑里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过是拿着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来处理中国革命的一些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然后把这个理论体系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罢了。”⁽⁹³⁾陶德麟先生深切地认识到，面对这样一种思想认识，论证中国人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论证恩格斯的思想，特别是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的一致性，论证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包括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就不仅仅是些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有可能的重大现实问题。陶德麟先生在这里表现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有的无畏无私注重理论的彻底性的品格。应当说，陶德麟先生在这里所论述的问题是目前国内理论界颇有争议的问题，而且陶德麟先生所要表述的观点同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不相符合的。他在这里不“媚俗”，不“含混”，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的观点“亮”了出来。请看他表述自己的观点时所使用的措辞:“把恩格斯的理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我认为没有根据”⁽⁹⁴⁾，“说列宁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曲解”⁽⁹⁵⁾，“无论列举斯大林多少错误，也说明不了他的理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⁹⁶⁾，多么斩钉截铁！由于他的观点是建立在自己多年的思考与研究的基础上的，所以显得“底气”十足。

第二个思想障碍是:认为中国人即使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读懂。确实正如陶德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当今学术界一些人常常在那里鼓噪中国人实际上是根本无法读懂读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的。在他们看来，理由十分简单，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语境”，是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发展的产物，而要读懂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就必须有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从而囿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的。还是看一看陶德麟先生对这些人关于中国人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观点的描述:“中国人要读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得首先把自己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彻底西方化，跨过这个鸿沟，否则即使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摆在面前也读不懂，自以为读懂了其实也是歪曲的，与文本的原意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把这个过程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已”，“于是结论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虚构的东西，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这回事，将来即使可能，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事”⁽⁹⁷⁾。经陶德麟先生这样一说，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确实，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我们是根本无法读懂的，还谈论什么使之中国化！我们所要“化”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但倘若对之究竟是什么也搞不清楚，即无从把握其“真精神”，我们又怎么“化”她呢?我们岂不是在“瞎折腾”吗?看来，陶德麟先生把中国人是不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视为是不是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一个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立场的学者就这样在别人眼里不成问题的地方真正发现了问题。现在是后现代主义和解释学盛行，那种由后现代主义和被曲解了的解释学所引发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也充斥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否认有马克思主义“大道”的存在，认为所存在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解和解释，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是永远无法“走近”和“走进”马克思的，我们是永远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的。陶德麟先生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把它揭示出来了。他明确地指出:“这是从西方解释学的角度更彻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观点，很容易给人以貌似合理的满足，但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⁹⁸⁾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把这种错误的观点揭示出来，而是对这种错误的观点加以驳斥，即剥掉其“给人以貌似合理的满足”的假相，而揭露隐藏在“似是而非”背后的真相。陶德麟先生并没有停留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的揭示上，而是进一步对此进行了鞭辟入里、言近旨远的分析批判。他的明确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立场在这一分析批判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在分析批判这一错误观点时所持的一个立足点就是:认可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他这样说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内容却是世界性的。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它在哲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和造成的变革，是世界各民族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并不因为中国人一解读就必然变得面目全非。”⁽⁹⁹⁾我们从陶德麟先生的这段话中不但感受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而且也体会到了他对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心。

第三个思想障碍是:认为即使中国人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在上述三大思想障碍中，这一思想障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的阻力最大，危害最甚。还是先看陶德麟先生对这些人持有这种观点的“理由”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欧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产物，是离不开西方土壤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必定水土不服，变形走样。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如果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果只能是‘儒家化’、‘封建化’，或者民粹主义化，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了。”⁽¹⁰⁰⁾正因为在当今中国用这种理由来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的大有人在，也正因为这一“理由”直接涉及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性”的问题，所以，一切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正直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面对这样一种观点，都不能熟视无睹，而应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如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在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表现得那么模棱两可，那么支吾其词，那么就可以断定此人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之所以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肯定有其不可告人的肮脏企图。陶德麟先生面对这样一种观点，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从中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他的堂堂正正的大家风范。他一语道破了这种观点的实质:“这种说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论’的另一种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¹⁰¹⁾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反对者总是以“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来反对和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如此，进入21世纪以后的今天也是这样。确实，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国情这一点也心存疑虑，那怎么还有必要和可能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当年，正是由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露，才换来了马克思主义普照中国的局面，今天仍然需要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挺身而出，像当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与这种论调进行坚决的斗争，否则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可能在中国继续飘扬，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我们看到，陶德麟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些后生小辈更是责无旁贷。当然陶德麟先生在这里对这种“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论”的驳斥是非常有力度的，请看他下面一段话:“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它的视阈是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全局，而不仅是西欧。它不是地域性的理论，而世界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并不只是西欧情况的概括，而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特别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对人类社会是有普适性的。中国的特殊性诚然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中找不到具体论述，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中国化；但中国的特殊性并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适性，倒正是这种普适性的特殊表现和印证。”⁽¹⁰²⁾陶德麟先生的这段话可谓是“字字值千金”，我相信，一切对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心存疑虑的人，只要他对真理尚存一息“敬畏”之情，那么他一定会有所触动的。当我们看到陶德麟先生通过引用黑格尔肯定理论民族化的可能性的一段话，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具有可能性之时，我们真为陶德麟先生的机智和深刻拍案叫绝。黑格尔在给J.H.沃斯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¹⁰³⁾陶德麟先生认为黑格尔的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哲学，也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理论；不仅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中国”。他从黑格尔的这段话引申开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¹⁰⁴⁾这是我最近在国内看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所有表述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表述。

三

在我的案头上除了有刊登陶德麟先生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一文的2009年第1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之外，还放着100多万字的《陶德麟文集》。我一面仔细拜读陶德麟先生的这篇文章，一面又不时地翻阅《陶德麟文集》。我逐渐认识到，陶德麟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那种明确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立场，不仅仅表现在其个别的文章中，如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一文中，而且贯穿于其整个学术活动的始终。可以说，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立场是他的所有著述的一个最鲜明的特色。《陶德麟文集》共有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问题和探索》，而第一部分又设上、中、下三编。我们且从下编中随便挑出几篇文章，再来分析一下他在进行理论研究特别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时是如何坚持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的，以说明他的这种可贵的理论品格的一贯性。

第一部分《问题和探索》下编的第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共产党的宏大事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这种内在联系的: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纲领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这样说道:“共产党的纲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依据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最基础的东西。因此，只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理解党的纲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自觉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¹⁰⁵⁾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对这种内在联系表述如下:“为了实现党的纲领，党还必须在具体条件下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又取决于思想路线是否正确。思想路线说到底是个哲学问题。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路线，才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据以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反之，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路线，只能导致错误的政治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¹⁰⁶⁾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在论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时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能‘保证’人不犯错误，但是在它的指导下对事物认识的全面程度和深刻程度是大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能‘保证’人不犯错误，但是它把握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开辟了认识真理的正确道路。如果严格地遵循它的原则，就至少可以不犯全局性、方向性的错误”，“通过学习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以它为根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就有了认识上的正确向导，就能够使我们的认识全面得多，深刻得多；就能够少犯错误，有了错误也比较容易找出错误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把错误的教训变成宝贵的财富，变成走向真理的阶梯”⁽¹⁰⁷⁾。试问，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是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伟大事业时刻挂在心上，不是自觉地让自己赋予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的使命，他会系统地去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以及自己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党的事业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样的问题吗?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陶德麟先生认真地这样去做了，这就说明他确实是一个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伟大事业时刻挂在心上，自觉地让自己赋予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的使命的学者。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要经常地提醒自己让自己的研究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必须做到的，但许多人却很难做到，而陶德麟先生恰恰做到了。

在下编中还有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点杂感》的文章，这篇文章以“杂感”为名，实际上是陶德麟先生为了实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针对目前国内的研究现实，向国内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在文中，他提出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注视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他指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不要以为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过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吃透，有的论述还需要深入发掘，重新理解。“但是，更迫切的还是研究经典作家还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地做文章，认为这些新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予理睬，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变成离开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理论，变成落后的哲学，说不上发展，也说不上坚持了。”⁽¹⁰⁸⁾陶德麟先生在这里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视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与增强其自身的“解释力”联系在一起。他在文中进一步提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坚定地指出:“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他富有感情地向我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发出呼吁:“在世界格局大变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团、困惑和苦闷，那么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希望得到一种合理解释这些现象的方法，他们求助于哲学”，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这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能够没有一种责任感，不尽一点微薄之力吗”⁽¹⁰⁹⁾?他在文中还提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须“做科学的朋友”。他认为，目前搞哲学研究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对科学的负面作用讲得多了一些，而实际上，“科学毕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可以为人类造福的有力武器，它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他提出我国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固然不能让哲学成为“科学的侍从和跟班”，但也不应让哲学当“科学的保姆和训导员”，而应让哲学成为“科学的朋友”⁽¹¹⁰⁾。他在文中又提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他这样告诫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研究哲学的人不可无“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和胸襟，但不可真以为有“为万世开太平”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进一步，为人类留下一些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财富，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他的下述一段话确实是意味深长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如何?应该有什么样的新形式?我没有能力说清楚。我想这也不是哪一位高手提出一套精密的方案，或者开一个会议作出一个权威性的决议，大家就会一体遵循，齐步向前的。而且如果果真是这样，倒又成了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又被窒息了。在哲学这个最需要个性和灵感的精神世界里搞‘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还是只能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去探索问题。这些看似不大整齐的足迹汇集起来，‘路’也就踩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逐渐成形了。”⁽¹¹¹⁾陶德麟先生所提出的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注意的四个问题，确实讲到了要害处，如果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像陶德麟先生所揭示的那样去做，那必然是没有希望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陶德麟先生何以能提出这样四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突破点，以及他所提出的这四个方面的突破点是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展开的。我希望人们在进行这样的思考时记住在陶德麟先生的论述中所出现的一些词汇，如“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责任感”、“气度和胸襟”等。

最后看一看收集在下编中的另一篇题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顾名思义，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如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但我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考察陶德麟先生在论述这一重大问题时所持的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上。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还是方法问题，一般的人谈论这一问题都是从方法入手的，似乎只要方法对头，我们就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但是陶德麟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强调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他这样说道:“首先是态度问题，即到底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这样那样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作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首要之点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丢了这个根本，就必然会亡党亡国。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因。”⁽¹¹²⁾他对以各种借口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在思想上不解决马克思主义是否已“过时”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一个从内心深处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的人讲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对牛弹琴”；让一个从内心深处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的人来“从事”甚至“领导”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养虎遗患”。陶德麟先生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归结为一个首先是否认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来源于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研究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才会这样去做。当然，陶德麟先生论述如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涉及了学风和方法的问题。他说:“高举一面旗帜、爱护一种理论的最好方式，就是养成优良的学风。也只有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¹¹³⁾只要仔细研究一下陶德麟先生是如何谈论学风和方法问题的，就不难发现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他提出，“自觉养成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有赖于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¹¹⁴⁾。他把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视为培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的前提和核心内容，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认识到的。他还提出，“有效地运用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首先在思想上明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¹¹⁵⁾。陶德麟先生把在思想上明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视为有效地运用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这也是意味深长的。当然他也完全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论述坚持和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具体地说，他是这样论述的:“在这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统一性的反映。在这种研究方法中，坚持并不是发展之外的另一项工作，它就包含在发展之中；同样，发展也不是坚持之外的另一件事情，它就是坚持的具体表现，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就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方法的真义。”⁽¹¹⁶⁾他又提出，运用正确的方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树立和强化自觉的阵地意识”，即“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¹¹⁷⁾。陶德麟先生把“树立和强化自觉的阵地意识”，视为运用正确的方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这是一个极有针对性和极为深刻的见解。在他看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而这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最集中地体现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也决不能搞多元化。”他强调:“这既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我们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得出的最深刻的教训。”⁽¹¹⁸⁾我们看到，目前国内论述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文章汗牛充栋，但像陶德麟先生那样真正把问题引向深处、入木三分的论述确实是很少的。无疑，这来源于陶德麟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所谓“去意识形态化”、“去价值取向”、“去理论立场”的倾向。有些人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所谓“纯客观”、“纯学术”的研究，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研究“放逐”于现实之外。北京的一位青年学者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指出，如果说以前曾经出现过把西方哲学“做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成”政治的倾向，那么当今则是完全倒了过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成”西方哲学，又把西方哲学“做成”“纯学术”。这位青年学者所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一切心系马克思主义命运的人都深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陶德麟先生以及其他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坚持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的基点之上，显得尤其可贵。我认为，在当今弘扬陶德麟先生和其他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趁他们还健在，尽一切可能在他们身上学习更多的东西。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