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初步确立

第二节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初步确立

(一)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为了挽救革命，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举行秋收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又连续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致使中国革命遭受到巨大挫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确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使中国革命重新踏上胜利之途，便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最为迫切的任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最终不仅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而且在理论上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以中国革命的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同时，又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率领革命武装力量向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而在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问题。稍后，毛泽东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客观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从理论上为中国革命的方向进行了科学的、坚实的论证。

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在领导前一时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的基础上，先后写作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认识工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各阶级的现状，科学而准确地预测了中国革命将要出现的新的形势，并最终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及其客观条件。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分析了这些矛盾对中国的影响。

毛泽东指出，上述各种矛盾在现在不仅没有缓和，而且在进一步发展。这些矛盾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对中国的进一步争夺。而这种争夺，又使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不断激化的矛盾反映在中国境内，便是中国各反动势力之间的相互混战，便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加深，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抗。

毛泽东接着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及其在中国境内的这种发展，必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帝国主义必然要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各自扶植一派封建军阀作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而军阀的分裂和战争，又势必削弱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使工农武装割据成为可能。“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³⁾另外，由于白色政权的分裂，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依然占据优势，中国的农村可以基本上不依赖于城市而独立，这就同时为农村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条件。其二，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使中国的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上寻找出路，使中国的地主从加重农民赋税方面寻找出路。这种压榨，必然引起工人和农民的反抗。而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又都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群众运动，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土豪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这些具有革命传统的工农群众，又使农村红色政权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毛泽东指出，正是上述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才使农村的红色政权具备了存在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才使工农武装割据成为可能。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预测了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在毛泽东看来，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在的国民党的统治，乃为一种新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利益。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实行比以前更为厉害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此，工农群众对反动阶级的仇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剧了。面对中国革命的这种现实，我们既不能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反革命的力量，从而走向盲动主义的道路，也不能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的力量看大了，从而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总之，应该恰当地估计革命形势。毛泽东指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必然会进一步激化。因此，工农群众对反动势力的反抗会愈演愈烈，全国革命形势会不断向前发展，而这一切，又都必将使红色政权不断巩固并逐渐发展壮大。

再次，毛泽东就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主观条件作了全面的考察，对中国共产党掌握革命武装力量和坚持正确的政策路线的重要性给予了特别的强调。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支正式的武装——它在革命战争中所造就的一支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是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红色区域只有地方武装而没有正式的军队，就不能对付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有了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才可以集中打破敌人的攻击，同时才可以坚持游击战争，坚持发动群众。

另外，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还必须保证它的组织力量的强大和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否则，农村红色政权便失去了它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为了在红色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能有一个正确的方针指导，毛泽东阐明了党的组织于当时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斗争策略，如在军事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的时期，我们的策略就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扩大。但此时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能有一个坚固的依托。在统治阶级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则应该是逐渐推进的，这时，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分散人力，而不注意建立一个坚实的中心区域。再如在土地分配方面，必须注意争取农村中的中间阶级，防止和纠正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另外在政权建设方面，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思想建设方面，必须对革命队伍的成员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战略战术方面，必须实行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等等。

总之，在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各种主观条件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建立革命武装和保证党的政策策略正确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红色政权也就不能够存在。

最后，毛泽东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伟大意义，指出红军、游击队和农村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把中国革命最终引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⁴⁾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红色政权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行，最终必将导致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导致中国革命的胜利，因而他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⁵⁾

综合上述，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当时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革命形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大创造。

(二)《反对本本主义》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和后果。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视中国社会的实际，或者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妥协退让，或者在革命的低潮时期急躁冒进，致使中国革命屡受挫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去探寻中国革命所应采取的正确道路，逐步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之途。

使中国革命屡遭失败的教条主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联结或变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调查、不研究、不了解，从而单凭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一般原理或结论，照搬外国经验，主观主义地指导中国革命。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机会主义者无视广大农民的革命性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主张立即用武装起义或武装暴动首先在城市夺取政权，以致使革命根据地蒙受巨大损失。与此相反，毛泽东等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则时时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通过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调查研究方法，去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从而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和策略。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实事求是的阶级分析和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在土地革命一开始时，又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脚踏实地地调查研究，在反动派统治的薄弱环节发展革命力量，从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

中国革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是否重视和进行实际调查，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坚持和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实际调查的方法。为了使全党同志都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身体力行，亲自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从哲学上对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给予阐明，把调查研究的方法提高到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给予特别强调，以期全党都能够认识它、掌握它。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就是从哲学的高度阐发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文章。

在文章的一开头，毛泽东便以简洁明快的笔调提出了一个充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看来，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来源于人们对该事物的详细而周密地调查;只有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认识，才有可能是正确的。“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⁶⁾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人们必须学会调查，但调查本身并不是目的;调查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世界，并运用这种认识去指导实践，进一步改造世界。因此，应该把调查视为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⁷⁾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实践”、“认识”等认识论的概念，但整个论述却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精神，体现出从物到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接着，毛泽东阐述了通过调查而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⁸⁾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必须迈开双脚，到实践中去走一走，做到“每事问”。同时，也可以找熟悉情况的人开调查会，了解问题的来源，掌握事物的现状。毛泽东指出，这种调查本身，就包含或孕育着解决问题的成分、因素。“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⁹⁾对于从调查研究到解决问题的这一过程，毛泽东将之形象地比喻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再接下来，毛泽东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指出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克服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长期存在于革命队伍中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当时，还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词，但毛泽东批评的本本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本本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是极端有害的、危险的。作为思想方法的本本主义，一切唯书、一切唯上，以为上级或书上的就是对的，从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本本主义，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切结论，根本无视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割裂开来。

毛泽东指出，这些表现在诸多方面的本本主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而空谈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盲目的态度、形式主义的态度。其中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不了解上级机关指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不懂得对上级指示的执行，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的。至于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同样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对的，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学习，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指出，这种以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本本主义，对革命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党的策略路线被束之高阁，不能深入群众，本本主义的研究方法引导人们走向神秘主义，甚至成为反革命。“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¹⁰⁾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给革命带来危害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这就要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¹¹⁾在毛泽东看来，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或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其根源就在于脱离实际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¹²⁾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用调查研究方法来克服本本主义，这是因为调查研究方法属于与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是洗刷唯心精神、克服本本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目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¹³⁾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与本本主义的对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进行认识，从认识的角度分析和深掘了党内教条主义的根源，这就不仅暴露和揭示了教条主义的本质，而且找到了克服它的有效途径。

最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于这种斗争的发展，接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革命任务的完成，绝不是简单容易的，它需要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指导，需要党的基本路线的保障，同时也更需要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与坚决，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研究。”⁽¹⁴⁾那种以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有了党的基本路线方针的“本本”，就有了永久胜利的保障而无须到群众中去调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综合上述，毛泽东完全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出调查研究和反对本本主义问题的。他关于什么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及其意义等的论述，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不仅深刻揭露了本本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和党内其他错误的认识根源，而且较为全面地阐发了作为调查研究哲学根据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一系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而这一切，又都是毛泽东以后哲学活动中一以贯之的宗旨。因此《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反对本本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并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已经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在前几章的内容中我们看到，到30年代初，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而艰苦的努力，中国人民已经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认识和了解。特别是经过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唯物辩证法宣传运动，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已为中国的广大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同时，经过十多年的传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也逐渐从国外的经验和书本知识变为中国人民观察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的工具。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露，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更全面更准确地观察和说明中国社会，揭示出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形成反映中国革命特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前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经受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可能。从本质上讲，毛泽东哲学思想乃为中国革命特殊经验的理论概括和升华。而中国革命特殊经验的积累，必然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有失败的痛苦，也有胜利的喜悦。党的一些领导者，曾经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结果遂使中国革命一再遭受挫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努力从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事业，努力分析和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点，并在长时间的艰苦探索之后，最终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没有这种长时间的探索，没有这种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自然不会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

最后，就毛泽东本人来说，他一直注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一直处于领导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最前沿，也一直坚持中国社会实际的调查工作。这种长期亲身参加革命实践、长期置身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历，也使毛泽东在解决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时游刃有余、胜任愉快。他长时间坚持的调查研究工作，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环节所在。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是中国革命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发展的一种必然。

(三)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总结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力量、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道路。在此后十年中，围绕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如何展开中国革命战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错误地估计形势，一再组织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进攻，把革命战争简单地归结为“正规”的阵地战。与此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军事斗争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

由于在较长时间内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占了上风。中国革命事业和革命战争几经挫折，革命武装力量遭受到巨大损失。1934年10月，工农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1936年，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年后，毛泽东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长文，系统地论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前一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争论作了理论上的总结。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基于前一时期战争战略问题上的斗争本质上是一场哲学斗争，是一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认识，把中国革命战争诸问题提高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分析和论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等一些重要的原理。

第一，关于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战争认识的能动性问题。

战争有没有客观规律可循?毛泽东认为，战争也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一种物质运动，因而同样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客观规律就是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等诸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它决定着战争发展的总趋势，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不同的只是战争比其他社会现象有更大的流动性，因而较难认识和驾驭。他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¹⁵⁾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与其他事物相比较，的确有很大的特殊性。如战争的双方都是武装的活人，战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都是为了消灭对方、保存自己，因而非常不确定。但毛泽东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是不可认识的神物，我们反对战争及其规律问题上的一切不可知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并不是没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的确实性。如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虽很不确实，也是有征兆可循、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的。

那么，如何才能认识战争的规律呢?毛泽东认为，这需要从战争的实践中去学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主观主义地指导战争的错误，指出战争的学问拿到讲堂上或书本中，很多人讲得头头是道，但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些人脱离战争的实践，没有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我们要在战争中打胜仗，要认识和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就必须亲自参加革命战争、指导革命战争，在战争的实践中认真调查研究，熟悉敌我双方的情况，在占有大量的丰富材料，并加以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透过现象去揭示战争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因此毛泽东强调:“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是我们的主要方法……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¹⁶⁾

毛泽东指出，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如同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一样，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多次反复、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运用于战争的认识，具体地阐述了正确揭示战争规律的辩证过程，指出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包括战争计划的制订和战争计划的执行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第一阶段的内容是收集材料、进行思考，从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第二阶段的内容是实施计划，在战争中检验、修正和发展计划。

关于第一阶段，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¹⁷⁾

关于第二阶段，毛泽东强调，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制定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又是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自己预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符合于新的情况。”

毛泽东关于战争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的论述，揭示了关于战争认识的规律，这就是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从对战争的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战争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实现战争规律与关于规律的认识、客观与主观的具体历史的统一。这一论述，从战争认识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是毛泽东以后关于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和人类认识总规律的思想的最初表述。

第二，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问题。

战争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凡是战争都有着共同的一般的规律，那么，是否认识了一般的规律就可以指导战争呢?毛泽东认为，认识战争的一般规律对于指导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表明千差万别的具体战争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共性，指明了战争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给人们从事战争的实践活动提供了一般的指导原则。每一具体的战争，如果离开了战争一般规律认识的指导，就会变成没有方向的盲目行动。因此，必须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

但毛泽东同时又强调，只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因为战争的一般规律是通过战争的特殊规律表现出来的。“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¹⁸⁾首先从时间上看，战争和战争的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的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其次从性质上看，战争有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之分，它们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最后从地域上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的国家、大的民族的战争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的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可机械地搬用。总之，战争和战争的指导规律同其他任何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发展的、具体的，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人们必须从战争的性质和它的时空两个方面的存在形式去认识和把握每一场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律，从而正确地指导战争。

“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¹⁹⁾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战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一般与个别的辩证联结和统一，对于具体事物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上述战争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毛泽东批判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只注重战争的一般规律而忽视战争的特殊规律、只注重其他地域的战争规律而忽视中国战争的规律、只注重历史上的战争规律而忽视现阶段战争规律的三种机械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展开了批评。

对于第一种倾向，即只注重战争一般规律研究的倾向，毛泽东指出，这实际上是用一般的战争规律代替战争的特殊规律。在有这种倾向的人看来，过去流血得来的东西，就绝对不能变更其形式或内容，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削足以适履。“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²⁰⁾

关于第二种倾向，毛泽东认为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它只强调别的民族、别的地域的战争的特殊经验，而否定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经验。有这种倾向的人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做就得了。”⁽²¹⁾然而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或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采用，也同样是削足适履。“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²²⁾

关于第三种倾向，毛泽东指出，这实际上是只尊重中国过去革命战争的经验，只认为过去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好的，但他们不了解现实战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只应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²³⁾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揭露了在中国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倾向的实质所在，这就是不懂得辩证法，不了解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在战争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第三，关于战争的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

战争规律有一般性规律和特殊规律之分，也有全局性规律和局部性规律之分。毛泽东认为，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对后者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从而保证战争的胜利所必需的。“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²⁴⁾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全局性规律与局部性规律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辩证联结的关系。一方面，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对于全局关照得好或不好，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胜败。“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和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²⁵⁾另一方面，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存在，全局是由它的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受重大影响，这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是，多数局部和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破坏了，则会导致全局的失败。

毛泽东进而指出，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二者之间的区别与界限只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种转化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战争范围的变化，局部的东西可以转化为全局的，反之亦然。如“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²⁶⁾二是由于地位的变化，局部的东西可以转化为全局的，全局的东西也可能下降为局部的，如在战争全局中，有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前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展开了新的局面的。这里所说的“一个败仗”或“一个胜仗”，就是决定性的、带有全局性的东西了。

基于全局与局部的这种辩证关系，任何一个指挥员都必须有全局的思想，“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²⁷⁾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要求人们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以上可见，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完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论述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及其战略问题的。它的各个主要思想观点，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光辉，是毛泽东后来写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主要观点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