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消解策略

(二)两种不同的消解策略

1.对知性思维方式的消解策略

西方文化传统有很强的分析精神，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这种分析精神得到不断的强化。精细区分的、可操作控制的、直接有效的思维要求逐渐凝结为一种思维方式，并渗透在各个文化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思维方式曾是启蒙的力量，却逐渐变成一种统治一切的新的意识形态和专制力量。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反对技治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揭示和显露它无所不在的专断权力。我们认为这主要就是对知性思维方式的限制和消解，因而它与辩证法有相同的任务。

黑格尔是最早系统批判知性思维方式的哲学家。在黑格尔看来，知性思维也就是形式逻辑思维，也就是实证科学中运用的思维方法。粗略概括黑格尔对知性逻辑的批判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性逻辑的形式性。知性逻辑使思维脱离具体思想内容，而作单纯的形式推演，这就避免不了形式推理的主观任意性。克服知性逻辑的这个弊端，黑格尔强调辩证逻辑应该让思想沉入内容之中，按照事物固有的节奏去运动，把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统一起来。二是知性逻辑的抽象性。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谈到不要把真正的普遍性与仅仅的共同之点混为一谈，认为这至关重要。知性逻辑通过外在的比较从对象中抽取出共同之点，并使共同点脱离对象内容而成为经验归纳和科学概括的知识，这种知识虽具有操作、控制对象的有效性，但却不能真正把握对象的本质和生命。黑格尔强调普遍性是具体的，是个别对象赖以存在的生动原则和根据，也可以说是对象的内在生命。与此相关，知性逻辑的第三个缺陷就是它的外在性。它把知识或科学看做主体站在客体之外的观察、控制和整理，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进而也把客体对象看做相互外在，从而可以进行比较、编排的东西。辩证逻辑或思辨的逻辑则认为普遍性逻辑是内在于对象的，逻辑先在于人的认识和知识，后者不过是人类精神对自在理性的自我意识。对人类知识的外在性看法，使科学知识失去了内在统一的基础，从而知性逻辑必然具有僵死性的特点，它把各种知识看做相互隔绝的，至多只能寻求到一些外在的共同点；各种知识和概念是凝固不变的，如有变化，也只是对新的经验的重新编排。黑格尔用辩证法的整体性原则、发展原则消解知性逻辑的僵死性、凝固性，事物的自身发展、自我否定、自己运动是辩证法的核心，全体的自由性和各个环节的必然性是黑格尔逻辑学体系的构建原则。

黑格尔对知性逻辑的批判和消解是近代以来启蒙理性的一次极有成效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片面地张扬科学理性的危险和危害，这是自卢梭给第戎学院的征文以来思想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又一次深沉的警告。但是，黑格尔对知性逻辑的批判实质是对传统的外延逻辑的批判，是对同一律作为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基础(恩格斯语)的批判。他企图用内涵逻辑、真理的逻辑代替知性逻辑，用思辨的绝对理性代替抽象的知性理智。这实际又是对启蒙理性的推进和完成。因此，黑格尔对知性思维的辩证消解不能阻止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向一切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的渗透，对科学和逻辑的崇拜日益成为现代的时尚；黑格尔哲学自身却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消解对象。

在启蒙精神和科学主义的鼓舞下，20世纪哲学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英语国家在经过新黑格尔主义短暂的辉煌之后，英国经验论的传统重新占据统治地位，而来自弗雷格逻辑哲学的影响，使英美哲学走上了分析哲学的路子。在我们看来，分析哲学运动是科学主义最彻底的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以形式逻辑为分析工具，以科学作为理性典范，以启蒙精神为核心，因而它是近代科学精神的延续，是现代主义哲学的主流。由于分析哲学冷静理智的精神特质和高度技术化、职业化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技巧，它似乎与人们的价值态度和生活理想关系不大，其实它却要提供一种科学世界观，也就是把科学转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拒斥形而上学，这是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共同的哲学纲领。从表面上看它是为了净化知识，消除知识的混乱，实际上蕴含着科学至上的价值判断，它是启蒙精神反对神学权威的延续。“上帝死了”的真实意义是对一切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扼杀。在纽拉特1929年写的《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小组》这篇哲学宣言中，明确宣称维也纳小组的“观念思想来源于启蒙运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英国的自由贸易运动”^[1]，这篇宣言针对新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和神学化思想的增长”，强调要恢复近代的科学理性传统，也就是恢复被黑格尔辩证消解的知性逻辑的权威。

“物极必反”是一个浅显而又难以逃避的法则，当英美哲学刚刚沉浸在哲学科学化的欢乐中时，奎因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由此开始了发自分析哲学内部的摧毁和解构。奎因对现代经验论两个教条的批判，典型地示范了一种新的消解知性思维方式的策略，即用知性逻辑破解知性逻辑，用分析破解分析。此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大致莫出乎此。

奎因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分析运用的仍是形式逻辑的工具，但分析的结果是：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经验论却仍保留着形而上学的教条。经验论教条基于某些似乎自明的东西，如意义、认识同义性、分析性等，恰是隐晦不明的。罗蒂后来更明确地指出科学哲学仍保留着对逻辑和科学的盲目崇拜，这里所说的盲目崇拜即包含着对形式逻辑亦即知性逻辑无批判的信任态度。形式逻辑不是自明的最高真理，胡塞尔曾讲过，可论证的不是最高的，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演绎推理的两个公理都是建立在直观的基础上的，怎样破解对逻辑的盲目崇拜？胡塞尔诉诸现象的直观；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力求用辩证逻辑限制形式逻辑的有效范围；奎因、罗蒂的经验论立场使他们不可能接受辩证法的超验性，所以他们只能选择破解知性逻辑的僵死性和凝固性的消解策略，走向经验整体论、文化进化论。奎因讲破除了教条的经验论有两个后果，一是模糊了哲学与科学的界限，“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的科学”；二是转向实用主义。罗蒂晚近的著作强调某些偶然的机缘造成了语言和文化的进化。知性逻辑的僵死的确定性被消解掉了，真理成了基于生活实用目的的自由创造，这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调，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调。

福柯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提供了主要的分析工具和新的话语，中心、边缘、消解、解构、知识、权力、主流话语等新的概念充斥在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文献中。但德里达自己却说“延异”不是概念，而是一种消解的策略。后结构主义作为消解策略，是从结构中破解结构，用边缘颠覆中心，从而使任何话语都消失在无尽的语言的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结构主义原是解释学的对立物，它要消除解释学无法摆脱的理解的主观性，因此它强调客观性、科学性。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分析中发现每一知识断层都充满着无处不在的权力，每一话语系统都含有权力的运作和规范。他对性史、精神病史的考察，对医院和监狱的思索，都发现了某种强制性的话语秩序，它设定了正常的规范和标准。福柯的消解策略是强调知识的断裂、非同一性和非连续性，以此消解掉自我学的人类中心论，使人和主体从中心滚向X。在充分展示出形而上学话语系统的权力控制之后，人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和反抗结构、秩序的强制。德里达关于“延异”的解释和阐发最典型地表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消解策略。他从索绪尔语言学的差异原则引申出他的“延缓”，从“延缓”即推迟出场引出在场和不在场，进而通过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获得了一种奔腾不息的语言之流的概观，这其中既无中心，也无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确定意义，从而把包括索绪尔语言学在内的意义理论全部埋葬。

我们认为，辩证法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是对知性思维方式的消解，但二者的哲学立场不同，其消解策略也不同。辩证法要超越知性思维的有限性，去获得更具体的真理，它是人类中心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则要破解知性思维的僵死性、规范性，它是无中心的、经验的、感伤主义的。前者是对现代性的警惕和矫正，后者则是对现代性的失望和无奈。

2.对实体本体论的拆解和摧毁

知性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和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人类意识本性的意向性，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应的本体论设定和承诺，无论是认定事实上何物存在，还是说何物存在，存在论和本体论问题是哲学必须回答的。知性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是从经验对象中剥离和抽取出共同之点，从而形成抽象概念，其中具有最高抽象性的概念也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它也就成为解释和说明一切经验现象的最高根据。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无论是对这一最抽象概念作唯名论还是唯实论的解释，由于知性思维方式总是倾向于把抽象概念与经验对象外在化，所以总是把最抽象概念物质化、实体化，最抽象的概念被设想为可以自身单独存在的实体，这个实体作为本体成为整个世界的存在根据。这就是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所说的西方两千年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

设想实体作为本体的自身存在必然产生诸多的逻辑困难，比如，既然本体可以自身存在，它何以非要产生杂多的现象存在？自身存在的本体又如何能够产生杂多的现象？如果本体是一，它如何产生杂多的现象？如果本体是多，它又与本体的性质相矛盾，等等。对实体本体论的进一步思考则涉及哲学家的价值态度。西方传统哲学为什么要建立实体本体论的哲学，这种实体本体论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有何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实体本体论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神话激起了现代哲学家的愤怒，而在拒斥形而上学和拆解实体本体论的哲学运动中也显示出现代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界限和分别。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即已开始了对实体论的拆解，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也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消解。这与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可以相互比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是旧哲学的终结，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指明了走出这个体系迷宫的道路。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是自我意识的辩证法，自我意识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机能在自我意识中的逻辑展现。实体不再是单一的抽象概念或这一抽象概念的物质化，而是发展着的自我意识诸逻辑环节的统一。在这样的意义上，唯心主义辩证法既是对知性思维方式的消解，也是对实体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消解。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就是直接通过矛盾的尖锐化跨进到矛盾统一的更高真理的过程。精神的力量就在于综合和中介一切矛盾。黑格尔把统一一切矛盾的理性看做存在的普遍结构。^[2]

另一方面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达到精神和自由的概念，仍保留着本体论上的自我驯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批评，透露出后现代主义哲学拆解实体本体论的更深刻的动机，这就是对任何先在本质决定的拒绝，对个人自由的执着追求以及对自由的难以把持与无奈。

罗蒂认为，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反叛黑格尔主义，是向后哲学文化运动的环节，但由于他们是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坚持对逻辑和科学的盲目崇拜，因而在向后哲学文化运动中半途而废了。逻辑和科学崇拜，是后哲学文化必须消解的最后的“冰块”。罗蒂所说的后哲学文化，是没有哲学作为一级真理、没有学科帝国主义、没有概念帝国主义的多元文化。这种文化是在偶然的机缘中、在自由的创造中自然进化的文化，没有什么指引或指导文化的进化，这是所谓自然主义的新实用主义。在破除了镜子哲学的客观性保证之后，在消解掉了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之后，在取消了哲学学科的特权之后，哲学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员，它不再是提供认识基础的认识论，而是理解和沟通的解释学，这是罗蒂所说的由认识论到解释学的转向。

实体本体论是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客观主义和学科帝国主义必然相关的形而上学形态。欧洲哲学的人文主义背景使它更集中地反对概念实体化、术语化的遮蔽，伽达默尔在《摧毁与解构》中指出黑格尔之后消解和融化希腊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的三条道路：一是海德格尔的向希腊语言的原始性回归之路，它深入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和统治地位之背后，在概念的光亮中取回希腊人对存在的原始经验；二是解释学之路，在与“历史本文”的会话中唤起已经失落的意义；三是德里达的解构学之路，它在“书写”的本体论概念中，用不断叠加的痕迹或“道道”根本上消除意义的统一性，用“延异”炸开一切指向统一性的聚合。

海德格尔用语言内含的丰富的原始性经验和存在感受消解僵死的概念的术语，伽达默尔用无主体的“本文”集合即传统取代概念性实体，德里达用“延异”即不断伸展和拉长语言集合的策略消除意义的统一性和确定性。这些不同的拆解策略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点，其中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最大的显然是德里达的解构学。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对始源性的追求就是形而上学的神话，福柯也认为根源性、连续性是统治19世纪的主题话语。德里达指责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没有摆脱近代哲学的“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把意义、理解、澄明设想为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照面”，未摆脱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德里达用“延异”的策略把主体和客体都消融在语言之流中，主体是为语言之流占有的主体，客体也为符号代替或延迟出场，从而再没有对主体显现或为主体理解的意义。我甚至觉得“延异”作为不是概念的概念，有点类似于中国哲学的不可道的“道”，在大道流行之中或在语言之流中主客体的区分泯灭了，知性的意义和理解消失了。

辩证法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实体本体论的拆解都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破解，但二者的哲学目标、哲学旨趣却大相径庭。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要建立一种合理形态的本体论，既作为事物的根据而又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本性只能是辩证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本体论是人的自由和理想人格实现可能性的哲学论证；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它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虽有反思批判，主要却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两千年形而上学的质疑和批判，实质上是对胡塞尔所说的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的怀疑，是对欧洲文明根基和欧洲中心主义哲学的动摇。在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中，发展中国家只能选择欧洲现代化的模式吗？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这些思考给予了有力的思想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