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与社会现实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与社会现实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方面是学术性质的，那么，应当怎样来确切地理解这种学术性质呢?正是由于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哲学学术本身的性质和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哲学学术以深入地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为根本旨归;第二，哲学学术的纯粹自律性不过是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幻觉。

引导上述改变的先驱者是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学术无非是思想的形式，而哲学无非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黑格尔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重要的识见，是由于他在对主观意识哲学的尖锐批判中，把发现和揭示社会现实作为一项根本的哲学任务提示出来了。按照伽达默尔的概括，继续克服主观意识的哲学乃是20世纪哲学的基本主题，而这一主题从渊源上来说实出自黑格尔的伟大遗产。“因为黑格尔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8]在这里，伽达默尔很敏锐也很正确地把对主观意识的批判同“社会现实”的首次发现联系起来。这当然也在反面意味着:在主观意识哲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社会现实是完全滞留于被遮蔽的晦暗之中的。

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鲜明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它对主观意识的观点做出了系统的、深入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批判，这种批判甚至构成其全部著作之正面观点的“复调”。黑格尔指出，主观意识或主观思想的观点盛行于所谓“反思哲学”中，而这种哲学的要害就是“外部反思”: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外部反思不会停留于、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但却只是把一般的抽象原则生硬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是在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支持下以科学之名到处泛滥的。黑格尔指出，这种外部反思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及并揭示出社会的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因而它实际上只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以道德哲学为例，在黑格尔看来，道德与其说意味着某种我们具有对它进行反思的内在自由的情境，毋宁说道德即在于按照某个国家的习惯生活。如果说，这个看起来有点简单粗鲁的说法已含蓄地包含着客观精神的概念，那么，正是通过这一概念方始有社会现实的积极绽出，就像客观精神在为绝对精神的超越中方始获得其哲学上的证明一样。思辨唯心主义正是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使陷于主观意识顽固包围之中的“现实”(真理、理性)能够显现出来，于是它便尖锐地嘲笑并无情地抨击了主观意识的哲学。例如，黑格尔说，所谓“批判哲学”只是把对现实、真理的无知当作真正的良知，而这样的臆造居然还自诩为哲学。^[9]

今天当然很容易看出黑格尔所提出的任务是不可能以其思辨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但是，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的批判来揭示社会现实的努力却被继承了下来，并被牢牢地置入当代哲学的意识中。正是马克思首先批判地完成了这个拯救行动。在马克思看来，思辨唯心主义的“罪过”，决不在于它要求超越主观思想的窠臼而达于现实、真理，而恰恰在于这一哲学最终不得不重新阻断通达于真正现实的道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部批判，包括对这一哲学各个支脉——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等——的全部批判，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对社会现实的根本性遮蔽。虽然黑格尔提示了在哲学上揭示社会现实的任务，但思辨唯心主义依其本性而言，最终只能把所谓现实仅仅置放在理性(实在的理性或意识到的理性)之中，把本质性导回到纯粹的思维(思辨的思维)之中。就此而言，思辨唯心主义不仅未能瓦解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意识的内在性，相反倒是以之作为基本前提的(“我思”或“自我意识”——围绕自身的不停息的旋转;从这种纯粹活动转而创造对象世界等)。在这个意义上，思辨唯心主义与其说是主观意识的终结者，毋宁说是主观意识在现代形而上学范围内的完成者。只有从根本上把握住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脱离和决定性超越。就像黑格尔把康德意义上的“思想的客观性”判决为本质上的主观性一样，马克思把黑格尔意义上的社会现实归结为本质上的抽象物—思想物。于是，决定性的转折便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道说出来:“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0]

正是从这里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始获得其决定性的奠基，我们方始有可能去触及和领会由马克思的批判才第一次同我们照面的社会现实本身。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发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它无非意味着——一言以蔽之——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如果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以为社会现实是任何人都能随便见到和触到的东西，根本无需乎什么哲学、理论、学术去“发现”，那么，他便不妨去深思一下，为什么整个近代哲学都遗忘并错失了“社会现实”，为什么费尔巴哈这位看起来最现实的哲学家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背叛自身，并且较之于黑格尔还显示出“惊人的贫乏”。

即使在20世纪的哲学学术中，社会现实也还时常隐遁于顽强的意识形态浓雾中。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依其实质来说，不仅独特地经由社会现实的取向规定着自己的学术任务，而且这一任务始终是有原则高度的。海德格尔见到并明确指证了这一点，他写道:“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1]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或“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是什么意思呢?其意思无非是:社会现实。1969年，海德格尔在其哲学讨论班上再次提到类似的问题。他说现今的所谓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却完全误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12]

既然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决定性奠基，既然这一哲学又包含着本质重要的学术向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就必然与社会现实保持最关根本、最为切近的联系。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按其本性来说始终不能与当下的社会现实须臾相失，因为维系这种哲学学术的根本之点就是时时将社会现实引入眼帘，并使其持之不堕。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详尽地阐说了他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始终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轴，如果不是社会现实的开启与揭示，又会是什么呢?总而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而言，除非它能够不断地唤起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否则的话它就不能真正持存。根据这一本质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就必然在经院哲学的任何一种样式中看到它的死敌。如果执马克思主义之名的哲学学术竟然表现为某种经院哲学，那么它实际上肯定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物了。

不消说，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变革第一次自觉地把发现社会现实的任务交给了哲学学术;同样不消说，正是由于这个变革，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粉碎了笼罩在哲学学术上的意识形态神话。按照这种神话，仿佛哲学——尤其是哲学学术——是由“无人身的理性”孕育出来的，并且还可以永远躺在“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中。由于这种“圣灵成胎”，所以哲学学术与社会现实的接触不啻是“污泥生殖”。由此而产生的幻觉是:哲学学术理应是“客观的”——就其不为内容所动是纯粹形式的、自律的，就其无所偏袒是完全中性的、中立的。然而，这样一种所谓的学术客观性(德罗伊森曾颇为尖刻地称之为“阉人般的客观性”)在今天还能够是有根据的吗?如果说老黑格尔已经使之遭遇重创并岌岌可危，那么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则从这种“客观性”身上剥下一张又一张的伪装，直至把它揭示为某种本身植根于特定社会现实但却反转过来掩盖其现实根源的意识形态偏见。事实上，每一种哲学——包括这种哲学的学术本身——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现实在观念形态上的理论表现，都在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历史实践的处境中有其现实的根苗。对于任何一种哲学学术来说，这里的差别仅只在于:它自身植根于其中的那种社会现实是被意识形态的神话学所掩盖呢，还是被自觉地意识到并被透彻地揭示出来。哲学学术的真正客观性当然是存在的，但它的深厚基础和强大保障恰恰是由特定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社会现实之内容来提供的;而那种“阉人般的客观性”却只不过是为哲学学术表面上的自律性和中立性所迷惑的主观意识杜撰出来的。

席美尔有一次曾慨叹道:从哲学史中居然看不到人类的苦难——这是哲学的耻辱。这话的意思无非是说，哲学实际上是与人类的苦难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但这种苦难却被哲学学术掩盖起来并从而沉入到黑暗之中。确实如此。然而，只有当哲学能够真正瓦解紧缚在自身之上的各种意识形态桎梏，并把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当作自己最根本的任务时，哲学学术才能够自觉地打开“人类苦难”的领域，才能够彻底洗刷它过去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