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马综合创新

（四）中西马综合创新

“罢黜中西，独尊马列”的僵化历史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如“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各立山门，壁垒森严”的目前现状，也早该打破！

为了回答现代化、全球化、网络化的新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借鉴西方哲学。一个尖锐问题是：如何正确借鉴西方哲学？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从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嬗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七大转向，值得我们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借鉴：

第一，主体性转向。从古代哲学的本体论主题、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主题，转向现代主体论主题，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代表了这种走向，并且更加注重人的现实存在，主体性中的感性因素、非理性因素；

第二，科技革命转向。出现了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维纳、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人先后开创了富有哲学色彩的纵断科学，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混沌理论、突变理论等；

第三，日常生活转向。从胡塞尔等人开始，要求哲学关注点从玄而又玄的本体论、认识论，转向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

第四，语言符号转向。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开始，一直到德里达、利科、伽达默尔、波普，从主客体关系的两极，转向作为反映形式与中介系统的语言符号系统及语言符号解释活动；

第五，交往活动转向。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重点转向交往活动研究，开始触及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问题；

第六，价值观转向。韦伯、爱因斯坦等人都呼唤哲学重心要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罗尔斯的正义论、麦金太尔的至善论，要求超越西方近代以来的单纯功利主义价值观、实用主义价值观；

第七，融会东西转向。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到汤因比、李约瑟等人，都要求超越单一西方中心论，走向东西哲学、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全球化趋势与知识经济的提出，更推动了这种转向。

西方近现代哲学，在四个核心观念上有根本局限，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一是片面狭隘的哲学观；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这些思潮几乎曾一度都否定哲学首先是世界观、本体论、存在论，当然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二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三是单纯功利主义乃至实用主义价值观；四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观、政治观、国家观。

我们还面对一个焦点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哲学？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必须做出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代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活东西；代表自然经济、封建专制、封建迷信的死东西。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死东西占上风，只有宋代以后几百年，不是主流；中国古典哲学，本质上是具有永久魅力的民族智慧、民族瑰宝。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在西欧产生，德国古典哲学是其三大理论来源之一；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古典哲学应当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最早在西方播种，却在东方中国首先收获，绝非完全出于偶然。

中华智慧的闪光点，正是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契合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结合点。这里列出十个要点：1．实事求是的唯物论；2．阴阳交合的辩证法；3．以和为贵的价值观；4．天人合一的宇宙观；5．知行合一的实践观；6．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7．生生不息的持续发展观；8．兼爱非攻的永久和平观；9．注意综合的系统整体观；10协和万邦的天下大同观。

迫切问题：如何深入发掘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大智慧？

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着富于时代精神、民族特色、个性魅力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我们应当从以下四个层面去深入发掘：一个精髓，就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两大方面，就是义利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改革开放的具体辩证法；六块基石，就是知行统一的实践观—虚实统—的唯物史观—对立统—的矛盾观—台阶式与持续性统一的发展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全球史观；若干要点，还包括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邓小平理论中的大智慧，正是我们面向新世纪、融会中西马、创造新智慧的出发点和奠基石。

如何深入发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哲学创新，更是一个全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