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泰斗和文化巨人

（五）当代中国：哲学泰斗和文化巨人
——张岱年哲学思想中国与世界历史地位新论

在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模式”创新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中国发展过程中，我们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0周年，最终要回答一个富于总体性的历史评价问题：如何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高度，来评价张岱年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近来我试从以下8个层面，作出初步比较研究，或许可以说，在前人基础上，更加明确提出8个新命题：

（1）现代中哲，二张兄弟

近1000年前，中国哲学出现了继春秋战国时代灾害后的第二次大综合、大创新，当时的“二程兄弟”——程颢、程颐，起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

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祖籍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出身世家，为同胞兄弟，十五六岁时，共同师从于周教颐，而后程颢以从政为主，程颐以从教为主。二者哲学思想大同小异：同样都把儒家、道家、佛家综合起来，同为宋明理学的最初奠基。

张申府（1893—1986），张岱年（1909—2004），也是出身世家的同胞兄弟，同样祖籍河北，后成为北京籍哲学家。张申府五四时代执教北大，与李大钊一起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并且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岱年原先执教于清华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执教于北大。从20世纪30年代起，二张兄弟成为倡导中、西、马三大哲学综合创新论的学术奠基人，同时又是中、西、马三大文化流综合创新的学术奠基人。

（2）自创体系，现代六家（六朵金花）

20世纪中国哲学，是继春秋战国、两宋时代之后的第三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或叫第三次大综合、大创新、大发展。

在专业哲学家中，20世纪自创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主要有以下六大家，堪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在哲学学术上：出的“六朵金花”：

第一家，梁潄溟开创的现代新儒学；

第二家，冯友兰开创的现代新理学；

第三家，熊十力开创的现代新佛学（新唯物学）；

第四家，金岳霖开创的现代新道学；

第五家，贺麟开创的现代新心学；

第六家，张岱年开创的现代新唯物论。

其中张岱年开创的新唯物论，虽不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却无疑是至今生命力最强、影响最大的。

（3）北大中哲，冯张双星

冯友兰与张岱年，既是亲戚关系（张岱年夫人冯让兰是冯友兰堂妹），又是工作上的同事关系，还是理论上的知音关系——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堪称“哲学智慧的双子星座”，或叫”现代中国，哲学双星”。

20世纪30年代，冯张二人一同在清华讲授中国哲学；1955年，高等院校调整时，二人又一同从清华调到北大，从1952年二人一同在北大哲学系开中国哲家史课程。

冯张二人，最大共性，是都以“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为历史使命、民族使命；学术使命；都既是中国哲学学术泰斗，又是文化巨人，文化巨星。

（4）马哲中国化，学术五大家

“两个层面”，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多方面、多层次丰富内容，可以简略分出两大层面：

一是政治层面为主，和革命建设实践运动，党的基本理论建设，党和国家主流党识形态的哲学基础，直接相关，紧密相连；

二是学术层面为主，虽然也与实践活动内在联系，但形式上相对独离，更加注重学理探讨、学术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这两个层面，既相联系，又是区别。

现在的流行作法，是只讲政治层面，几乎很少讲学术层面。尤为重要的，是充分注意到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五大家——李达、艾思奇、陈伯达，张岱年、冯契。

（1）李 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系统化之道；

（2）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大众化之道；

（3）陈伯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通俗化之道；

（4）张岱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综合创新学理化之道；

（5）冯 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智慧化之道。

其中，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与理论创新，具有鲜明个性、独特性、原创性，可惜过去研究太少，重视不够。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北大自己的学者。

（5）建国六十年，伟大哲学家

2009年，当我们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今年还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再深入思索一个问题，张岱年思想在建国60年中占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说张岱年是“当代著名哲学家”，为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在此基础上，我试着提出三个新命题，以期引起讨论：

当代中国杰出哲学家；

当代中国伟大哲学家；

当代中国最大哲学家。

说张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杰出哲学家”，就像党和国家肯定钱学森院士是“国家级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一样，意在强调他的学术思想对国家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创新与突出贡献——这种提法估计不会引起太大争议。

说张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伟大哲学家”，这个提法可能会引起较大争议，因为通常人们认为“伟大”这个提法，是政治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利”，一个布衣之士、平民学者使用大有“僭越”之嫌。但是，正像张岱年先生评价冯友兰先生历史贡献时，大胆使用了“伟大”这个字眼一样，我们在评价张岱年先生时，也应当肯定他的思想贡献是伟大的，他称得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哲学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

说了张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大哲学家”，也许会引起更大争议。这里指的是专业哲学家，不揣冒昧地提出4点论据：

第一，他提出的问题、解决的时代课题最大，是现代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

第二，他综合的范围最大，提出了熔汇中、西、马的问题，并且作出了富有成果的重大综合；

第三，他取得的创新成果最大，六个哲学创新，尤其是两大贡献，卓绝不凡，鲜有匹敌；

第四，他的独特哲家思想，与其他专业哲学家相比，对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影响世界最大，显著标志有三；一是1997年《张岱年全集》8卷本出版时，由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黄金时段作了报导；二是他逝世时，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等全体中央军委常委，全都献了花圈；他数十年如一日，积极倡导的综合创新论，以人为本论、和谐发展论、义利统一论、民族精神论五大理念，成了党和国家执政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与哲学基础。

（6）三大思潮，文化主将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张岱年先生才十来岁，未能参加；而在此后的20世纪三次文化大讨论中，张岱年先生不仅每次都是积极参与者，而且日趋成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思想主将、文化巨人。

从五四时代开始，中国现代化的每个关键时期，几乎都伴随着“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大讨论，继五四之后，已有三次影响全国、关系全局的文化大讨论；20世纪30年代文化大讨论——80年代“文化热”的大讨论——90年代文化复兴的大讨论。

从五四开始，乃至这三次文化大讨论，都出现了三大学派，形成了类似“三国演义”式的戏剧性格局：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传统复归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大讨论：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和陈序经；保守主义传统复归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受到陈立 大背后支持的、主张“中国文化本位论”的陶希圣等十教授；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政治层面首推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思想文化层面首推中国文化主将鲁迅先生，在艺术层面则有徐悲鸿，在哲学层面则有李达、艾思奇、张岱年、张申府兄弟。张岱年才25岁左右就崭露头角。

20世纪80年“文化热”大讨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主要代表，在政治层面前推邓小平首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学术层面则首推1986年张岱年首倡的综合创新文化观。

20世纪90年代“文化复兴”大讨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主要代表，在政治层面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学术层面则首推张岱年。

或许我们今天可以说，鲁迅先生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化创新的主将，张岱年先生则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创新的学术主将。

（7）文化哲学，世界第一

近来，我反复思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世界历史高度，重新评价张岱年哲学思想，尤其是其文化哲学的国际地位？

为此，就需要与世纪之交、千年之交，国际上先后流行的5家文化哲学思潮，作一番比较研究：

第一家，1989年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第二家，1993年，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第三家，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等人提出的“文化替代论”；

第四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伦理学”；

第五家，世纪之交华裔美国学者杜维明等人提出的“文明对话论”。

其中在国际上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首推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单就这一点而言，张岱年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哲学的确无法同其相比；而如果就研究深度、思想高度、未来价值相比，则张岱年文化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岱年从1933年开始，持续研究文化哲学70多年；

张岱年70年如一日，以其文化哲学为民族精神的现代革新作哲学奠基；

张岱年以多元文化共存对话为前提，兼及不同文明矛盾冲突，最后走向世界多元异质文明的综合创新，深刻反映了中国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辩证法；

张岱年的多元文化综合创新论，为21世纪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活生生的大智慧、新智慧、活智慧；

张岱年的文化哲学，今天在北大、在中国，乃至将来在国际上，都带出一个综合创新学派。

以上5条，综合在一起，应当说，张岱年开创的文化哲学，堪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8）创新之道，源头活水

对于国人世人说来，究竟什么问题最大？什么是当今时代最大课题？

古往今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见面时最常用的一句问候语，就是“您吃了吗”，说明那个时候，吃饭问题，温饱问题最大。

20世纪90年代，我去南京见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教授，共同说起，对中国来说，发展的问题，现代化问题，成了那个时代最大问题。

今天，现代化起飞大势已成，不可逆转，当代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模式”创新，成了当代中国最大课题。科学发展、综合创新，不仅根本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而且根本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西方模式，成了命运攸关的历史抉择。

而近70年来，张岱年先生以中国哲学缜密研究为根基，倡导综合创新论、民族精神论，实在是中国走向创新之道的重要源头活水，坚实哲学砥柱！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继承弘扬张岱年学术思想的真义所在、深意所在！

张先生的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文之道，堪称是中国教师精神，乃至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

张先生于我本人，乃至许多后人，可谓恩深如海、义重于山！

哲人已逝，风范长存；大师嘱托，重于泰山。

让我们永远沿着张岱年先生开辟的治学之道前进，争取更大的综合创新，迎接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

【注释】

(1)王东：《张岱年学术思想的六大理论创新》，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2)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7、268页。

(3)中华：《站在哲学家张岱年的墓碑前》，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