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论的哲学呼唤

现代新型世界观、存在论的哲学呼唤

19世纪70年代以来，新康德主义哲学思潮曾在西方世界流行一时，几乎一度成为引领风尚的主流思潮。他们主张拒斥形而上学，远离客观世界，只讲脱离存在论的“纯粹逻辑学”、“纯粹认识论”。

这种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哲学思潮虽然也曾风靡一时，然而却难以持久，曾几何时，在哲学上又重新出现了对世界观、本体论、存在论的强烈呼唤，甚至逐步成为20世纪后期、21世纪起点上的哲学主潮。

纵观20世纪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至少有11位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以不同形式发出了创新本体论、存在论的哲学呼唤：

胡塞尔现象学的本体论诉求；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卡尔纳普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承认本体论；斯特劳森寻求分析哲学与形而上学兼容的描述性形而上学：弗雷格逻辑本体论；蒯因超越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承诺；伽达默尔的理解本体论；利科的新解释学本体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本体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一）胡塞尔现象学：首倡20世纪现代哲学向人的存在本体论转向

20世纪前期的胡塞尔现象学，有三个统摄全局的基本概念：意识的意向性一现象学还原一生活世界。它们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蕴涵着本体论诉求。

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指向的是理想的对象，这种理想的东西是必然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本质，理想的活动先于实在的活动而存在，是实在因素存在的先决条件。

现象学还原，主旨是真正建立一门绝对意义上的存在之物的哲学科学：“只有通过认识论的反思才发现，自然的存在科学不是最终的存在科学。需要有一门绝对意义上的关于存在之物的科学。这门被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科学，是从对个别科学中的自然认识的‘批判’中逐步形成的。”⁽¹⁾

人们永远处在生活世界中，生活世界的理论却需要有更广泛的存在论前提：“我们整个的生活活动和工作世界显然都处于那生活世界意义上的总体的存在界中，我们在个别的活动和工作中的真假问题是以那更为宽广的，乃至最宽广的生存范围的存在与否、正确与否的问题为前提的。然而对这个问题人们往往不感兴趣，尽管我们不时根据需要结合更宽广范围内的存在问题来考虑特殊的兴趣。”⁽²⁾

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心口号是：回到事情本身。他晚年更加强调：对生活世界本身按其本来存在而加以考察。整个现象学的主旨是：在判断和理解过程中，让存在显示自身。

因而，在相当意义上可以说，存在论的哲学诉求，乃是现象学的中心问题。这一点在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发展过程中，显现得更加明白。

（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呼唤与革新

海德格尔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比他更明确地转向存在论。

1906年，17岁的海德格尔借阅到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坦诺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多重意义》，由此引发了他一生对存在论的哲学求索。

1922—1926年，在马堡大学任副教授的海德格尔，讲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将其哲学问题升华为存在论主题。

1927年，海德格尔为晋升教授，发表他的成名之作《存在与时间》，该书题目鲜明地昭示了他对存在论问题的高度重视。导论题目更是开门见山：“概述存在意义的问题”。第一章的题目是“存在问题的必要性、结构和优先地位”。其中第一节更开宗明义地强调，“突出地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³⁾。

1929年，“三十而立”的海德格尔连续发表了三部存在论专著：《形而上学是什么》，《根据的本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

后期的海德格尔思想重心转向“思”与语言哲学，却并没有放弃存在论的哲学求索。

1955年，他发表了《形而上学导论》。

1956年，他又出版了《走向存在问题》。

1961年，他发表了《尼采》两卷本，其中包含专门探讨存在论的重要章节“尼采的形而上学”，“回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作为存在历史”，“作为形而上学的向着存在历史之纲要”等。

1962年，他发表了《康德关于存在的命题》。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虽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存在论出发，又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成果，但他并没有着力完成传统的一般存在论、基础存在论，而是把思想重心转向与存在的意义、个人的此在紧密相关的三个重要领域：

一是转向语言哲学、解释学，强调“语言是存在的家”；

二是转向艺术哲学，强调人在艺术中的精神升华，人诗意地存在；

三是转向技术哲学，揭露技术万能主义乃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的存在、此在的意义异化的重要根源。

（三）萨特存在主义：呼唤存在论的三部曲

萨特的存在主义学习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研究成果，更进一步强调与个人相关的存在论，在这条道路上先后迈出了三步。

第一步，发表于1943年的《存在与虚无》，是萨特经过十年求索、两年写作而推出的哲学成名之作，从题目到思想都反映出他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一脉相承，特别是在呼唤存在论上的一致性。1933—1934年，萨特从法国来到德国学哲学，当过胡塞尔的研究生。1940年，他因参加抗击法西斯的斗争而被俘，被俘期间又研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虚无》是书的正标题，还有一个副标题是《现象学的本体论》。正副标题综合到一起，集中映现出胡塞尔、海德格尔追求的本体论、存在论革新，也正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主旨。导言“对存在的探索”，则以现象学方法，对“存在”作了本体论证明，并探讨了“自为存在”的问题。第一部分“虚无的起源”一第二部分“自为存在”一第三部分“为他”，讲自为存在、为他结构一第四部分“拥有、作为和存在”，最后讲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的统一，存在与虚无的统一。这本书在改造吸收胡塞尔、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萨特存在主义特有的意识本体论，或叫存在本体论。⁽⁴⁾

第二步，1960年，萨特又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这部巨著的上卷部分，副标题为《关于实践整体的理论》。第一篇是“从个体‘实践’到实践——‘惰性”’；第二篇是“从群体到历史”，在肯定辩证法同时，却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否定恩格斯晚年讲得比较多的自然辩证法，要求用人学辩证法取代唯物辩证法。全书最后，试图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观结合起来，提出“匮乏一异化”社会关系本体论。书前导论“方法问题”，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并试图以此为思想主线，来统摄全书主题思想。或许可以说，萨将试图探索一种社会关系本体论，或叫社会存在本体论，强调个人的存在论。

第三步，从1976年开始，晚年萨特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辩证理性批判》第二卷的部分内容，到1980年他病逝之年陆续性披露有关内容。全书最终回到本体论、存在论的哲学思考⁽⁵⁾。

早在1945年，萨特为了反驳人们对存在主义的诘难，曾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题作了一次著名讲演，其中提出了存在主义第一原理：存在先于本质。也许，这个命题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简单明了地表明存在论在萨特哲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萨特哲学的思想历程表明，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主题，乃是存在论，不过不是一般存在论、本体论，而是继海德格尔之后，进一步为个人此在提供的，与个人此时此刻的存在戚戚相关的新本体论、新存在论。这是强调以个人自由为主旋律的、人学辩证法的本体论、存在论。

止是在这里，集中表现出萨特存在主义的二重性：即表现出他试图超越远离人的抽象本体论的历史贡献，也表现出他过分强调个人主观性的历史局限。

（四）卡尔纳普的语言构架本体论：从坚决拒斥形而上学到承认本体论的必要性

卡尔纳普是奥地利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和维也纳小组成员一起，从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出发，探讨了科学知识的逻辑实证主义模式。不过他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在这种变化轨迹中可以看出，逻辑实证主义在否定存在论问题上，从卡尔纳普开始到蒯因，实际上走的是一条自我否定之路，反而凸显了本体论、存在论的不可或缺。

早年的卡尔纳普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等论著中，对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断然否定态度，要求采用现代逻辑分析手段，清除人类哲学史、认识史上一切哲学形而上学的假问题，好比重新拿起“奥卡姆剃刀”。

中年以后的卡尔纳普，观点有所改变，有所缓和，有所松动，仍坚持任何形而上学命题都无认识意义、理论意义，但承认其中可能有其他意义成分、会产生心理效果，并承认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与科学有密切联系的哲学家，也会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形而上学思想。

晚年卡尔纳普，进一步区分了科学命题与本体论命题，还承认肯定语言中表达外部存在的需要，并由此决定本体论认识的必要性。

晚年卡尔纳普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逻辑实证主义自我否定之道，对形而上学、存在论、本体论开始采取某种兼容态度。

（五）斯特劳森：分析哲学与形而上学走向兼容

彼特·斯特劳森1968年成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先后发表《个体》（1959）、《存在从来不是一个谓项吗？》（1967）、《分析与形而上学》（1990）等论著。

他要求重新审视分析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他按照亚里士多德、康德的思路，把形而上学分成两类：一类是“描述的形而上学”，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维的本来结构，以亚里士多德、康德为代表，不是直接回答“世界上有什么事物存在”，而是着重探讨“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存在”；另一类是“修正的形而上学”，关注于产生一个更好结构，不满足于语言结构中显现的现有存在，而是力图探寻新的世界图景、存在方式，以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在《个体》一书中，斯特劳森试图建构“描述性形而上学”，其副标题即“一篇关于描述形而上学的论文”。

传统分析哲学认为，逻辑和语言结构是哲学的核心主题，语言哲学是其他哲学主题的基础。而斯特劳森则提出，逻辑和语言结构常常自己不能说明自己，因而它还需要一个更为深层的解释基础，那就是形而上学。他曾提出“摹状词的形而上学”理论。因而他为《存为从来不是一个理论吗》一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一篇概述形而上学的论文”。

为了进行听者与说者之间的语言交流，说者必须让听者明白他在说什么，这就需要形而上学作为基础。“说者一听者”的认同结构，必须先辨明所说事物。这种可证明性是“是论”——主体论、存在论的本体论标准，也是语言交流的哲学基础。

（六）弗雷格逻辑本体论：语言分析哲学源头上与存在论的兼容性

长期以来的流行看法往往认为：语言分析哲学主潮，与存在论、本体论哲学是水火不容的。实际上却远非完全如此，在分析哲学的两个最主要创始人——弗雷格和罗素哪里，语言分析并没有抛弃形而上学存在论的哲学基础。这里只限于说说弗雷格的逻辑本体论。

哥特洛布·弗雷格（GotfiobFrege，1848—1925），德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在1879—1918年近40年间，始终任耶拿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概念文字》（1879）、《算术基础》（1884）、《算术基本法则》（第1卷，1893年；第2卷，1903年）。他不仅是数理逻辑的主要创始人，而且和罗素一起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开创者，并适应逻辑本体论思想与罗素一起开创了语言分析与存在论兼容的传统。

他坚决反对心理主义与经验主义对哲学基础的侵袭，坚决捍卫哲学与逻辑学领域中一般的客观性与存在论基础。他特别强调，逻辑对象中的一般，以及一切可以被归结为逻辑对象（如数学对象）的普遍的东西，是不依赖于人的心理而独立存在的，这是逻辑符号和规则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客观依据。他以鲜明态度，表述了逻辑本体论的基本思想：“心理学的论证方法对哲学的宰制已经侵入逻辑领域。这一倾向已使数学完全不可理喻。”“我们必须记住，当我停止想一个命题时，它并不停止为真，正像我闭上眼睛时，太阳并不终止存在”⁽⁶⁾。

他把存在的东西分成三大类型：一是物理领域中的存在；二是心理领域中的存在；三是思想领域中的存在。前二者分别是物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思想领域及其规律则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的思维的客观存在。

在语义理论领域中存在三大学派：指称论，观念论和行为论。弗雷格则是指称论的主要代表。他强调，名称的指称是与之相应的客体存在，名称的含义则是其表述的客观内容。探讨客体、语言、思想、真值的关系，建构讨论意义问题的框架，是他的重要贡献。

（七）蒯因：超越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承诺

由此可见，开创语言分析哲学的最初大师弗雷格，并没有简单化地否定形而上学、存在论，相反还开启了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真正时代精神主潮，只是某些后来人偏离了这个正确方向。

蒯因（WiHard Von-Orman Quine，1908—2000），20世纪中后期美国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他曾受到罗素和卡尔纳普的深刻影响。他对弗雷格非常尊敬，办公室里摆放的惟一的一张照片，就是弗雷格的。他也曾把自己的主要著作献给卡尔纳普，并称之为“我的老师和朋友”。

他与其他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他几乎一直关注本体论的研究，相关的主要著作有：《本体论方面对命题运算的评论》（1934）、《对本体论问题的逻辑探讨》（1939）、《论有什么》、《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本体论和意识形态》（1951）、《语词和对象》（1960）、《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论文》（1969）、《理论和事物》（1981）等。

他专门探讨了共相、一般的本体论根据问题。1947年以前，在本体论与一般概念问题上，他曾一度趋向于否定抽象实体的存在；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他不仅承认抽象实体的作用，而且经常讲抽象实体作用。

在本体论上，他承认两类东西的存在；一是四维时空中的现实实体，二是数字中的类。

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的新概念、新思想，实质上揭示出任何理论表述都暗含着一定的哲学前提、存在论承诺。他说：“一旦我们决定采用一个全面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把科学纳入其中的概念框架，我们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本体论。”⁽⁷⁾任何理论表述，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暗含着某种本体论约定的哲学前提。唯物主义哲学家说物质存在，就是约定了承认物质是本体的哲学前提；唯心主义哲学家说精神存在，就是约定了承认精神是本体的哲学前提。

与此相应，他提出了“本体论还原”的思想：可以努力把纷繁复杂的本体论简化，还原为简单明了的本体论。

他还提出“本体论承诺”的识别方法与判断标准：运用数理逻辑工具，进行语义改编，对用日常语言表述的理论进行释义性改写；本体承诺的负载者，不是单称词项、名字或谓词，而是约束变项，而“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这就使得我们对任何一种理论的“本体论承诺”的还原、区分、判别，在相当程度上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程序化。

他还提出本体论相对性的双重或三重含义问题：“本体论确实在双重意义上是相对的：唯有相对于某个背景理论，相对于某个选定的把一种理论译为另一种理论的翻译手册，才能有意义地限定一个理论的论域。”与此相应，“指称除非相对于一个协调的体系，否则就是无意义的”⁽⁸⁾。因而，在蒯因看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世界观、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概念结构、论说方式、语言形式的选择。选择标准主要看是否方便有用，而不是是否和客观实在符合。

20世纪的多数逻辑实证主义者，像19世纪20年代后流行的新康德主义一样，打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似乎一时成了这个时代的哲学主潮；而蒯因却从逻辑实证主义内部，树起了一面新的旗帜，要求“恢复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上学”，为现代科学认识提供更深层的新型本体论的哲学基础。这是时代精神潮流转换的鲜明标志。

（八）伽达默尔：理解本体论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出生于德国马堡，恰好是20世纪同龄人，他沿着海德格尔开辟的道路往前走，提出了理解本体论，突出了解释学新发展，又使本体论问题有了新扩展，使解释学与本体论结合起来。

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真理与方法》（1960）、《历史意识问题》 （1963）、《解释学与辩证法》（1970）、《黑格尔的辩证法：解释学五论》（1971）、《哲学解释学》（1976）。其中，《真理与方法》一书，甚至被誉为继胡塞尔《逻辑研究》、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之后，20世纪德国哲学的第三部巨著，其核心内容还是理解本体论。

理解本体论对解释学基本问题作了本体论角度新界定。传统解释学主要是一种文本解释技巧，其基本问题是理解与文本、理解与认识的关系问题。理解本体论却要求实现解释学主题转换，基本问题上升到理解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把“怎样理解文本与存在”这样一个认识论问题，转化为“存在、此在在怎样理解”的本体论问题。

理解本体论也要求从与人脱节的传统存在论，转化为注重人对自然、人对人开放式交往的新型存在论。这一基本思想主要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本体论，并开始于此在的解释学，此在的解释学作为对存在的分析，几乎成了一切哲学研究的指导线索，即指示哲学研究该从何处开始，又该回到何处。”⁽⁹⁾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二版序言中阐明了理解本体论的思想主旨：“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Dasein）的时间性分析，在我看来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理解并不是主体诸多行为方式中的一种，而是此在自身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里使用了‘解释学’这个概念。”⁽¹⁰⁾他还讲，自己的主旨是展现“世界本身在相互交往中被经验并且作为一种无限开放的任务不断地交付给我们”⁽¹¹⁾。

理解本体论的主要创新之处，是试图超越先验主体性思想，超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主客统一”之中，探讨人类本体论基本经验、存在的基本方式。他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一切理解现象的基本条件找出人的世界经验，在人类的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中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根本关系。

理解本体论还试图提供一种从存在论出发的全新的语言观。他认为，语言不仅是指称事物的符号，而且是原型存在方式的摹本：“语言并非只是标志对象世界的符号系统。语词并不只是符号，在某种较难理解的意义上说，语词几乎是一种类似于摹本的东西。”他试图超越分析哲学中“语言符号论”、“语言工具论”的思想局限，提出“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和世界经验”的新判断。他还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语言观就是世界观”：“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拥有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乃是：人拥有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世界就是存在于那里的世界，……但世界这种存在却是通过语言被把握的。这就是洪堡从另外角度表达的命题的真正核心，即语言观就是世界观。”⁽¹²⁾

怎样从理解论、认识论走向本体论、存在论，这是伽达默尔理解论已经提出但还未根本解决的新问题。

（九）利科：新解释学本体论

如果说，伽达默尔代表了德国解释学本体论新走向，那么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一）则代表了法国新解释学的本体论的呼唤。在伽达默尔发表《真理与方法》之后5年，利科开始发表他的新解释学系列性专著，至少有以下五部：《论解释》（1965）、《解释的冲突》（1969）、《话的隐喻》（1975）、《解释理论》 （1976）、《行动语言学》（1977）等。

利科指出，解释学有两大转变，两大走向：一是从狄尔泰到施莱尔马赫，从局部解释学发展到普遍解释学，从单纯解读《圣经》到解释一切文本；二是从海德格尔开始到伽达默尔，解释学从认识论到存在论，从探讨单纯认识方式到探寻根本存在方式。相比而言，后一转变更为根本，更有现代意义，影响更加深远。

利科给自己提出的课题。是继承发展海德格尔开辟的道路，把现象学与解释学结合起来，并把解释学与存在论结合起来。在《存在与诠释学》一文开头，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这一点：“我这里的目的是想通过所谓把诠释学问题‘嫁接’于现象学方法来说明一条朝向当代哲学的道路。在我进行这样一种研究之前——这项研究，至少在它的结尾，应当对存在（existence）概念给予一种可接受的意义，即一种将表明现象学通过诠释学而复兴的意义。”⁽¹³⁾

从解释学走向存在论的思想路径，利科以为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海德格尔已经开创的路，可称“理解存在论”；另一条则是自己正在开辟的更深远的路，可称“解释学本体论”。

海德格尔开创的“理解存在论”，是通过问题转换、视角转型，一下子实现的，这是一条捷径，但也是一条短路。

而利科要开辟的，从解释学走向存在论的新路、长路、迂回之路，则要分“三步走”，或分三个层次，利用三个中介环节：语义学层次一反思层次一存在层次。

第一步，通过语义学，从解释学向存在论接近，“所有在者状态的或存在论的理解首先而且总是在语言中达到它的表现。因此把语义学看成全部诠释学领域所指称的核心，不是徒劳的”⁽¹⁴⁾。语义是有客观根据的，语词是有指称意义的，语言必须指称某种事物，具体的一定的语境中的语言，通过指称把语言与世界连接起来。

第二步，反思层次，“语义学如何能与存在论结合而不致遭到我们前面对此在分析所提出的反驳呢？从存在方向看，它们两者之间中介的步伐乃是反思，也就是说，它是介于符号理解和自我理解之间的桥梁。正是在自我中我们才有机会发现存在”。“反思问题能够而且必须在存在问题里超越自己”⁽¹⁵⁾。

第三步，存在层次，“这样，最对立的诠释学观点都以自己的方式指向领悟的存在论根源。它们各以自己的方式肯定自我对于存在的依赖。精神分析在主体的考古学显示这个依赖，精神现象学在形象的目的论显示这种依赖，而宗教现象学则在神圣的记号里显示这种依赖。这就是解释的存在论蕴涵”⁽¹⁶⁾。

由此可见，德法两国解释学主流殊途同归，都要求从解释学、认识论向本体论，存在论深化。

（十）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新世界观

由于特别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加上《狱中札记》特别艰难的写作环境，因而葛兰西的哲学思想，包括他反复倡导的实践哲学，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一方面有强调马克思首创的新实践观、世界观，反对第二国际与布哈林因缺少深刻辩证法与实践观而走向庸俗唯物主义的闪光思想，这是思想主流；另一方面，也夹杂着忽视实践活动的自然存在前提，物质条件前提，乃至唯物主义前提的思想缺憾。

这里无法具体分析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全部复杂性，只想简要指出：他很好地提出了呼唤新的哲学世界观问题，可惜未能很好解答这个问题。

葛兰西超越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流行看法，不是把马克思哲学简单归结为历史观，而是强调他开创了崭新的、独特的、完整的哲学世界观：“创造出使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既丰饶多产又有营养的新世界观，以及按照原来的世界观从哲学上去指导这种创造。马克思是一种世界观的创造者。”“从乌托邦到科学和从科学到行动的历程。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他把马克思看成是一系列伟大的科学人中的一员。基本的错误是：在其它人中间任何人都没有创造一种独创而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在精神上开创了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大概要延续几个世纪，就是说，要一直到政治社会消失和诞生出调整了的社会时为止。只有到那个时候，他的世界观才会被替代，那时，必然的概念被自由的概念所取代”⁽¹⁷⁾。

马克思首创的新世界观，本质特征是实践哲学。葛兰西正确地指出了实践观在马克思哲学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与决定意义，但称之为“实践哲学”则未必是一个科学准确的名称，可能是受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拉布里奥拉等人的影响。他要求：必须科学地建设马克思哲学，并为之拟定了研究方案。他反对把列宁同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对立起来，这是他不同于后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核心观念、精神实质与存在论前提是什么？长期流行的看法，是把它归结为“实践一元论”。这个提法虽有一定根据，却未必完全准确。葛兰西既反对唯心主义精神一无论，也反对唯物主义物质一元论，而强调物质与精神对立统一的实践论：“整个唯心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否认我们的一切知识的客观性以及唯心主义的‘精神’一元论（这是一种就其本身来说相当于实证主义的‘物质’一元论的一元论）的基础上的。”“根据实践哲学，可以从包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下列命题出发去分析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在这种场合下，‘一元论’此词的意思是什么？它肯定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倒是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面的同一性，那就是与某种被组织起来（历史化）的‘物质’，以及与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解地联结起来的人的活动（历史一精神）中的对立的同一性。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但不是‘纯粹’行动的哲学，而倒是在最粗俗和最鄙俗意义上的真正‘不纯粹’的行动的哲学”⁽¹⁸⁾。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最大问题，是对于实践活动的物质性，自然存在前提，物质条件前提，客观世界的物质性、独立性的问题，认识不够。

或许，这正是他人生悲剧、历史悲剧的重要哲学根源。

（十一）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

从早期的不成熟之作《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到晚年最后之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71年完成），集中映现出卢卡奇一生的哲学探索轨迹，也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当代哲学重心重新趋向于本体论、存在论的发展大势。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曾把阶级意识作为历史存在的核心层面而投以最大关注，并把异化与物化混为一谈，很难和唯心主义根本划清界限。尽管这部书给他带来很大声誉，他却以深刻的反思精神与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精神，说到上述最后之作与早年旧作之间的关系：“二十年代是一个过去的年代；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六十年代的哲学问题。我现在正在写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我希望它将解决在我先前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被提得很错误的问题。我的新著作将集中探讨必然和自由之间，或者像我表述的那样，目的论和因果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的目的是表明两者在本体论上的内在关系，拒绝传统哲学采取的二者择一的立场。劳动概念是我分析的关键。”⁽¹⁹⁾至今为止，国内外对卢卡奇的研究，多半重心还放在早年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上面，这是一种重心拖后的现象。在卢卡奇研究上，应实现重心转移，从早期《历史和阶级意识》，转向晚年的《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这才是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他提出的最重要的哲学问题。社会存在本体论既是他一生探索的最后归宿和真正重心，又是他最为独特的理论贡献，最为重要的哲学创新。正如他本人在为《我通向马克思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的那样：“虽然这看起来有点不合情理，现在在我年逾八旬时，我要开始我的最重要的著作写作。”⁽²⁰⁾

卢卡奇从世界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趋势，说明本体论的必要性。20世纪西方哲学两大思潮，都未能很好解决本体论、存在论的哲学基本问题：一是打着科学主义旗帜的实证主义，主观偏执地拒斥形而上学，拒斥客观存在；二是打着人本主义旗帜的存在主义等思潮，他们把存在论归结为个人存在的“此在”。因而惟一的根本出路，就是“复活马克思主义本体论”。

他认为，马克思本体论哲学思考，经历了四个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第一阶段一19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第二阶段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资本论》手稿是第三阶段一《资本论》则是第四阶段。

他高屋建瓴地指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本体论有四个支点，或叫四大原则：一是自然存在的优先性；二是历史性；三是总体性；四是劳动实践活动性。

他把存在与存在论问题，分为三大层次，三大类型：第一层是一般存在论的问题；第二类，可以采用二分法，区分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两大类型、两大层次；第三层，是采用三分法、区分存在的三大类型、三大层次，“无机自然存在一有机自然存在一社会存在”。

晚年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反思了早期之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失误，更加明确地肯定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前提作用。他曾这样生动地描述了自己思想变化历程：“我于1930年开始了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工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手稿正好全部被辨认出来，我可以阅读它”，“无论如何，时至今日，我仍旧记得马克思关于客观性是一切事物和关系的基本物质属性的论述对我产生的惊人印象”，“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被一扫而空”⁽²¹⁾。他也纠正了自己对马克思辩证法，特别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曾经有过的偏颇之见：“既然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不只是认识的原则，而且是任何具体现实的规律，那么，这样理解辩证法就不可能只适用于社会，它应该在非有机和有机的自然界有相应的前史，本体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如果不是普遍的，它就是无意义的。”他的最终结论是：“社会存在在整体上和在所有个别过程中都以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的存在为前提”⁽²²⁾。

卢卡奇晚年的基本思想，或许可更确切地称之为“以自然存在为前提基础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由此可见，现代哲学主潮，呼唤着新型世界观、存在论。

上面我们简要考察了11位20世纪哲学家的思想轨迹，下面我们试图作出六点简要结论：

1、上述11位世界著名哲学家，大体上代表了20世纪四种主要哲学思潮：

胡塞尔一海德格尔一萨特：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潮；

弗雷格一卡尔纳普一施特劳森一蒯因：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潮；

伽达默尔一利科：语言哲学、解释学的哲学思潮；

葛兰西一卢卡奇：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2、上述11位哲学家所代表的四大哲学思潮，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20世纪世界哲学主潮。

具体分析起来，在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中，20世纪前期主要是现象学、存在主义占据主流，20世纪中后期则有解释学的语言哲学兴起；而在英、美等国家中，则是先后有实用主义与语言分析哲学较为流行，占据主流。

既然上述两大类型国家中，四大哲学思潮都从不同方面，并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呼唤本体论、存在论、世界观的问题，那么应当说，这已经构成了20世纪世界哲学主潮。

3、坚决拒斥形而上学、根本否定本体论、存在论、世界观哲学的，主要是两个“世纪末思潮”——19世纪末的新康德主义思潮，20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能真正代表现代世界哲学的时代主潮。

一个是19世纪末，从7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康德主义哲学思潮，他们要求彻底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纯粹逻辑”、“纯粹认识论”上面，对于客观世界、自在之物来说，不能越雷池一步。

另一个是20世纪末，从80年代以后开始流行一时的、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他们打起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逻辑中心主义的旗帜，必然走向否定哲学是本体论、存在论、世界观。

这两种哲学思潮虽然也有一定影响，也曾流行一时，甚至他们主张的“拒斥形而上学”，似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度被当成20世纪现代世界哲学的思想主流。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历史表象，根据不足的皮相之见。归根结底，他们并不能代表现代世界哲学的思想主潮，而只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

4、哲学最基本、最深层、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存在论、本体论、世界观，这是近三千年哲学史长河所证实的基本道理，种种“拒斥形而上学存在论、世界观”的障眼法，实际上是用形形色色其他形式的存在论，来替代或偷换一般存在论。

人与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人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样的地位与作用？人应该怎样认识与行动才更为有效也更有价值？正是这样层次递进的三个基本问题，决定了哲学研究的特殊对象，决定了哲学与其他实证科学、理论科学的根本分野，决定了哲学虽貌似无用、却在近三千年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

哲学对象的特殊性，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人既是现实性动物，又是超越性动物。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个别上升到普遍，从有限上升到无限，这是人性的内在追求，是人超越动物界的固有本性，是人类理性不同于动物意识的本质特征。

正基于此，哲学存在论、本体论、世界观的追求，成为近三千年来历史长河中，哲学上下求索的永恒主题，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可以改变，不断改变的，只是哲学研究的具体路径，依据不同时代，不同科学认识，哲学存在论、本体论、世界观的侧重点、兴奋点、生长点与语言表达形式有所不同。

实际上，对主张拒斥存在论、本体论的“纯粹逻辑”、“纯粹认识论”或语言哲学来说，纯粹逻辑、认识或语言，实质上就是他们主张的存在，最基本的存在，深层的本体，只不过用某种观念性、派生性存在，代替了一般性、物质性存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就是他们眼中的存在，眼中的世界，眼中的本体。海德格尔所说的“基础存在论只能在个人此在中探寻”，“语言就是存在的家”；伽达默尔所说的“语言就是世界观”；德里达甚至讲“世界就是文本，文本就是世界，别无其他”——集中表现出哲学世界观、本体论、存在论问题，只是被替代，只是转换了形式，而根本不可能被取消，被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世界观、存在论前提，如果在前门被拒斥，那么必然会从后门走进来。

5、本体论、存在论、世界观固然经常是哲学的基础层面，然而其表现形式却是与时俱进的，依据历史时代与科学认识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大历史形态：古代素朴存在论一中世纪唯名唯实存在论一近代古典存在论一现代新型存在论。

在西方世界哲学源头上，在古希腊哲学中，开创了古代素朴存在论，与古代社会不发展与素朴的古代科学认识相适应。具体分析起来，古希腊素朴的存在论，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古希腊哲学的开端与起点上，原始素朴的自然本原论，在米利都学派中，泰勒斯第一个提出的“水是本原”的命题；后来人先后提出“火是本原”、“无定形者是本原”、“气是本原”，“数是本原”，“斗争是本原”等提法。

第二阶段，在希腊古典时代，从巴门尼德经过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第一次形成了专门思辨地研究一般的纯存在的存在论、本体论哲学。

第三阶段，虽后来真正开始于希腊化时期，但其先驱却是古典时代智者学派的普罗泰奇拉，他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还有苏格拉底，他借用德尔菲神庙的神喻来阐明哲学与存在论应实现的主题转换，“人，认识你自己”。

在希腊化时期的起点上，在马其顿帝国的侵扰与统制下，希腊人痛感失去了城邦国家与精神家园，无家可归与命运多舛，怀疑主义学派开始萌动，并把怀疑，首先指向存在论、本体论。皮浪提出：“对任何一件事物都说，它既不不存在，也不存在，或者说，它既不存在而也存在，或者说，它既不存在，也不不存在。”⁽²³⁾

伊壁鸠鲁尽管有自己的原子论、存在论、而他的哲学重心都明显偏向个人存在、个人自由。

希腊化时期的斯多亚学派，特别是发展到了爱比克泰德，更是把人的自由存在当成哲学的最高宗旨，最高主题、最高使命。

自然本原论一一般存在论一人的存在论，是古希腊哲学本体论发展的三阶段，总体上仍是古代素朴存在论。

在中世纪西方世界，出现丁神学本体论、经院哲学本体论，出现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本体之争：

唯名论认为，只有个别的事物比一般观念更实在，因而是本体；

唯实论认为，一般观念比个别事物更实在，因而只有一般观念才是本体。

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世界历史，主题是“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科学主要是向着学科分化的主流方向走，与此相应出现了以存在论与主体论、本体论与现象论相割裂为显著特征的近代古典存在论，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一种是以经验论为主要方法，一些旧唯物主义者建立起来的物质存在论，甚至把人的本质也归结为自然物质存在；

另一种是以唯理论为主要方法，一些唯心主义者建立起的观念存在论，到黑格尔那里达到极致之点。

第三种是心物二元、相互割裂的本体论，以笛卡儿、康德为典型代表。

近代西方存在论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因而呼唤着存在论的第四大历史形态——现代新型存在论、世界观。

6、面向新世纪、新千年，当代中国哲学的时代课题，既不是简单拒斥形而上学、存在论，也不是简单恢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而是沿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开辟的新道路继续前进，创造出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现代新型的存在论、世界观。

那种脱离人的实践活动、主体活动、生命活动、日常生活，纯粹抽象思辨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不能满足当今时代的哲学需要；

离开自然，离开客观世界，离开社会有机体，离开客观世界与社会改造，主观、片面、孤立地谈论个人的此在、存在，也不能满足当今时代的哲学需要。

我们必需立足于当今时代的创新实践，认真汲取当代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的最新成果，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其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就是荟萃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现代新型存在论、世界观。

现代时代精神与哲学主潮，正在强烈呼唤新型世界观、存在论，作为走出世界新型文明难产期的强大精神支持与哲学奠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

（本文见黄楠森、王东编：《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48页。）

【注释】

(1)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页。

(2)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84页。

(3)[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

(4)[法]让一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让一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下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参见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4页。

(7)参见涂纪亮：《分析哲学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

(8)参见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89页。

(9)参见钱广华等：《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之流变》，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314页。

(10)[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1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793页。

(12)转引自钱广华等：《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之流变》，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333页。

(13)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14)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15)同上书，第260、264页。

(16)同上书，第266页。

(17)[意]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7-69页。

(18)[意]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19)《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295页。

(20)参见[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21)《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22)参见[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中译本序第17页。

(2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