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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些概括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根本经验,揭示了创造性推进党的建设关键,阐述了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每当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或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实践,实践就会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影响革命、建设和改革全局的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并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全面回顾和展望了两个80年(从1840年到1921年再到现今),两个100年(从1840年到1949年再到21世纪中叶),两个50年(从1949年到现在再到2050年),向全党阐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得出“一个历史结论”,概括出“三条基本经验”。在这些概括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根本经验,揭示了创造性推进党的建设关键,阐述了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历史特点。

(一)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历史条件

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都强调邓小平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12)。这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问题呢?反映了这个时期什么特殊需要呢?

关于这个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多个场合做过精辟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初,世界历史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国际方面,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续后1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暂时处于低潮。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它们妄图阻挡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在经济科技、军事上保持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西强我弱”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国际格局总的特点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不断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施加压力,竭力阻挠中国的强大和统一。

国内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遵循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朝气蓬勃,成就巨大,基础日坚,发展机遇良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呈现新的特点。另一方面,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出来,改革任务更加艰巨、复杂。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淡薄,甚至腐化堕落,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这些又使我们党和国家面临新的情况和严重挑战。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就与困难同在,这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政治背景。

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背景,从主导方面看,进入世纪之交,我们党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积累了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经验和更多的智慧,能够回应新时期、新实践的呼唤,科学回答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能够产生出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趋势、引导社会前进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性成果。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全盘西化”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复兴儒学的思潮企图消解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此外,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理论背景,也要求我们排除干扰,克服阻力,进行理论创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以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

(二)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焦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每当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或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实践,实践就会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影响革命、建设和改革全局的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科学回答这样的问题,做出新的重要结论,就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

在千年和世纪更迭之际,面对世界大势,在国际社会中,要促使各国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保证各国的事务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树立起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加强各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特别是要使西方发达国家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还得经过艰苦努力和严重斗争。

国内,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世纪,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焦点是什么?

在当代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这是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中首要之点,也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1992年始,江泽民同志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是年6月,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是把党搞好,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努力提高党的战斗力。”(13)1993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14)他强调:“要团结凝聚十一亿多人民,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要深化改革,成功地创建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党;要坚持‘两手抓’,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关键在党;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关键也在党。”(15)2000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关键在党。”(16)江泽民同志这些重要论断,深刻论述了党在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战略地位,同时也尖锐地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严重任务。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就挑战方面说,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一些人逐渐滋长了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愿意艰苦奋斗、贪图享乐的思想,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日趋增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始泛滥。原苏东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以后,一些人惊慌失措,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些党的干部方向模糊、理想失落、道德沦丧,热衷于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甚至骄奢淫逸、贪赃枉法。一些干部对经济上的贫富悬殊熟视无睹,对广大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冷若冰霜。腐败现象日益加剧。这种状况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党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威望,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面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1989年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党要管党,并且警告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在全力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17)。因此,他把党的建设问题提到战略全局中关键问题和突出问题的高度。治国必先治党。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伟大创造中,执政共产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紧密联系、高度统一的。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是人民创造历史作用的最高表现,所以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创造、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起着核心和主导作用。只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前进就有了根本保证。为此,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样,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成为世纪之交“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而紧迫的焦点问题。

(三)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认识对象

科学的理论是对认识对象的正确把握。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从根本上规定着理论内容和形式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都有要解决的特定时代的特殊矛盾、特殊问题,即把握特定的认识对象,从而创造出带有标志性的理论成果,所以“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8)。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的高处,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这就确定了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握的特殊认识对象。这“三大规律”是从社会实践活动不同层面上抽象出的党的活动和建设规律,社会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活动发展规律和相应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活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三大规律”贯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渗透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实践活动之中,把握“三大规律”,必然带动思想理论建设的全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然而,社会规律总是具体的、历史的。认识某种社会规律的任务,只有在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某种规律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才能提出来,提出的认识任务也才能得到解决。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长达50余年,包括改革开放时期的20多年,我们已经具有了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并领导本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的长达70余年,已向人们提供了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人类跨过20世纪进入21世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动力、人类与自然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都有新的醒悟。

这种特定的具体环境,就是提出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时代规定性。提出这一认识任务,意在从三个规律及其内在联系上,主观与客观、个别与一般的辩证统一上,从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上,揭示这些规律及其整体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发挥作用的特点,以便在实践上进一步把我们党的活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在理论上,从现时代的具体环境和新的实践出发,概括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任务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也反映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进程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观察当代中国已达到的认识高度。

(四)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展又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辞世之后,在实践上,如何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理论上,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继续向前发展?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进步人类和世界舆论所密切关注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做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决策。号召全党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始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向国人世人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在论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时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19)这里概括的“一个根本”、“三个着眼于”,旨在强调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1998年,江泽民同志进一步讲到正确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态度,他指出:“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20)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论述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21)这里强调要深刻认识我们党在历史上胜利和挫折的根本原因,从而自觉坚持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还进一步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强调:“认识真理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22)继“七一”重要讲话之后,江泽民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明确地将上述科学思想概括成“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即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必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上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表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3)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新的实际,对毛泽东同志的上述那番话做出的新概括。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鲜经验,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特点,即在自由化思潮和教条主义都存在的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在十四大到十六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

(五)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由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始终的基本性质所决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特点在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以它为核心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它们的世界观相同。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在不同国家呈现出的民族化形式,之所以皆称为马克思主义,就在于贯穿于其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相同,这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这种以共产主义宣言形式问世的新世界观,以工人阶级为现实前提,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同时又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24)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是这样讲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25)同样,也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精髓,因为“三个代表”思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根据新的实践要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做出的理论创新。

其二,它们的理论本性相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贯通这一科学体系各个方面、各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的理论本性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毛泽东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26)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它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7),即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同志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高度评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在伟大实践中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强调“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及时提出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及时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环节。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28)。到1998年,江泽民同志从党风的高度,再次发挥了毛泽东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指出了毛泽东把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29)。一直到200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30)“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的经验,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最本质的东西思考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可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新的理论成果,在理论本性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在历史使命方面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包括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31)。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32)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世界历史作用,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必定实行“两个彻底决裂”,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3)但是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历史作用的过程中,它的政党坚持“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4)。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大大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强调指出:我们的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看不起这个目标,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重申我们党一直遵循的这一原则。党的十五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联系实际强调:“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35)在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更加深刻阐述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要求“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36)

其四,在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方面相同。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世界观,内涵着由各个部分构成之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一体的科学体系。列宁更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是“完备而严密”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回答的时代课题的差异,这三个部分在发展中不是完全平衡的,有时某个部分会凸现出来,被置于首要地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自然也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路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而又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同样,以“三个代表”思想为中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包括若干重要的或基本的理论原则,如关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党的基本纲领的论述;关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要有新的思路,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等论述;关于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论述;关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关于不断开创统一工作的新局面,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继续奋斗的论述;关于维护世界和平、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促进共同发展的论述;关于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不断增强国防建设的论述,等等。所有这些集中起来,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性质在发展中的“一脉相承”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事实上,有发展、创新,与时俱进,才会提出“一脉相承”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并且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3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问题过程中,做出的最富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

(梅荣政,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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