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发展及历史命运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现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命运的评说，是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探索的热门话题之一。对这一话题的探讨，主要涉及三个论题:一是怎样认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理论主题；二是怎样理解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新的课题；三是怎样评价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得失及其命运。在对这三个相关论题的回答中，M.C.霍华德(Howard)和J.E.金(King)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第二卷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对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是有重要启示的。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发展的理论主题
出版于1992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第二卷，(102)历史地阐述了1929年“大萧条”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在第二卷“导言”中，霍华德和金指出:“在第一卷中，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占统治地位，因为1929年以前，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讨论。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理论分析的重心开始转向西方，以至于西欧和北美在战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新的难题也在这一时期出现，马克思经济学中早先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东西被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用来克服马克思主义分析上的缺陷或被用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103)这一基本看法，实际上是霍华德和金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特点的最为概要的、也是最为明确的表露。
第二卷分作五篇。这五篇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五大理论主题作了阐述。理论主题的这一划分，反映了霍华德和金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认识。
1.“大萧条”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主题的变化
霍华德和金首先对1929年“大萧条”和斯大林“新的生产方式”建立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主题的变化作了阐述。他们的总的评价是:对“大萧条”和苏联新的生产方式建立这两个不同的、但却重大的经济事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力是“令人失望的”、是“脆弱的”(104)。
面对“大萧条”的事实，霍华德和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经济学分析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危机理论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具有更大的优势，但当时最具解释力的却是凯恩斯主义理论。(105)
霍华德和金对这一时期关于经济危机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概述。(106)1929年“大萧条”来临前，亨里克·格罗斯曼提出的“严格意义上的崩溃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30年代中期，斯大林把“大萧条”称作“特种的萧条”，用瓦尔加的话来说，这种“大萧条”已经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大紊乱，使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总危机”阶段，伴随“总危机”而来的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美国共产党人刘易斯·科里在承认“衰退不是崩溃”的同时，也认为“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和停滞趋势不断发展的结果，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最后的、永久性的危机”。弗里茨·斯滕伯格则对“大萧条”后复苏的极端困难性作了探讨，认为这种困难性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利用的新的海外市场的消失；二是工薪者、政府雇员和独立的中产阶级的贫困化，销毁了一个重要的内部稳定器；三是大规模的失业和实际工资的削减，使国内需求的回复异常困难。保罗·马蒂克把“大萧条”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他在1933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纲领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剩余价值第一次不再能支撑足够的工资水平和必要的积累。”这不仅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而且还促使人类在“共产主义和野蛮状态”之间作出抉择。奥托·鲍威尔根据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把“大萧条”看作是新的“官僚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征兆。鲍威尔认为，欧洲在1932年以后的有限的工业复苏，是建立在不断膨胀的军事开支基础上的，并伴随着国家对外贸易、国内价格、工资构成的严格控制。倒闭的银行被国有化，政府通过特殊的就业手段获得了对作为“后备军”的失业者的控制。鲍威尔相信，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回归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国家经济权力的提升也已经不可逆转。他认为，新的制度只提供了经济计划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它只可能抑制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而不可能克服这些矛盾。瓦尔加依据列宁关于战时资本主义的论述，得出与鲍威尔相类似的结论，认为人为地克服危机的主要后果以及危机期间所有的资本主义政策的后果，就是国家对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以利于整个统治阶级。垄断资本利用其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使国民收入体系向着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方向转变，以各种方式和各种借口来洗劫国库，“国家资本主义”趋势迅速增长。
霍华德和金对20世纪40年代初保罗·斯维齐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作了评析。他们指出，斯维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曾将经济危机分作两类:一是由利润率下降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二是由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而导致的危机。在进一步的论述中，斯维齐把每一类经济危机一分为二，提出了四种经济危机理论:一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快于剥削率增长，造成利润率下降，最后导致经济危机，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强调的；二是由资本积累率提高过快，导致失业大军枯竭和工资提高，使剥削率下降，最后造成经济危机，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所强调的；三是由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调，造成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最后导致经济危机；四是由消费不足造成总需求不足而导致经济危机。斯维齐赞成第二种经济危机理论(主要用于解释短期波动)和第四种经济危机理论(主要用于解释长期停滞)，他对第一和第三种经济危机理论持否定态度。(107)但实际上，这四种经济危机理论的导因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霍华德和金认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导致危机出现的机制从来没有作过专门的阐述。经济危机有“疏泄”的作用，即危机能够强制地消除不合理的投资，价值规律在使所有产业部门的资源配置趋于获得平均利润率的基础上，恢复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恰当的比例关系。
霍华德和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论证是有缺憾的，其根本原因类似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大萧条”的分析:缺乏一个完整的有效需求理论。马克思本人既运用需求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又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证明它并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他还构建了工人对消费品需求的数量限制的概念，但是他既没有把这一概念拓展到其他类型的需求上，也没有始终如一地接受任何形式的消费不足观点。(108)
对于苏联产生的新生产方式，霍华德和金的总的看法就是:这种“新生产方式”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要么是经过打扮的新的剥削秩序，要么就是社会主义仅仅处在潜在形态并且早已显示出蜕化迹象的社会形式。战后的岁月证明，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20世纪30年代，已有明显的征兆表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病态的”(109)。霍华德和金不否认苏联在不同时期也进行过重大的经济变革，但是，他们坚持认为，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偏重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苏联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没有讨论过中央计划的方法、投资评估和技术选择的标准、应对不确定因素和非均衡因素的措施、信息传递问题和非理性的价格评估等涉及“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理论问题。
2.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主题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被称作战后的“长期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的理论主题涉及战后资本主义变化的性质、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战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繁荣”中的垄断资本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和持久的军事经济扩张问题等。
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变化性质问题的大讨论。莫里斯·多布在提到这场讨论时指出:“新费边主义著述者已经声称，资本主义或者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变革的阶段，这一阶段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有巨大的区别；或者甚至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它早已变为另一种东西。”(110)多布认为，新费边主义者对这些现象作了三个方面的解释。第一是“管理革命”，认为“管理革命”使工业的控制权从资本家阶级那里转移出来，掌握在新的管理精英手中，他们的行为使投资决策波动更小，从而刺激了私人投资的增长。第二是所谓的“收入革命”，战后几十年的“收入革命”大大降低了所有发达工业国家中的经济不平等，提高了平均消费倾向，从而刺激了总需求。第三是国家经济作用的显著增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稳定性。多布认为，前两个因素很容易被否定，因为资本所有者还保留着对其财产的控制，所谓的“管理革命”也是不合逻辑的，而收入平等化的进展极其缓慢。自1939年以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扩张”却是实实在在的，国家支出(尤其是军事支出)的扩张，在支撑战后发达国家工业高产出和高就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11)
霍华德和金认为，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解中还存在一种“趋同”的观点。他们把持这种观点的人称作“改良社会主义者”。当时活跃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都留重人，坚决反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会逐渐地但却是不可逆转地“趋同”的观点。都留重人认为，生产方式的性质是由谁控制剩余产品来决定的。在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仍然是经济活动的动力、仍然由私人资本控制，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仍用于积累，经济人也仍然承受着通过售卖商品而实现利润的持续的压力。大公司尽管存在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但仍然追求安全的、长期的利润最大化；国家通过公司所得税只能获得一小部分剩余产品；不断升高的提留比率降低了利润的消费倾向；销售面临的压力空前强烈。因此，都留重人的结论是:“至少对美国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112)
在关于经济危机根源问题的研究中，霍华德和金认为，保罗·巴兰的消费不足理论对此作了更为彻底的和更为详尽的阐述。巴兰认为，必须把消费不足看作是一种趋势，它可能被一些相反的力量抵消。自1870年以来，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较他们实际工资的增长要快得多，作为总产出一部分的经济剩余有了巨大增长，并且越来越集中到数目逐渐减少的大公司手中。这就必然产生消费不足的趋势，不论是资本家的消费还是投资，都不能提供足以吸纳经济剩余持续增长的有效需求。为了抵制由此产生的停滞的压力，必须增加非生产性和浪费性支出，尤其是以私人部门的产品差异与广告费用，以及国家军事开支的形式出现。因此，利润现在只代表经济剩余的一部分；经济剩余的其余部分则由浪费性支出所吸纳。巴兰(也包括斯维齐)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由于消费不足而趋向于停滞。(113)
霍华德和金认为，曼得尔在1962年用法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衰退时代”作了展开论述。这一论述的要旨在于，在这一“衰退时代”，国家日益通过负责承办非赢利的基础产业，对私人资本提供直接或间接补贴，以及提供利润担保等措施来维持垄断利润。军事支出为重工业部门的产品提供了“替代市场”，从而有助于第Ⅰ部类的稳定发展，而工会所争得的国家福利待遇和稳定的工资收入，又维持了对第Ⅱ部类的需求。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停滞力量，但是，国家的干预已经能够阻止类似1929年“大萧条”的重演。(114)
1964年，曼得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中宣称，国家干预的增强已经导致所谓的“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经济计划以及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采取容忍和妥协的政策。“新资本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的高涨时期联系在一起，并且很可能随着这个高涨时期的结束而结束。“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管制经济、经济规划、指导性计划，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绝不是中性的。它们是由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掌握的干预经济的工具，绝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公断人。”(115)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主题之一。霍华德和金对“凯恩斯是如何看待马克思”问题作了阐述。他们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三处提到马克思，其中一处只是简单地承认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这一术语的首创者。(116)在另一处，凯恩斯描写了1820年以后李嘉图经济学怎样成功地排除了总需求不足这一观点:“它只能偷偷摸摸地存在于下层，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塞尔和道格拉斯少校这些不入流社会中。”因为格塞尔和道格拉斯是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地位的货币异教徒，这并不是在奉承马克思。但接下来的情况更糟。凯恩斯断言，与马克思不同，格塞尔已经明确地否定了“古典假设”(即萨伊定律)。格塞尔这样做就使得马克思本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变成多余的了，因此在他的论著中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凯恩斯以并不十分肯定的口气得出结论:“后世从格塞尔那里得到的，将比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多。”(117)
在霍华德和金看来，凯恩斯对马克思并非一无所知，也不总是对马克思持蔑视的态度。在1920年和1921年间或者1921年和1922年间，莫里斯·多布在当研究生时，曾在凯恩斯的房间里读到一篇论述马克思与剑桥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论文。多布回忆道，凯恩斯很赞许这篇论文，因为“他年轻时在一定程度上喜欢非正统思想”。(118)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说了一些坏话，包括著名的关于“一个如此不合逻辑，如此空洞的教条怎么能对人的思想从而对历史事件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影响”的质问。(119)但是，到1933年，大概在皮罗·斯拉法的影响下，凯恩斯开始对马克思采取比较赞许的态度，在他关于古典货币理论的演讲中，婉转地提到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阐述，而且发现了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在有效需求问题上的密切相似之处。
凯恩斯《通论》第一稿写于1933年。在第一稿中，凯恩斯对马克思作了近乎正确的理解。凯恩斯指出:“合伙经济和企业家经济之间的区别，同卡尔·马克思所作的大量观察有某种关系……尽管其后他对这一观察的利用是相当不合逻辑的。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像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如W-G-W'的情形，即把商品(或劳务)换成货币是为了获得另外的商品(或劳务)。这也许是私人消费者的观点，但不是商家的看法，后者认为是G-W-G'的情形，即抛出货币换取商品(或劳务)，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凯恩斯接着指出，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企业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依赖于生产预期的可获利性，而不取决于对人类需求的直接满足。在一个长脚注中，凯恩斯作了进一步阐述。G'超过G的余额，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源泉。令人不解的是，在经济理论史上，那些数百年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用古典公式W-G-W'反对G-W-G'公式的异教徒们，或者倾向于相信G'总是并且必然超过G，或者倾向于相信G总是并且必然超过G'，这要取决于他们生活的时期哪一种思想在实践中占支配地位。马克思与那些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具有剥削性的人断言，G'余额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相信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通货紧缩和就业不足发展趋势的霍布森、福斯特、卡钦斯或道格拉斯少校则断言，G余额是不可避免的。但当马克思补充说，G'持续增加的余额将不可避免地被一系列日益猛烈的危机或者企业倒闭和未充分就业所打断时，马克思正在逐渐接近不偏不倚的真理，可以推测，在这种情况下，G一定会有余额。如果能够得到承认，我自己的观点至少可以有助于使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和道格拉斯少校的追随者这两派达成和解，而不去理会那些不切实际空洞地相信G与G'总是相等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按照凯恩斯对这一术语的独特用法，古典经济学家就是指萨伊定律的支持者)。(120)
但是，凯恩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赞许并没有持续下去。霍华德和金认为，1934年，凯恩斯又开始嘲笑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描述是不适合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他在当年11月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指出:“如果李嘉图经济学说破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的一个主要后盾也将随之瘫塌”。他还在同乔治·肖伯纳的通信中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李嘉图学说(即萨伊定律起作用)基础之上的。他不屑一顾地把《资本论》比作《古兰经》，认为它们都是无用的教条，并抱怨说人们对于《资本论》的争议是“乏味的、过时的和学究气的”。凯恩斯的结论是:“《资本论》在当代的经济价值(排除一些偶然的但却非建设性的和不连贯的思想火花以后)是零。”(121)
3.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理论主题。保罗·巴兰对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兴起作出过重要的贡献。1952年，巴兰在《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第一次论及不发达政治经济学问题。1957年，他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阐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巴兰还写了一些从多个角度探讨不发达问题的论文，其中一些论文在他去世后以《更长远的观点》为题于1970年正式出版。他与保罗·斯维齐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论述的尽管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问题，但其中的许多观点，也是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
霍华德和金认为，巴兰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核心思想就是:经济的增长是剩余的大小及对其利用的结果。这就是说，把剩余用于生产性投资，经济就会增长。剩余积累得越多，增长得就越快。经济出现停滞，要么是因为剩余不足以用来扩大生产力；要么是剩余虽然丰富却被浪费到非生产消费上了。这样，“中心”与“外围”分化的经济史——生产资料的开发被集中到中心地带，外围地区的发展受到阻止——就取决于世界剩余产品在不同地区的分配，以及它们在这些地区被使用的方式。(122)
霍华德和金认为，哈里·马格多夫和巴兰的其他追随者，为巴兰的论题增加了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发达使资本有机构成更低、剥削率更高，因而可以获得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利润率。它还意味着从中心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更高，从外围进口的原材料价格更低，并且相应地从贸易中获取更大的利润份额。(123)这就是依附关系有利可图的原因。通过政治、经济权力的行使，它们被保存下来:正式的殖民统治让位于“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并通过各种经济影响加以强化。对资产的直接占有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对现代技术的垄断控制和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长的债务，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这使它们不能拒绝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样的帝国主义机构发出的指令。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对劳尔·普雷维什、达德利·西尔斯和基思·格里芬这样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思想的创新者有着重要启示，而且也为萨尔瓦多·艾伦德、切·格瓦拉和里吉斯·德布雷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所强烈推崇。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依附理论家的著述，也是对巴兰分析的扩展。像莫里斯·多布这样的正统共产主义者、埃内斯特·曼得尔这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时也对它作出高度评价。自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理论史，也大量引用了多布的一般理论观点，巴兰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者之中。
20世纪60年代，弗兰克是对巴兰思想作出发展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述者。霍华德和金认为，特别是弗兰克的《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一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巴兰的命题在拉丁美洲运用的重述。当然，弗兰克也在很多方面对巴兰的结论作了修正，如弗兰克没有重复巴兰关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和自发资本主义发展在16世纪已是世界范围现象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确实是不发达的，而且“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是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而进行重建的过程，而不是先前发展的倒退；弗兰克在保留了巴兰关于垄断重要性的理论观点的同时，集中研究了垄断对“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并在对不发达历史过程的考察中，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124)
霍华德和金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弗兰克的研究超出拉丁美洲不发达问题的范围，转向更广泛的世界经济主题的研究。(125)这也是萨米尔·阿明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关注的中心问题。沃勒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初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后来成为这一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这个理论与弗兰克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观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也是巴兰首创的不发达理论经历的第二次修正。
对马克思和凯恩斯关系问题的探讨、对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等，基本上是“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此，霍华德和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成功的革命实践与其理论认识已经相互独立”。他们还认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实上，“已经抛弃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观点:即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不是改造这个世界”；“20世纪60年代西欧和北美的大学迅速扩大，极大地推动了这种趋势，因为它允许在社会主义政党之外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并产生了实质上脱离政治运动的‘左派学术团体’”(126)。
4.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新课题
霍华德和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问题上:一是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亦即所谓的“转型”问题；二是关于斯拉法经济学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影响问题。许多斯拉法主义者认为，《用商品生产商品》把马克思主义并入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剩余传统”思想中，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引起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复兴”。
霍华德和金认为，20世纪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讨论，可以以1957年塞顿和萨缪尔逊文章的发表与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发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又被称作“前斯拉法阶段”，从1960年斯拉法发表《用商品生产商品》起被称作“后斯拉法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间，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两位最重要的研究者是鲁道夫·希法亭和拉迪斯拉斯·冯·博特凯维兹。希法亭强调了马克思的“客观主义”价值理论所具有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意义，但他没有论及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分析上的困难。博特凯维兹认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总体方法还不如李嘉图的方法，同时他用数学方法对“转型”问题作出解答。马克思曾经假定了两个等式或者说是“不变条件”:即价值总额必须等于价格总额，剩余价值总额必须等于利润总额。这意味着:在生产价格规则中普遍通行的一般利润率等于——也可以认为是决定于——在劳动价值论规则下的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的比率。博特凯维兹否认这在一般意义上的可能性。他认为，除非在特殊的假定条件下，马克思的两个不变条件中只有一个能得到满足，利润的“价格”和“价值”比率一般来看是不相等的。
霍华德和金指出，1939年之前，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价值理论研究进展甚微。鲁宾曾发表过一篇相当严谨的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文章，强调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观点的重要性，强调价值理论的“质”的规定性，明确地把《资本论》第三卷的分析看作是一个动态均衡模型，而把生产价格作为“理论上界定的均衡的中心”。鲁宾没有对马克思的“解答”作出批判，也没有参考博特凯维兹的“解答”(127)。
1932年，约翰·冯·诺伊曼对这一观点作了证明，他在普林斯顿的一次讨论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他的增长模型，1937年关于该模型的著述在德国出版，1945年被翻译成英文后再版。20世纪30年代，瓦西里·里昂惕夫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中也可以见到与诺伊曼相似的结论。霍华德和金认为，尽管冯·诺伊曼和里昂惕夫模型在以后的几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两位作者都没有将其运用于劳动价值理论和转型问题。(128)
1939年，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柴田敬对“转型”问题作了新的论证。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柴田敬的文章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直到1942年保罗·斯维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出版以后，关于“转型”问题才引起关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第七章，对包括博特凯维兹解答在内的关于“转型”问题作了详细概括。与斯维齐的著作发表于同一年的琼·罗宾逊的文章没有提及博特凯维兹，但莫里斯·多布在其对斯维齐著作的评论中，把第七章看作是斯维齐著作的“最新颖的部分”，并称博特凯维兹的著作是“很少为人所知的”。(129)
1948年，J.温特尼茨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博特凯维兹观点的第一次批判，也是《经济学杂志》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第一次特别报道。温特尼茨对博特凯维兹分析中的两个不必要的假设进行了反驳。博特凯维兹的第一个不必要的假设是，他要求所有的剩余价值都要被资本家消费掉，从而使简单再生产占统治地位。温特尼茨认为，任何一般性解答都应该能够解决净储蓄问题，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应该能够解决扩大再生产问题。博特凯维兹的第二个不必要的假设是，他把黄金等同于由第三部门生产的奢侈品，让它的价格等于一个单位。温特尼茨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武断和不公正的假定，它会导致价格总额偏离价值总额”(130)。
1957年，由弗朗西斯·塞顿和保罗·萨缪尔逊分别撰写的两篇很重要的、但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问世。这两篇文章为“转型”问题的第一轮争论作了结论。1957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处在低谷，没有人奋起反击萨缪尔逊的责难以捍卫马克思。政治环境依然相当恶劣，在美国，冷战和残余的麦卡锡主义分子的压力依旧非常强大，匈牙利革命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使得西欧共产党遭受创伤。霍华德和金认为，“这一时期，几乎没有有学术地位的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是全美国唯一的被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专职教授——没有人能够作为像萨缪尔逊这样在技术上难以对付的人的敌手。马克思主义在解释战后长期繁荣方面的明显失败，无论如何都削弱了像斯维齐、多布和巴兰这样一些理论家在抵抗资产阶级经济学影响方面的能力”。(131)
从1966年开始，“长期繁荣”中的不稳定的迹象明显暴露，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处于较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呈现了马克思思想“复兴”的气象。1960年，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发表引起“资本争论”，致命地摧毁了那些一直对社会主义运动最具挑衅性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形式。20世纪60年代，罗纳德·米克对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评论，是米克对“转型”问题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在60年代，关于“转型”问题的有价值的文章甚少。1973年，莫里斯·多布对“转型”问题的讨论“还留有……某种程度的限制，甚至是很深奥的；这一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并没有在马克思的追随者和解释者中引起多大的兴趣(或者是注意)，这些人已转而集中研究危机和帝国主义问题了”(132)。
1961年，森岛通夫和塞顿都声称，“转型”过程可以按照相反的方向进行，也就是说，通过运用与生产条件和净产品分配有关的资料，生产价格可以决定劳动价值。他们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认为实证主义者对劳动价值论的异议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正如琼·罗宾逊及其他人曾经提出的，价值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不管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作为‘现实’描述或者行动向导上的有用性或不相关性如何，至少从操作上讲它是有意义的”。(133)
1963年，挪威人利夫·约翰森又回到世纪之交曾引起好几个著述者兴趣的主题，即把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分析调和起来的可能性问题。约翰森设计了两个价格决定模型。在第一个模型中，工人拥有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它决定了传统的马克思模型中的均衡实际工资，而资本家则使得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新古典主义效用函数最大化。这时，边际效用决定的是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的数量，而不是其价格。在第二个模型中，工人和资本家都有效用函数，如果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理论或者——约翰森提出的变形的——反映工人最低效用水平的详细说明的话，利润率就无法确定。现在价格间接地受到边际效用的影响，因为工人效用函数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利润率，从而改变生产价格。(134)
1971年，萨缪尔逊在《经济文献杂志》上再度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研究得到美国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在这篇论文中，萨缪尔逊还是坚持他在1957年就已得出的那些结论，即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一个复杂的迂回；生产价格和一般利润率可以直接地取决于与生产条件和收入分配有关的信息。因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来说是不必要的。(135)
保罗·马蒂克对萨缪尔逊的观点作出反驳。马蒂克在题为《萨缪尔逊把马克思主义“转型”到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去了》论文中提出了三个实质性的观点:第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资产阶级均衡分析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装置”或“思想结构”，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第二，马克思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劳动关系是以价值关系表现出来。马克思曾经提出价值概念怎样才能全部呈现出来，他发现答案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阶级关系中。这就意味着价值理论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之间的一个区别，这一区别既构成萨缪尔逊其他方面批判的主要特色，又被用来反对马克思的斯拉法主义批判家。第三，劳动价值论只有在整体经济的水平上才能得以证实，“价值规律不是在每天的价格关系中得到证明，而是在生产价格的总体升降过程中找到经验证明的”。马蒂克坚持认为，萨缪尔逊对此一无所知，他是一个庸俗经济学家，他的代数学是“夸大的垃圾”，他“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国家社会基金会的金钱”(136)。
这一期间，莫里斯·多布对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作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证明，1970年，多布发表在荷兰《经济学家》杂志上的题为《斯拉法体系和对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批判》的论文，把斯拉法置于古典的传统之中，认为这一古典的传统包括马克思以及博特凯维兹和德米特里夫在内。多布强调，在斯拉法的模型中，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是固有的，甚至他把工资当作是剩余产品的组成部分的作法，也可以看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状况的符合实际的反映。多布还评价了斯拉法、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相似性，认为在逻辑上都把分配独立于交换，在任何情况下价格都是取决于收入分配(再加上生产条件)，而不是相反。这一“前杰文斯决定规则或模式”使他们的观点同新古典主义理论家的观点非常明显地区别开来。(137)
霍华德和金认为，多布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老前辈，是英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家(尽管偶尔也持异议)，也是斯拉法在剑桥的密友，多布对其观点的解释迅速成为典范的形式，多布本人也成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捍卫者攻击的主要对象。对多布的最初的攻击，是刚创刊的《经济与社会》上发表的杰夫·皮林《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苏珊娜·德·布隆豪夫《作为李嘉图主义的马克思:〈资本论〉开端的价值、货币和价格》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作了分析，认为李嘉图的方法与马克思的方法截然不同，特别表现在辩证法、矛盾、历史特殊性，以及形式和内容之间、本质和现象之间、质和量之间的区别等方面。马克思的概念是独创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找不到他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析的对等物。正如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的，李嘉图由于混淆了价格和价值而受到批判。因此，多布对价值理论中“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发明是相当错误的。(138)
5.关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探讨
20世纪70年代初，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对危机管理的特性及其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国家政治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霍华德和金认为，与巴兰和斯维齐不同，有些著述者提出，政府扩大非军事性支出可能有利于资本积累，如由国家提供的教育、医疗健康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降低劳动力价值、增加资本积累可能是有利的方法。随着生产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变化越来越快，社会对熟练、健康、可流动、富有灵活性的工人的需求日益增长。最后，“福利国家”似乎成为适应资本增长需要的产物。(139)
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冲突的场所:一方面工人阶级利用国家场所在反对资本利益的斗争中赢得某种妥协；另一方面国家本身在这些斗争中也获得某种程度的“相对自主”。这样，国家的内部结构、人员构成和实践活动的自身权力就变得重要了。资本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也必须由国家调停。国家的支出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活动的重要领域免于竞争、鼓励浪费，又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它通过保护无效率的资本家、削弱群众失业者的有纪律的力量，刺激经济从危机中复苏，但同时又破坏了经济复苏的内在机制。工人已经对正常的社会福利习以为常，只对持续增加的供给品作出积极的反应。这种“棘齿效应”是对国家支出水平上升造成压力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国家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
霍华德和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越来越关注关于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长期繁荣”结束后国家的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问题的研究多有分歧。大部分人赞成罗恩·史密斯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霸权的突然衰落，使有效的国际管理更困难，它加剧了这个体系整体上的潜在的不稳定性，破坏了资本家对积累收益率的信心。许多人接受史密斯关于1973年危机的冲击力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得到缓解的判断:“虽然协调得不恰当，却是有价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在1974～1975年保存下来。如果那时没有干预，1929年那样规模的恐慌很可能已经发生。”(140)同样，这对理解1987年的股市崩溃来说也是正确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对金融市场的不当配置都会带来巨大的现实危机。这些进展的确切意义还不清楚。“由政府保证金融体系不会崩溃，不再出现成为30年代大萧条前兆那样的普遍的通货紧缩，在长期中意味着什么?”这个由保罗·斯维齐和哈里·马格多夫提出的问题等待人们去回答。(141)
值得注意的是，充分就业作为里根政府大规模军备扩张的副产品，在北美洲这个有限的范围一时得以实现，但在别的地方却不见成效。在西欧的大部分地区，政府试图用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削弱工人阶级力量、增加失业和扭转利润挤轧。削减福利支出是这个过程的核心，并日渐增加地伴随着出售国有企业、放松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在累进税原则上实施大退却等。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预料到经济自由主义会在20世纪80年代复活。例如，直到1978年，埃里克·奥林·赖特还曾预言，政府干预将会继续扩大，会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羽翼丰满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强化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危机。(142)米歇尔·阿格莱塔尽管承认存在着政府撤销一些公共物品和服务供应的可能性，但他的结论还是，“生活条件的不断的大规模的社会化，将会摧毁作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创造出一个集权化的国家资本主义。(143)
霍华德和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曾在解释和说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上发生过严重的分歧，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比30年代还要严重，争论跟以前一样激烈。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用过度积累理论中的一些变量说明长期繁荣的终结，但消费不足论者和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支持者则对此持保留意见，而过度积累论者本身又在许多重要的细节问题上意见不一。只有很少的人提出需要进行理论的综合。(144)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主题及其趋向
霍华德和金对20世纪最后20～30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理论主题的探讨，既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涵的拓展，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思潮，如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形成及其趋向等问题。
1.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
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流派”，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霍华德和金认为，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显示出三个特征。(145)
第一，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和“清晰”的问题，因此，这一学派有时又被称作“分析马克思主义”。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极其关注马克思思想中概念的准确含义、导出结论的推演过程，以及这些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传统的马克思的命题。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如问题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样的含义是最合理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的真理等，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论断作出批判性评价。(146)在霍华德和金看来，通过这一方法，唯物史观的强势和弱点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第二，在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分析时，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观点，特别是分析哲学的、建立数理模型的、现代心理学的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类似一种“修正主义”。尽管20世纪2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观念向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注入”，使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不成为它的新特征。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提出批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批评，但是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声称，马克思的许多分析都是正确的，并且可以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论证。
第三，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显著倾向就是，以决策者的理性行为推演出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体系的命题。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同时成为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正是这一特征，使得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看作是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和斯拉法政治经济学的反应。不过，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系统地尝试直接卷入其中任何一种思想，也没有显示任何认为值得如此做的意向。实际上，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很少对马克思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进行探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马克思之后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都不很看重。
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中较为关注经济学问题的主要有:格里·科亨、罗伯特·布伦纳、乔恩·艾尔斯特和约翰·罗默等。他们的著作不仅在所研究的主题上不同，而且在致力于个人主义形式的解释上，在强调理性选择重要性的必备条件上，以及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推理上也多有不同。科亨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观点重新进行系统阐述，只是为了强调理性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力量，它在稀缺条件下将以发展生产力的形式发生作用。布伦纳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理性选择在这一观点中发挥了更为出色的作用。但是，布伦纳的著作对经济人面临的选择结构，几乎没有进行正式分析，而且他描述的通常是阶级的而不是个人的理性行为。罗默和艾尔斯特则遵循“微观基础”的方法论，把个人的理性选择作为理解整个社会经济现象的基础。
罗默的经济学和艾尔斯特对罗默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辩护，是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更为激进的形式。关于罗默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看法，霍华德和金认为，罗默广泛地研究了马克思经济学，他的最独到的批判就是认为，马克思理论在传统上假设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些假设事实上只在概念上是确定的，在现实历史中可能是各自独立的。在罗默看来，严密的方法要求理论家推演出事物所具备的多种特征，这些特征应当被系统地阐述为定理而非公理。更具体地说，罗默坚持认为，生产力的分布、具体的生产关系、阶级地位和剥削形式，原则上是可以相互独立的。因此，如果它们实际上被联结起来，就需要按照相关个人的理性选择加以解释。为了支持和解释这一观点，罗默还提供了一系列抽象的理论模型。罗默指出，即使没有剩余的生产和阶级的存在，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定义的剥削也可能存在。另一方面，他还认为，没有剥削，也可能存在阶级划分；剥削者事实上也不见得比被剥削者更富有；在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剥削可以通过商品市场和信用市场而实现。
2.关于“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霍华德和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讨论都是不确定的。(147)
第一，许多理论家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个绝对孤立的系统，有的理论家则承认社会主义将与资本主义共同存在，并不得不与它发生联系并使自己适应于它。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不清楚他们的观点是否与过渡时期有关，或者它们是否可能扩展为一种已经稳定的新的社会结构。
第二，效率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比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能更有效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他们在对效率的含义进行详细说明时却陷于困境。依据唯物史观，人的禀性，如意识、兴趣、抱负和能力，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也将不同。但是，准确地确定它们如何不同，必然要有理论上的推测，因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效率的评定也应有理论上的推测。当假设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很长时期内仍可能保持发达资本主义通行的动力和需求结构时，这个问题就好解决得多了。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尽管确信这是着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合理的假设，但是他们常常不能面对这一假设。原因无非是，社会主义只有在满足同样的需求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由于它可以更好地适应于满足新的需求才能赢得支持。霍华德和金作出的概述就是:“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倾向于回避这一问题，他们一再重复传统的论据，诸如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倾向、对资源的挥霍和浪费以及非人的残酷条件，而迄今为止，这些论据并没有使发达国家中的更多人相信资本主义需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148)
第三，传统社会主义者认为，一旦后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建立，压迫就会显著减少，甚至可能彻底消亡。这一信念是建立在假设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人的需要将会得到更大的满足基础上的，因此，它有赖于社会主义的效率。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被充分地认识，效率必须在微观结构中得以实施，而不只限于宏观经济。20世纪30年代始的著名“兰格模型”，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的大部分现代观点，都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入研究。
第四，“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显然不是富有效率的，也没有消除高压统治。可以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域界，苏联和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明显失败，与真正获得解放的社会的可行性问题并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思本人在他的大部分理论研究中，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既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需要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有意识的支持和参与。1917年落后的俄国并不具备上述任何一项条件，当时，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很微弱，并且很快就屈从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红军坦克下输出的苏联模式，也不能构成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纲领“可行性”的公正检验。
同时，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实践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者认为，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任何把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尝试都必定导致效率低下，因而只能通过高压统治来维持。然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性的危机说明，必须谨慎地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问题:一方面，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增长率的迅速推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入技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大可能模仿这一点；另一方面，面对虎视眈眈、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在军事上赢得均势的迫切需要，深刻地影响着苏联的社会—经济结构。(149)
霍华德和金认为，上述四点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正是由于社会主义被看作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获得的自由和解放将得到进一步扩展，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学只有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了解的基础上才有说服力。
“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对许多社会主义者产生过显著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的批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对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形式的论证和分析作了评论，提出了被认为是理想的和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蓝图，并指出了它们如何实现的途径。(150)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后提出的问题是:在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如果存在的话，它是一个怎样的确切的结构?
20世纪60年代初，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已经对社会主义进行过多方面的再思考。奥塔·锡克和布·霍瓦特强调市场在确保资源有效配置和削弱国家官僚主义权力方面的作用。(151)他们还强调，工人自主管理企业形式能够带来的益处是:促使工人关心积累，缓解当前消费的急速增长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使生产过程更富有人性，改善经济异化现象。南斯拉夫的实践引起了西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大量关于自治经济的新古典主义著作，它们从正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工人自治企业的行为作了分析。
在西方，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亚历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部著作倡导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中，公共组织掌管基础设施，工人合作社负责中小规模的生产活动，私营企业和家庭企业则主要经营诸多的服务行业和零售批发业。诺夫的观点代表了目前被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广泛认同的典型观点:如果社会主义要继续作为非乌托邦设想而存在，它就必须把市场、预算硬约束和某种程度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起来。
霍华德和金对“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局限性作了分析。他们认为，尽管诺夫一贯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主义，但是，他本人应该受到类似的指责。诺夫的模型是要由代理机构加以实施的，但他无从处置代理机构据以形成的特定利益。与此相对照，那些强调民主参与重要性的人认为，这些特定利益不仅构成了自由社会主义的实质，而且也是形成过渡战略的主要出发点。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指出，自从专制主义时代以来，西欧和北美几乎所有的抗议运动都使用了民主自由主义的用语。它们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哪类权利将会通行:财产的权利抑或个人的权利。投身于社会主义的运动，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前马克思主义理想之上，这种理想是大部分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承认的。就其实质而言，资本主义不能充分贯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传统上是被用来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的。(152)
有些学者还就经济生活中民主参与的扩展对提高效率的意义作了探索。他们认为，决策权向实际生产者的扩展，将开掘出知识资源和生产力资源，这些资源被资本主义的专制的雇佣劳动结构压制着。尽管鲍尔斯、金蒂斯和霍奇森接受了奥地利学派对中央集权指令性计划所作批判的许多观点，并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非民主形式，但他们依然坚持认为，这些批评家的论据可用作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证理由。并且也可以应用科学社会主义观点来支持这些主张。通过利润共享、共同所有权、共同决策，也通过磨平等级制度的尖利棱角，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许多制度已经得到修正。因此，社会主义关系孕育于资本主义之中的观点，可能会被赋予新的涵义。
霍华德和金指出，许多研究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力量在于它的创新能力，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熊彼特强调，在“创造性破坏”(他认为这是在马克思那里发现的)的经典辩解中，认为这个制度是残酷的、不公正的和紊乱的，但是，它的确提供了商品，然后毁掉这一切，这些商品是人民需要的。(153)正是在这里，传统马克思主义仍然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在使残酷、不公平和紊乱最小化的同时，保持发展的动力，这既是合理的、也是经济的。这一事实已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改革所证明。许多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确信，伴随着激进的民主化，这些改革能够得到更深更远的扩展，它将使经济进程的社会化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可能达到的程度。(154)
激进的民主化将不可避免地削弱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建立的某些个人权利。由于这些权利只关注财产权的应用，而忽视财产权对非所有者的影响，因此，与基本的公民自由权相比，它们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要小得多。而且，在假设净效果是有益的情况下，某一领域内的权利收缩被看作只是其它方面的权利扩张的结果。民主参与可能对经济效率造成的负面影响，能够通过渐进主义方式达到最小化。依据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用来限制民主化可能导致的停滞趋势。实际上，一些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保留某些资本主义制度形式是合理的，以便为那些赞成雇佣劳动的人提供选择机会，因为他们的自我发展属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范围之外的问题(155)。这一战略的主要薄弱之处在于它的改良主义性质，正如第二国际时代的修正主义理论家们所做的那样，假设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夺取和改造既有的国家机构。
霍华德和金对“可行的社会主义”探讨的结论就是:“无论如何，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力图保持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服力，同时又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创论述中存在的巨大局限性。在此过程中，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经历了剧烈变化，反社会主义的批评家则可以宣称取得了理论上的重大胜利。但是，在寻求可行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任何方案中，对这些有效的批判作出回应是不可避免的。退回原教旨主义是无益的，因为，目前既不存在古典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存在可能努力实现它的任何机构。市场社会主义是否将成为人类历史的最终阶段，或者是否只是向马克思原先提出的未来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进行漫长过渡的一部分，这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156)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支柱”、“本质”及其历史命运
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霍华德和金认为，支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统理论的五大“支柱”陷于困境。他们所概括的五大“支柱”及其“失误”主要在于:(157)
第一，资本不断地向更大的企业集中，而且越来越集中化；因此，一些更具实力的垄断组织和卡特尔取代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的相对自由竞争。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剥削率上升、相对贫困化(即使不是绝对贫困化)不断加速和无产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对正统理论的这一观点，霍华德和金的评论是:尽管人们没有理由对资本在单个国家(如果不是全球范围)的集中和集中化提出质疑，但人们很难将这些根深蒂固的趋势与剩余价值率不断上升联系起来。如果没有令人满意的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没有人们普遍认可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定义，对剥削率变动的测算和解释就是毫无说服力的或者莫衷一是的。国际竞争的最新发展、国家经济职能的退化，都对“垄断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概念提出严峻挑战，而这些概念似乎又是正统理论观点的合乎逻辑的推论。
第二，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将越来越严重。市场无政府状态导致的比例失调，或者相对贫困化导致的消费不足，或者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降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危机。随之产生工人大量失业、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无法保证等现象，最终导致工人阶级加入社会主义行列。
对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及其不断加重的理论，霍华德和金提出的异议是:从现象上看，一定时期这一理论可能得到一些较为有力的证明，如1929年“大萧条”时期、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但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如1945年后的“长期繁荣”、始于1982年的经济上升，以及“里根繁荣”的现实，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没有能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是有点牵强地把这些看作是军备竞赛的结果。霍华德和金认为，这说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普遍认可的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经济危机为何没有爆发”，“他们现在还缺乏一种理论工具，对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行将在经济上毁灭的预言作出更鲜明而尖锐的论述”，这暴露出正统理论的“分析上的严重缺陷”。
第三，由于上述原因，资本主义被取代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具有双重含义:它现在已经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取代它的方式也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只须夺取柏林的六大银行——正如希法亭所指出的——控制国民经济最高层的权力，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奠定基础。这还包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但人们很少论及的内容: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可行的、并且在一切方面都是完善的生产方式。
对这一理论观点，霍华德和金的评价是: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想象更具有说服力。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工人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失业也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断地上升。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相对贫困也难以发现。与唯一可见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制度——苏联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似乎是人们更好的选择，甚至(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在“大萧条”时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不断瓦解，强化了已经流行的“共产主义将永远走不通”的观点。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马克思主义者剩下的就只是无法证实的盲目乐观的信条。
霍华德和金认为，以上三大理论“支柱”，实际上是19世纪90年代正统马克思主义在《爱尔福特纲领》中罗列的基本的“信条”。20世纪，主要是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进一步形成了两个新的“支柱”，这就是:
第四，1918年之前，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提出，经济上的斗争是各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基础。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革命或战争，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
对这一新的理论主张，霍华德和金认为，“在很长时间里看起来比前三个基本思想更经得起批评”，“它在真正意义上也更具说服力”。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希法亭—列宁理论中帝国主义之间争夺的典型例子，新兴的富有侵略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经济上的殖民地。但在1945年以后，美国在经济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的绝对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再可能重新爆发战争，从而动摇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可信性。帝国主义概念本身已经蜕变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第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落后地区和依附地区得不到发展，也不会让它们成为世界体系中一个平等的成员。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业化的前提，而不是工业化的终点。
对正统理论的最后这一主张，霍华德和金认为:“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确实在第三世界里找到了它的主要知音。”例如，巴兰、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依附理论和不发达理论，吸引了第三世界；但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柱”也已经开始被歪曲。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在苏联、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取得预期的成功，相反，一些前落后国家——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无序的、不平等的但却异常迅速的发展，已经确证资本主义有能力把第三世界(至少是某些部分)吸引到充满活力的、繁荣的世界体系中来。
霍华德和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统理论不仅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极为糟糕”，而且在其他一些“更缜密的”的理论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特别如劳动价值理论就没有能够承担起赋予它的理论重任，至多只在冯·诺伊曼—森岛通夫的有关论证中以弱化的形式得到维持。再如利润率下降理论，也越来越变得“站不住脚”了。总之，霍华德和金认为，在正统理论的框架内，“考茨基在不到一个世纪前曾自信地宣扬的全面而缜密的社会科学，也几乎荡然无存”。(158)
霍华德和金对所谓的“正统”理论的批判，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首先，他们所说的“正统”理论，如果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式理解的理论，也许还有某些说服力；但他们实际上把“正统”理论泛指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这就曲解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史实。其次，他们所称作的正统理论的五大“支柱”，如果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式理解的理论后果，也许也还有某些说服力；但他们实际上把这五个方面理论观点当作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全貌，这也就抹杀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的新成果。支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发展的理论“支柱”不仅在内涵上，而且在其实践功效上，与霍华德和金是大相径庭的。最后，他们对五个理论“支柱”的概括和评述都是片面性的，特别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几乎持全盘否定的观点。尽管存在这些偏颇，但霍华德和金提出的这些问题还是发人深省的，特别对于我们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发展的得失是有启示的。
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现状，有些马克思主义批判者已经兴高采烈地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霍华德和金引述了两个西方学者的评论，说明“已经死亡”论者的心态。一是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的评论。他认为:“马克思留给他的后继者一个极其复杂和费解的理论体系，很少人能够理解其形式上的结构，因此它马上遭到修正……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开始变质，每一次都是试图阻止它进一步蜕变。在某些方面，一个不断蜕变的科学研究纲领，要么逐步萎缩，失去其所有的统一性，要么具有宗教色彩，通过排斥任何实践的进一步的检验来维持其理论立场。很显然，正是后者，被证明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厄运。”(159)
另一是莱斯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评论。他试图说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衰退过程，他认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们的所有预言，几乎都已证明是错误的，但这没有影响对它在精神上的虔诚，在千年之交更是如此:它成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于任何实践前提或‘历史规律’，而是基于信仰上的心理需要。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着宗教的职能，它的功能也具有宗教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极权政治运动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凝固了，没有得到发展，因此脱离了知识发展和社会现实。人们希望能够恢复它的活力，重新结出硕果，但这种愿望被证明是一个妄想。它作为一个解释性的‘体系’已经死亡；它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有效地说明现实生活、预测未来、勾画理想规划的‘方法’。当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尽管在数量上很丰富，但都带有一种僵化的、绝望的气息，同时它们也不是纯粹历史的……现在，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也不能改造这个世界；它仅仅成为服务于各种利益的口号，其中的大部分理论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最初所确定的内容。在第一国际破产一个世纪以后，成为一个能够捍卫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新国际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160)
在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思潮中，霍华德和金认为，不能不提到卡尔·波普和伊姆里·拉卡托斯的“科学方法论学派”的“批判”。他们的“批判”大体可以归为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一种教条，与社会现实越来越脱离；第二，其实践者就是源于它关于现实世界的预言，从这种程度上说这些预言已经失败了；第三，这些教条面对批判时，事实上也在修正，但这种修正是以不合逻辑的形式进行的。(161)
霍华德和金认为，这些“极为严厉的批判”都包含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但它们并没有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断发展的本质”。只有在忽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时，才会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作是一种“刻板的教条”。在霍华德和金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着对正统理论的批判，而且正统理论在受到批判时也发生重大的变化。自192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再没有唯一的正统理论。从老左派到新左派，从托洛茨基主义者到世界体系论者，从新斯大林主义者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各种流派的观点，异彩纷呈、莫衷一是。
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死亡”的思潮，霍华德和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预测并没有完全失败，它对全球资本主义长期总体发展的预测虽有偏误，但它对资本主义发展各个阶段的“中间层次的”现象的预测是有“成功之处”的。例如，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迅速发展、严重的国际危机的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肆虐等。他们认为:“显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什么更多的作为，它没有提出建立在缜密分析基础上的准确预言。”为了说明这一点，霍华德和金特别提到奥斯卡·兰格的一个重要结论。兰格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相对优点，属于不同‘层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演变，纳入到前后统一的理论分析之中，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则没有对历史展开进一步分析。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能够抓住资本主义经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它在这一点上胜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外，这两种类型的经济学所作出的预测，也处于不同的时间范围。如果人们想预测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会比维塞尔、庞巴维克、帕累托或者马歇尔的理论更有效(尽管马歇尔的理论在这方面更为高级)。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管理中央银行或预测贴现率变化的结果方面有点力不从心。”(162)
霍华德和金认为:作为“经济社会学”，或者作为全面分析不同类型经济制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依然充满着生命活力。例如，普列汉诺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后发者”理论的分析；列宁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的分析；托洛茨基对不平衡和相互联系发展的分析；布伦纳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保守性的分析；科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胆改造等。即使在经济危机这样一些理论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并没有“死亡”。霍华德和金认为，假如罗纳德·里根恢复“市场神话”的政策不能真正消灭经济周期性波动，将再一次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危机理论提供证明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也表现在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影响上。霍华德和金认为，格申克龙对欧洲工业化的研究、巴·穆尔对现代化不同道路的研究和西·斯克科玻尔对社会革命背后的矛盾的研究等，从严格意义上看，这些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些研究的结论却表明，它们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演变理论的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演变理论的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实际上仅仅试图罗列出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有关制度方面的理论，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该领域所做的研究——例如J.K.加尔布雷思所做的研究——也深受马克思经济学家思想的影响。
针对布劳格·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霍华德和金指出，马克思主义对自身的理论“修正”，正是其历史的、社会的方法论的特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1918年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一种批判性的更新，而不是一种教条的衰退”。(163)因为不论在阐述劳动价值论，还是在阐述利润率下降理论时，已经证明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愿意放弃一些站不住脚的观点，同时也愿意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例如，把马克思经济学对“大萧条”的一般分析与它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更为开放、更富灵活性的分析相比较，就能看到这一变化。再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70、80年代对价值理论的缜密的阐述，与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状况相比较，也能看到这一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新古典理论的某些优点，这可以从其最近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研究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中得到证明。此外，还可以从一个普遍共识即如果社会主义是“可行的”，那它必须广泛地利用市场的观点中得到证明。一系列新的问题，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过去的50年间，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布劳格或者科拉科夫斯基所说的那种缺乏生气的、具有宗教色彩的正统理论。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一些基本理论上的消退，可能威胁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霍华德和金提出，在不同的被称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理论中，如果没有了劳动价值论、经济决定论、剩余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剩下什么能与其称谓相适应的理论呢?对此，霍华德和金赞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硬的内核”即理论本质的主张。他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坚持和发展四个方面的“坚硬的内核”或“本质”。这里所谓的“坚硬的内核”或“本质”，不只在于它们能够作为发展的新的理论的基础，而且还在于能够成为对经济现象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霍华德和金所强调的“坚硬的内核”或“本质”就是:
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以及必然包含其中的阶级斗争(在通常情况下是潜在地存在的)是不可回避性的现实；
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再生产的较为狭隘的科学技术问题、再生产中的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分析上的意义；
三是强调再生产过程中的矛盾性，特别是强调不同阶级和阶级分化可能产生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
四是抓住世界经济体系“不平衡发展”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不可能平稳而协调发展的。(164)
霍华德和金认为，抓住这四个“坚硬的内核”或“本质”，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就能够既不失去本来的面貌，又在将来的社会研究中成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和进步的纲领。
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硬的内核”或“本质”问题时，霍华德和金认为，还应该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持反对意见的学派之间的关系问题。许多人试图把其他理论传统中带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因素融合起来，例如把马克思的、斯拉法的、后凯恩斯的、现代制度学派的，以及一些新古典的理论综合起来，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前景。霍华德和金对这种“综合”是不赞成的。因为在这种“综合”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能否长期地保存下来呢?如果这些“本质”规定在其中所占的位置，能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一直坚持的那样重要，那么这种综合就将成为按照马克思的方向进行修正的经济学。如果相反，在这种“综合”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些“本质”的重要性急剧下降，那么，这种“综合”的结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失”。
(原载顾海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当代视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6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0、46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3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6～12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2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26)《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9页。
(34)《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7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24页。
(4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页。
(4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8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0页。
(4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9页。
(47)《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
(48)《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5页。
(49)《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2页。
(50)《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2页。
(5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4、83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53)《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3～244页。
(5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0页。
(5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9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57)《辞海》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
(58)《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9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0～551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3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64)《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65)《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9页。
(66)《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77页。
(6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6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69)胡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7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7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7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74)《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6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76)胡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7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7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79)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80)《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8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8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8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8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8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86)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7)参见《国语》卷6，“郑语”；墨子《兼爱》。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89)参阅Lawler，J.，Marx’s Theory of Socialisms；Nihilistic and Dialectical，In L.Pastouorsa，ed.，Debating Marx，Edward Mellon Press，1994.
(90)参见Moore，S.，Marx Versus Markets，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
(91)《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5～926、990页。
(92)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中文版“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3)颜鹏飞:《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发展阶段的划分》，《经济研究资料》，1994年第2期。
(94)参阅《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95)参阅J.S.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4编第7章，伦敦朗门斯·格林公司1911年版。
(96)参见吕薇洲:《市场社会主义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7)《欧洲》，1997年第2期，第84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9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35～236页；《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100)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页。
(102)Howard，M.E.and King，J.E.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VolumeⅡ，Macmillan Education Ltd。中文译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引文均见该中译本。
(103)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导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04)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导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05)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导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06)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第1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大萧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07)斯维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英文版第145～146页，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第7～8页。
(108)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09)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导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10)多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载《今日马克思主义》1957年12月号，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111)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112)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113)巴兰:《对消费不足的思考》，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114)曼得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第一卷，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第81页。
(115)曼得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116)凯恩斯:《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Money and Interest，London:Macmillan，1936)，第3页。
(117)凯恩斯:《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Money and Interest，London:Macmillan，1936)，第32、355页。
(118)多布:《传记随笔》(Random Biographical Note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1978)，第117页。
(119)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1926)，参见《凯恩斯文集》第IX卷(Collected Works，London:Macmillan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IX，1972)(以下简称CW)，第285页。
(120)凯恩斯:《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1933年的草稿，见《凯恩斯文集》第XXIX卷，第81页，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3页。
(121)凯恩斯:《凯恩斯先生答肖伯纳》(Mr.Keynes Replies to Shaw，1934)，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122)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123)参见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The Age of Imperialism:The Economics of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第43～54页。
(124)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125)参见弗兰克:《1492～1789年的世界积累》(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1979)；《世界经济中的危机》(Crisis:In the World Economy，New York:Holmes＆Meier，1980)；《世界经济中的危机》(Crisis:In the World Economy，New York:Holmes＆Meier，1981)。
(126)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导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27)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
(128)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129)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33页。
(130)温特尼茨:《价值和价格:所谓“转型”问题的一个解答》，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131)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132)多布:《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和分配理论》，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133)罗宾逊:《论马克思经济学》，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134)约翰逊:《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135)萨缪尔逊:《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之间的所谓“转型”问题概要》，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267页。
(136)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
(137)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138)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270页。
(139)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140)史密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141)斯维齐、马格多夫:《金融爆炸》，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142)赖特:《阶级、危机和国家》，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143)阿列塔:《资本主义调节理论》，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144)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145)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339页。
(146)参见G.A.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科亨:《历史，劳动和自由》(History，Labour and Freedo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8)，以及J.艾尔斯特:《理解马克思》(Making Sense of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第二部分。
(147)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362页。
(148)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149)J.艾尔斯特和K.O.Moene编:《资本主义的选择》(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第1～35页，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是如何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紧密相联，作了精彩的论述。也可参见J.E.Elliott，“马克思与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模式”(Marx and Contemporary Models of Socialist Economy，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8，1976)，第151～184页。
(150)参见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D.Elson，“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的社会化”(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New Left Review，172，1988)，第3～44页；M.Harrington，《社会主义:过去和未来》(Socialism:Past and Future，New York:Arcade，1989)；W.Brus和K.Laski，《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探寻》(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151)参见锡克:《追求人道的经济民主》(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New York:Praeger，1985)；B.霍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Oxford:Martin Robertson，1982)；Selucky，《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自由》。
(152)鲍尔斯和H.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第Ix，25，32，42ff，62ff，167ff页；P.Anderson，《历史唯物主义寻踪》(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Verso，1983)，第81页及后页，第104页及后页；J.Dunn，《社会主义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Soci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也可参见A.Gorz，《劳动者战略》(Strategy for Labor，Boston，Mass:Beacon Press，1968)。
(153)J.罗宾逊:《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Harmondsworth:Pengrin，1964)，第130页；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也可参见本书以上第11章第3节。
(154)艾尔斯特和Moene，《资本主义的选择》；Elson，“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的社会化”；Przeworski，《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鲍尔斯和H.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霍奇森:《民主经济》；Harrington，《社会主义:过去和未来》。
(155)B.穆尔:《人类悲剧原因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Causes of Human Misery，Boston，Mass:Beacon Press，1972)，第三章；J.伯纳姆:《民主是可能的吗?》(Is Democracy Possibl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第28，51，65～68，130页；J.艾尔斯特:“劳动与政治活动中的自我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美好生活概念”(‘Self—Realisation in Work and Politics: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the Good Life’)，载于艾尔斯特和Moene，《资本主义的选择》，第127～158页。也可参见D.Lavoie，《国民经济计划:什么是‘左’?》(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What is Left?Cambridge，Mass:Ballinger，1985)，第5章。
(156)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页。
(157)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3～395页。
(158)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5页。
(159)布劳格:A Methodological Appraisal of Marxian Economics，Amsterdam: North-Holland，1980，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第395页。
(160)科拉科夫斯基:Main Currents of Marxism，Volume I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第396页。
(161)Popper，K.，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5；Lakatos，I.，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第396页。
(162)Lange，O.，‘Marxian Economics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1935，pp.191－192.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页。
(163)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
(164)参见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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