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国内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论题，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课题。本文不打算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及其科学体系，只打算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视角，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阐述为主题，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特征。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最主要的就体现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原理和科学原理运用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科学原理构成的，这些科学原理是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构件。这些原理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最重要的入门之处，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和基础。没有科学原理，就没有理论体系；不坚持和发展科学原理，就不能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原理的意义在于运用。科学原理同科学原理运用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在中国社会的具体的、实际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做是科学原理同科学原理运用这样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认为，他们对科学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对社会众多现象的本质规定的解说，就是形成科学原理的抽象过程；第二个过程是把这种解说运用于一定现实的还原过程。也就是说，科学原理的产生是一个思维抽象的过程；科学原理的运用是一个思维抽象还原于具体实际的过程。我们来看马克思对两个问题的论述。

第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论述。“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简单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导致的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运动，就是我们现在概括的“两极分化”。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绝对的规律。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在对这个规律作了完整表述后，接着就写了一段话:“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¹⁷⁾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作为一个经济规律，同其他规律有着同样的性质，有着一般性和共性。第二层意思是，它们的共性之一就是在规律的运用或者在运用规律观察现实的时候，会对规律做出修正。规律所揭示的一般性，在实践中、在观察中、在运用中是会有所变化的。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原理表达的规律，在具体的作用过程中是会有所变化的。第三层意思是，对这种具体的变化的情况，不在《资本论》第1卷中分析。这三层涵义说明，像“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特征的重要规律，它实际上具有两重性，即规律本身的一般性以及规律运用中的变化和修正。这充分说明科学原理和科学原理的运用之间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科学原理在运用中是会对科学原理所揭示的一般特征、规律作出修正、发生变化的。

第二，马克思关于《资本论》作为“历史哲学”被误读的评价。《资本论》第1卷的德文第1版在1867年出版后不久，就在俄国流传开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对《资本论》给予高度评价，甚至奉《资本论》为神明，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每一个理论、每一个观点完全适用于俄国社会，把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出的科学理论、一般原理作为一种理解历史的不可更改的经典，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来误读。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同俄国革命者曾就《资本论》所阐述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原理，同这些科学原理在俄国的具体运用的关系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

我们把马克思一生从事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在《资本论》出版以前，讲得宽泛一点，在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前，马克思主要是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研究；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马克思拓展了对当时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着力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等问题的研究；到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又转向西欧，开始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起源等问题。马克思在上述第一阶段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在《资本论》第1卷中作了充分的阐述；第二阶段关于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留存于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或者叫《民族学笔记》中；第三阶段对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留存于他的最后一本笔记，即《历史学笔记》中。

我们知道，《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主要是以西欧(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的。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是在完成《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以后，即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时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作为一种“世界主义”开始向东方国家进入。面对世界历史的变化，马克思认为，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成就、历史功绩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两个方面都已经显著地暴露出来。当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世界主义”，开始向东方国家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的时候，马克思关心的问题是，东方社会有没有可能在自身的社会发展中，既能够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又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为此，他读了大量关于东方社会的著作并留下了读书笔记。这些笔记汇总在一起，被称作《人类学笔记》或者《民族学笔记》。我们不能确切知道马克思到底读过多少关于东方社会的著作，但现在留下的事实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马克思的研究兴趣又发生了转变，转到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上。此时，马克思开始读大量的历史著作，这些著作主要讲9～11世纪以后西欧主要国家的演变，即研读描述9～11世纪以后西欧社会历史演进的著作。以下将论及的观点出自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写作时期。这一时期，俄国的一批社会主义者给马克思写信，在信里十分赞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他们认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在俄国是完全适用的，俄国也存在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先有资本原始积累而后有资本主义，进而开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他们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即“资本原始积累”的评价并不正确。“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讲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关于这个起源的论述以及起源的历史过程，不一定肯定、也不一定要在所有国家的民族发展过程中重演。所以，他回信给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时，提到了那种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也能适用于俄国，或者认为俄国当时“村社”背景下一定要经过原始积累而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这对他的理论是一种误读。马克思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¹⁸⁾马克思认为，《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所概括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起源的历史。俄国革命者却要把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地变成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地区发展道路的理论，要把它变成一种“历史哲学”；他们要把马克思理论演绎成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种经济形态。对俄国革命者或者学者的这种观点，马克思说这会给他“过多的荣誉”，但由于夸大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理论的运用范围，变成为一种“历史哲学”，由此也给马克思带来“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接着表述了一个同样的观点，说明他为什么不赞成这种“历史哲学”。马克思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¹⁹⁾这一观点表明，不同的历史环境得出的将是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就是讲，面对相似的事变，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最后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就像俄国，当时同15、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一样，存在一个基本相似的原始积累过程，但是由于它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西欧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俄国是否直接会产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未必。他认为，把演变中的特殊现象一个一个加以研究，就会找到理解这些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事变的“钥匙”。这就是马克思对于把《资本论》理论原理作为一种“历史哲学”误读的评价。

这个评价中所要说明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同它的科学精神是相联系的，所以科学原理的运用既是原理的具体化，也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这表明了科学原理及其运用之间的关系。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就是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结果。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原理与历史条件变化关系的论述

以上论及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运用于现实的具体化的问题，是以这些科学原理依然具有适用性为前提的。但事实上，一旦现实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反过来要求我们对原先的科学原理作出两种判断:一种是科学原理过时的结论；一种是科学原理需要完善的结论。这就是关于科学原理与历史条件变化的关系问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作过论述，基本结论是:在不同的历史变化条件下，科学原理的适用性将服从于历史条件变化本身，而不是倒过来。这里举两个事例，说明马克思(实际上也包括恩格斯)对科学原理与历史条件变化关系的理解。

第一个是关于《共产党宣言》科学原理的适用性的论述。《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1月，当年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这完全是由两位年轻人写的一部彪炳千古的经典之作。马克思在世时，《共产党宣言》就已成为一部“经典”著作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阐述的一些科学原理不断地经受当时发展的历史条件的检验。到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再版时，马克思恩格斯重写序言，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对完成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有些原理，人们应该怎么看待?实际上，当时一种看法认为，现实的变化和科学原理阐述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不一样，由此而否定《共产党宣言》科学理论的适用性；另一种看法认为，尽管现实发生了变化，但和《共产党宣言》科学原理阐述时的历史条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共产党宣言》的科学原理还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也还是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²⁰⁾

马克思恩格斯所想表明的是，科学原理就其一般规定而言，现在还是正确的；但是，科学原理在原先运用时得出的一些具体的革命措施，现时已经不适用了，已经过时了。“过时”的原因是历史条件变了，不同历史条件下采取的革命措施当然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不再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就是讲，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同样的科学原理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一样的；但这种不一样，并不一定否认科学原理本身的正确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原理的运用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是要修正的，是要变化的。

第二个是关于对原始社会的理解。《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写于1848年。之后过了40年，到1888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再版时，以注释的形式作了一个说明，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²¹⁾也就是讲，在马克思恩格斯做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判断的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史前史、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即后来讲的原始社会的历史存在，所以他们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此后，主要是在1870年以后，随着考古学、人类学的新发现，以及相应著作的出版，人们才认定在史前史有过原始社会的历史事实，由此就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原来所讲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说法不再是适用的结果。

这就是说，当人们对一般原理所得出的那种社会历史条件，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有了更为广泛的理解的时候，原先的科学原理的结论也要作出相应的变化和修正。比如对《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结论，必须作出补充说明，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此作了重要的补充。

这就说明，在科学原理与历史条件变化之间，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科学原理要作出相应的变化。这也说明，科学原理的具体运用的过程，就是根据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对原来的科学原理作出相应的完善、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思想的演进

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这里主要讲两个方面，一个是《德意志意识形态》(19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的问题，另一个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看法。

第一，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19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的问题。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包括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²²⁾。这段话所表达的意思是，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整个世界将体现的是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历史发展的具体的、不同的地域，已经不再存在了。也就是讲，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现实中，任何地域性的现象已经不再可能继续存在。马克思想表明的观点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整个世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世界历史来说，不管是哪个地域都不能逃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对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观点。

《资本论》第1卷是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所揭露的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深刻矛盾和斗争。《资本论》第1卷的一些德国读者，认为这是英国的事情而不是欧洲、不是德国的事情。马克思针对德国社会的发展，讲了“死人”和“活人”的事情，讲德国“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²³⁾，德国不仅受封建主义社会的羁绊、束缚，而且也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制约、困扰。之后，马克思表达了一个原理，这个原理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中争论了很长时间。这个观点就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²⁴⁾这就是讲，英国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要在德国未来重演。更清楚的表达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后发达国家要走的道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发达国家的历史就是不发达国家的现实；发达国家的现实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到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仍持这个观点，但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第二，关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看法。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世界历史有其统一性，但世界历史从社会发展这个角度看，又有其极大的差异性。到1881年，经过10多年的思考，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各国都会有自己独特发展的道路。他认为:“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²⁵⁾

俄国农村公社在19世纪还存在，但是19世纪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发达和不发达同时并存的时候，不发达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发展的选择问题，这种可能的选择就是，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社会发展路径。由于这种空间的并存性，使得不发达国家或者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走出一条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并存的道路，并且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就是说，社会演进实际存在着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即可能跳过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必要按照历史的发展过程重新走一遍。这就产生了世界历史的多样性，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性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跨越性的路径选择。

紧接着上面一段话，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²⁶⁾俄国可以使用先进的机器、轮船、铁路，那么是不是为了使用这些先进的机器、轮船、铁路，就要像西方一样，再经过一个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工业化过程，或者讲机器大工业发展过程呢?马克思认为，再经过一个机器工业的孕育期显然没必要，可以直接运用先进的机器、轮船、铁路等等，而这些先进的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和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联系的，所以俄国可以直接拥有西方国家同样发达的生产力，而并不需要经过像西方国家同样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

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还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变化。比如在对各种原始公社衰落历史的研究中表明，“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²⁷⁾。把所有原始社会看成是一种模式，马克思认为这是错误的。把所有的原始社会混为一谈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它的多样性是明显的。在历史的形态中，有原生类型的，是和原始公社一般规律很接近的，几乎是原始公社一般规律所表达的那种原始社会或原始公社；也有次生类型的，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和原生类型不一样了的；还可能有再次生类型的，是由于社会条件变化又作了一些转化的等等一系列的类型。由此可以看出，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使在同一种社会类型中，也可以出现各具特色的不同的社会发展类型。也就是讲，从历史的纵向关系看，发展道路、发展过程有它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有它的一般性和多样性；从历史的横向关系看，即使是同一种社会形态，也可能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这种发展的多样性。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在纵向上有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横向上同样也有原生型和派生型。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这一科学原理，同他在其他方面提出的科学原理一样，不管是从横向角度来看，还是从纵向角度来看，科学原理的运用都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科学原理的运用都要靠科学精神对原理作出符合纵向和横向历史关系变化的理论上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在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含着对马克思社会发展道路的纵向角度的选择——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道路选择，也包含着对马克思社会发展道路的横向角度的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派生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两方面的选择，既是对科学原理与科学原理运用关系的进一步说明，也是对科学原理运用中科学精神作用的进一步说明。

以上我们从科学原理与科学原理运用的关系、科学原理与历史条件变化的关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和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演进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力图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内在地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之中。

(顾海良，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