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未来构想”的合理性论证

二、马克思对“未来构想”的合理性论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扬弃私有财产必须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19]基于这种自觉，对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并没有一味地谴责，而是首先肯定它的历史进步性、必然性、合理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还造成了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0]因而，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有“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有其必然性。

然而，马克思决不是一个历史终结论者，他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决不是在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同样指出了资产阶级灭亡的必然性: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的地步——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是明证；“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1]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走向一种自我否定，这种否定是“内在的否定”，是历史进程“辩证性”的体现。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2]这样，“问题”就是一种“历史性”存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商品看作劳动产品“历史地获得”的“社会形式”，把货币看作是金银“历史地获得”的“社会形式”，把资本看作“叠加”了新的“社会形式”的货币。^[23]而“社会形式”因其是“历史地获得”的，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历史的剥离”。在其“社会形式”被“剥离”之后，商品就不再是商品，而只是劳动产品；货币就不再是货币，而只是作为一种天然矿物的金银；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只是劳动的客观的社会条件。上述“社会形式”具有其“物化”表现: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金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货币形式”，表现为它们作为“物”天然地具有的“属性”；资本在资本家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中实现的价值增殖，表现它作为“物”就具有的“自行增殖”的魔力。因为上述“物化”表现，商品、货币、资本这些具有历史性、暂时性的“社会形式”才被“错认”为是“物作为物”的“本性”，因而“具有”了“永恒”性质。马克思通过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的分析，彰显了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24]这可以视为《资本论》对共产主义的合理性论证的新的阶段、新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鼓吹“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进行了批判，他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25]看到这里的论述，我们自然会想起《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五十一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在那里，马克思阐述了自己的下述观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都具有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26]

针对《哥达纲领》中“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的说法，马克思以嘲讽的口吻说道:“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27]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成果表明: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隐蔽表现形式；当劳动力不是商品，或者说，在劳动不表现为雇佣劳动的地方，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工资制度”和“铁的工资规律”。

对于“辩证地”理解社会历史的思维方式，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8]也就是说，对马克思而言，必然与合理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与“历史的”合理；“问题”存在的必然性，也只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而非一种“永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货币、资本都只是“社会形式”的定位，对“社会形式”的“历史性”的揭示，以更加严密和有效的方式论证了共产主义的“未来构想”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