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显然，我们的文化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框架里，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定义里，民族传统都应该放在第一位。于是，民族性是中国文化个性的首要特征。然而，社会主义文化又不可能是5 000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它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架构又决定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波折起伏的历史命运。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形式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显然，我们的文化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框架里，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定义里，民族传统都应该放在第一位。于是，民族性是中国文化个性的首要特征。没有民族性，就没有我们的文化性格。然而，社会主义文化又不可能是5 000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它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架构又决定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波折起伏的历史命运。如果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还能够获得比较公正、相对平和的对待，那么，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则始终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批判的靶子，一律被归入“封资修”的行列，是要被批判、打倒的对象。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主导意识形态对它的改造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另一方面，它也能够获得相对的客观对待和比较理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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