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的集体宿舍

万国的集体宿舍

俞　玫　周晓明

据说现在在大城市，“包吃住”已经成为外来民工求职的必要条件，而在20年前，大批莘莘学子满怀憧憬从祖国各大高校奔赴万国报到的时候，却一点都不为住宿问题担忧，单位提供集体宿舍，在当时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尽管我们有幸一到上海就住进了鲁迅先生文中颇具旧上海特色的“亭子间”，但是万国的行政部门确实做到了不抛弃不放弃，一个不拉地为大家提供了几乎是免费的住宿。这对于一家没有历史积累的股份制国企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从一开始集体宿舍四散在营业部、老职工置换房等等，到逐步集中到虹桥、常德路（静安区工人俱乐部）、梅陇（紫藤花园），现在回想起来，应该非常感谢万国的行政部门为外地来沪工作新员工的关照，对比现在的高校毕业生，需要拼房自费租住，当年的我们是何其幸福啊。

刚刚走出象牙塔里的学生宿舍，就搬到了“社会大熔炉”的集体宿舍，这是一个断奶期，这除了孕育出不少配对恋人之外，也培育了一种非常难得的宿舍文化，并且逐步影响到企业文化，然后随着急刹车，被一阵风吹散了。

在这样的集体宿舍生活中，有许多逸闻趣事可以分享，至今难忘。

“亭子间”，位于成都路（现在的成都路南北高架）旁边，学名是阁楼，窗下悬挂着“邹韬奋纪念馆”的牌子。我只在那里住了短暂的几个月，随着高架施工的打桩声日益逼近，就搬走了。后来得知，此处是一位被分配了住房的本地职工，将自己的老房子置换给了公司。住过这个三床位无厕所的阁楼的，应该还有几位同事，大多是发行部的，这里是正式安置之前的“临时接待站”。

常德路的集体宿舍，应该是传统办公楼改装的，和学校里那种“一条走廊到底、房间分开两边、水房厕所公用”的宿舍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铺了地毯，配了席梦思，两人一间，是标准的“豪华宿舍”。这令大多数前来探望的外地父母深表满意，进而大大促进了员工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

常德路房间里只有内线电话，思乡心切的房客们终于发现了办公室改装宿舍过程中的疏漏：走廊一头楼梯间的墙面上，居然有电话线插座是可用的，而且可以直拨国内长途！于是，经常可以看到某个小姑娘，依偎着窗台窃窃私语到半夜。不清楚行政部的领导是何时堵上这个漏洞的。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业余时间的打发是个问题。集体宿舍里最常见的活动之一是看VCD（那时还没有DVD）。不过电视机不是宿舍标配，只有少数员工买了，所以经常到别人房间去蹭电视。在蹭与被蹭之间，大方和小气的人被标记了，哪天有空的话可以做个回访，看看当年房门永远敞开的那些哥们儿，是否比别人更加成功一些。

电脑上的三国游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我用过一台也许价值数万的IBM黑白屏的笔记本电脑打三国。行政部领导甚至以“私自将办公室电脑搬到宿舍使用”进行过调查。幸亏笔记本电脑的宣传口号是“移动办公”，我写分析报告都在这台笔记本上，所以查无结果，不了了之。

夏天待在铺着地毯的房间里睡席梦思无疑是痛苦的，而常德路宿舍安装的是中央空调，外机有卡车那么大，安置在楼顶。宿舍员工经常需要为周末期间开启空调与行政部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一位国内知名高校理工科毕业的高才生，通过摸索，在一无说明书，二无上岗证的情况下，成功地破拆了楼顶的小门，黑掉了空调的操作系统，使广大室友们欢乐了一两个月，不过这个漏洞也很快被堵上了。

在常德路期间，有那么一两个月吧，大家都住到上外专家楼去了。这是公司一次重要的员工专项英语培训活动，有参加ACCA班的，有参加口语班的。学习成效如何早已忘记，不过在上外期间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家学生会组织的各个舞会上。据说上外打扫清洁的阿姨，总会在舞会的第二天扫出一小堆的万国名片！

后来，集体宿舍搬到梅陇的紫藤花园去了，比这个花园的名字更美丽的，是旁边华东理工学院的“美眉”们。在紫藤期间，好像男生们的时髦称谓是“驴”，也就是今天说的“牛人”的意思。驴们开始分散行动了，比起在上外的集体撒名片，那效果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紫藤花园的三房二厅布局，也更加注重了隐私保护。在梅陇，吃晚饭的问题得到了更好的解决，因为原先常德路或者虹桥附近没有高校。在短暂的探路之后，一拨一拨的“拼饭团”迅速形成了。拼饭过程非常简单高效，小店老板数人头，凑齐8个人上菜，米饭敞开供应。不需要点菜，给什么吃什么，价格便宜而且固定。吃好后当场掏钱凑齐结账。可见团购这个东西，万国的同事们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掌握。

上述小小花絮，成为我们在万国集体生活时的美好回忆。

俞玫，曾任万国证券总经理办公室秘书；1995年5月离开万国；现任陆家嘴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晓明，曾任万国证券国际业务部B股自营交易员；2000年6月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