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简介

二、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简介

最适度通货区理论是关于通货区的认定、范围、成立的条件以及加入通货区的成本和收益等内容的一整套理论的统称。由于汇率、主导货币问题、货币兑换性问题都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大课题，因此，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实际上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该理论又是国际政策协调理论中唯一得到正式实践的部分。作为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最佳例证，欧洲货币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践过程既为该理论中有关政策协调如何影响内外均衡的内容提供了现实的说明，又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通货区内，各成员国货币间保持固定汇率，这就意味着各国放弃汇率变动这一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手段，在此情况下，如何使收支重新得到平衡而不影响国内均衡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主要思路就是，在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通货区内，找出调节国际收支的途径和条件，并将调节条件转化为具体指标，根据各国是否符合这些指标而判断各国是否应该加入通货区。具体而言，最适度通货区的判断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种：

1．要素流动性分析

蒙代尔（R．Mundell）在1961年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

蒙代尔认为，需求转移是一国出现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假定A国生产甲产品，B国生产乙产品，若对乙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甲产品，则B国的失业增加，A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如果两国之间的汇率是浮动的，则B国货币相对于A国货币的贬值将使乙产品相对于甲产品变得便宜，从而乙产品需求上升，甲产品需求下降，国际收支恢复了平衡。但在固定汇率之下，就必须另外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的机制，而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即在乙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B国多余的生产要素向A国流动，从而乙产品产出下降，甲产品产出上升，两类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重新均衡，要素也得到了充分利用。

但这样的机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反而可能使货币同盟中的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生产要素不断从穷国流出）；其次，蒙代尔并没有对生产要素中的资本和劳动力进行区分，而劳动的流动受到气候、生活习惯、文化和道德风俗诸方面差异的约束，成本较大，相比资本流动有较大困难。

2．经济开放性分析

1963年，麦金农（R．McKinnon）提出，应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

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越高则经济越开放。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有两条理由：第一，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的剧烈波动；第二，对一个进口在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的高度开放小国而言，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非常大，使存在于密封经济中的货币幻觉消失，进而令汇率变动丧失了纠正对外收支失衡的作用。为此，麦金农强调，一些贸易关系密切的开放国家应该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共同货币区，并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而整个货币则对其贸易往来关系不大的地区实行浮动（或弹性）汇率安排。

麦金农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是以世界各国物价普遍稳定为前提来考察汇率变动后果的，但这一假设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因为，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物价水平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固定汇率向外传递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性。因此，如果将这个前提颠倒一下，经济高度开放的国家恰恰应以浮动汇率隔绝外来的不稳定影响。其次，麦金农的分析以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为对象。如果一个小国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一个大国，且其汇率钉住后者的货币，或是几个小国因彼此之间密切的贸易关系而结成货币同盟，则经济开放性标准是有意义的；但若一个小国的贸易分散于几个大国，而这些国家的货币有彼此浮动，麦金农的指标就失去了意义。第三，麦金农的分析重点在贸易账户方面，忽略了资本移动对汇率安排和国内经济的影响。

3．产品多样性程度分析

凯南（P．Kenen）于1969年提出，应以产品多样性程度作为形成一个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

与蒙代尔一样，凯南也假设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安排下，对一个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而言，由于单一产品的出口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其需求的下降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太大影响；相反，对产品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来说，若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就必须对汇率作较大幅度的变动，才能维持原有的就业水平。可见，对产品多样性程度高的国家而言，外部动荡对经济的冲击力较小，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多样性程度低的国家则不能。

产品多样性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在于按照国际货币的被动性权利来划分最适度通货区，从而忽略了国际货币的主动性权利在汇率安排选择中的作用。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必须综合权衡自己的国际货币被动性权力、主动性权力和阻止性权力，才能最后确定汇率安排^[11]。例如，英国是一个产品多样性程度高的国家，但不拥有足够的国际货币主动性权力，因此它没有加入1972年的西欧联合浮动和目前的欧元体系。此外，凯南同麦金农一样，也忽视了资本移动对国际货币被动性权力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国内经济比世界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因而在最适度通货区分析中犯了与麦金农类似的错误。

4．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分析

针对以上实体经济的分析未能圆满解释最适度通货区标准的情况，伊格拉姆（J．Ingran）于1969年指出，在决定通货的最优规模时，有必要考察一国的金融特征，并进而在1973年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适度通货区标准的理论。

伊格拉姆认为，一个区域内各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同资金的移动状况有关，尤其同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有关。如果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是不完全的，那么国外居民就会以短期外国证券为主要交易对象，因为买卖短期证券的外汇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市场的套补来消除。但这样一来，各国长期利率的结构就会发生明显的差异，国际收支失衡无法由资本流动来调整。相反，如果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了高度一体化（尤其是长期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那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发生小幅变动，就会引起均衡性资本（非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从而弥补国际收支失衡。

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的缺陷在于，它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同时，它还忽视了经常账户的作用。此外，同蒙代尔一样，伊格拉姆是从固定汇率的维护机制来分析最适度通货区标准的，但即使在同盟内部，顺差国也不愿意为逆差国无止境地融资。

5．政策一体化程度分析

1970年，托尔（E．Tower）和维莱特（T．Willett）提出应以政策一体化作为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

他们认为，通货区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其成员国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的看法，以及对这两个指标之间替代能力的认识是否具有合理的一致性。换句话说，一个不能容忍失业的国家是难以同另一个不能容忍通货膨胀的国家在政策取向上保持一致的。因此他们建议，应当以政策合作作为国际收支的平衡机制，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统一的中央银行和统一的财政制度。

但是，由于各国政治主权的存在，建立一套统一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是较为困难的，而且，即使建立了这样的机构，也难以保证各个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这可以由部分发达国家一国范围内也长期存在不发达地区的事实得到证明。

6．通货膨胀率相似性分析

1970年和1971年，哈伯勒（G．Haberler）和弗莱明（J．M．Fleming）分别提出以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

他们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最可能是由各国的发展结构不同、工会力量不同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差异造成的，这种分析角度与当时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有关。根据货币分析法，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在固定汇率安排下，如果国内的实际货币余额大于预期的货币余额（如货币当局创造了更多的新货币从而发生通货膨胀压力），超额货币必然形成额外支出，除了购买本国货币外，还会增购进口货物和外国证券，于是，货币的出口便大于货币的进口，进而引起商品进口大于商品出口（或证券进口大于证券出口），这意味着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因此，如果区域内各国通货膨胀率一致，就可以在汇率固定的同时避免国际收支失衡。

不可否认，通货膨胀会使国际收支恶化；但是，把通货膨胀说成是国际收支失衡的最经常、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不完全符合现实的。货币分析法中，关于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以及市场具有完善的传递超额需求的机制等假定前提都是令人怀疑的。事实证明，通货膨胀不一定是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以它作为最适度通货区的唯一标准是缺乏依据的。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通货膨胀率差异非常小，但加拿大几次对美元实行浮动，西欧却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由各国经济结构差异、国际交换关系不平等、劳动生产差异、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差异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前面几项因素有时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因此不能用单一的通货膨胀率指标来证明通货区的合理性。

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新发展——综合分析法

前面的分析表明，以某一种指标作为最适度通货区的唯一标准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所有这些指标，虽然都从一个角度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国际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但却无法对区域性货币合作做出完满的理论解释与说明。随着各国经济及一体化程度的加深，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向综合分析方向发展，即对加入通货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综合分析。

从收益角度看，通货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可以避免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有助于商品的流通和物价的稳定，还能加强通货区内各国的国际收支纪律；通货区内实行以主导货币为中心的货币自由兑换，有利于多边贸易和多边支付制度的建立，从而有助于国际分工及投资机会和生产空间的扩大；通货区有一个协调与管理机构，有助于加强各成员国之间在货币问题上的合作，减少摩擦。一般而言，一国与通货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该国加入通货区所获得的收益就越大，而且这一收益与国际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正相关关系。

从成本角度看，一国在加入通货区时，必须放弃其运作汇率工具和货币政策实现稳定国内产出和就业目标的一部分自主权，这种因固定汇率安排而产生的不稳定性被称作经济稳定性损失（Economic Stability Loss）。经济稳定性损失会随着通货区参加国与通货区内其他国家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譬如，当一国国内出现需求下降和物价下降时，在固定汇率下，本国无法通过货币政策或汇率工具来扩大需求，这就造成了经济稳定性损失，但与此同时，物价的下降会提高本国商品的竞争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而使需求回升，需求回升的幅度与经济一体化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一体化程度越高，经济稳定性损失越小。因此，一国与通货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该国加入通货区所获得的成本就越小。

当一国面临是否加入通货区的决策时，它会根据它与通货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衡量加入通货区的收益和成本。当一体化程度高、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选择加入通货区；否则，就会留在通货区之外。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成本—收益分析法是最适度通货区分析的有力工具，但这一方法并未包含所有影响最适度通货区的因素。比如，它忽略了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和财政政策的一致性等等，而这些因素也对最适度通货区的维持有着重要的作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