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造物弄人

大厦将倾　造物弄人
——晚清理财能臣柯逢时其人追记

大厦将倾，造物弄人。

1912年，晚清一代理财能臣——柯逢时，在做了自己人生最后一次挣扎与努力之后，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覆没，告别了自己艰难而悲剧式的67载人生。柯逢时的一生，可以说，于小德无可挑剔，他忠君尽职，任劳任怨，才识过人，官运亨通。在时人眼里，也算恩荣辉煌。然而，他的一生，却与大德相去甚远，为世人空留几许惋惜与悲叹。

柯逢时的悲剧，虽然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但却缘于他早年的人生选择。正如一个赌徒，他的选择就是他的命运。他虽然渴望“逢时”，但他的大运不佳，一生一世只是把握了加官晋爵的机遇，在清王朝的权力游戏场中屡屡得手，但最后，却坠落在造物的大手孤掌之中，逢小时而违大势，走小运而背大道。

柯逢时生于1845年，字懋修，号巽庵，是湖北武昌(今鄂州)人，后移居武昌城。1883年，也就是光绪九年，他流年昌顺，吉星高照，金榜题名，高中进士。从此，点翰林，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一生历任江西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广西巡抚、兵部侍郎、“督办八省膏捐”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湖北铁路协会名誉总理等职。辛亥革命前夕，授浙江巡抚，但他托病在家，拒绝赴任。辛亥革命后，他定居武昌城，观望清廷和湖北军政府动态，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时，他曾组织当地绅商成立武昌保安社，自任社长。

柯逢时一生，对清王朝可谓死心塌地，匍匐尽忠；他恪尽职守，锐意进取。1901年，清帝谕旨各省筹设警察巡军，时任广西巡抚的柯逢时，积极响应，立即实施，对绿营制兵抚标两营及桂林城守营练军进行整顿，挑选裁汰，同时募精壮百姓，组编巡兵600余名，在省城创建警察总局。也是在广西任上，恰遇商人抵抗新税制，他镇定自若，临危不惧，果断应对，声言“统税必行，违者拿省惩办”，坚决捍卫了“新税制”。同时，也因为在抚赣期间的措置不当，被时人所诟病。有人曾于半夜在巡抚墙上贴出一副对联：“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横批曰：“执柯伐柯”。意思是：“逢君的罪恶，死有余辜；你为何还不死？我愿与你同归于尽。”横批意谓：“就用这把柯(斧子)去讨伐那个柯某。”而且，上下联和横批中各自嵌入“柯逢时”这三个字中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柯逢时每每在任，大多站在地方利益的立场上，为百姓争福利。这在一些为官者来说是出于职责的要求，对于另一些为官者而言，也许是一种作秀，以欺视听。至于柯逢时那时的真实动机是什么，现虽无法考证，但从他的习惯看，柯逢时也许确实在为地方利益奔走。1902年，柯逢时任江西布政使护理巡抚时，他十分重视陶务，专门上呈发展陶务的奏折，为地方争取利益。他在奏折中称：“近年洋商屡思来此设厂制造，而奸商或挟外人之势，冀免税厘，历经臣随宜拒绝。倘再不图变计，将此区区利权，不能自保。”“至于征榷，则税重而厘轻。江西瓷厘不及原价十分之一。而洋关纳税，则权其轻重，别其精粗，辨其花色，几逾十倍。故商人办运，皆取道内地，绕越海关，独与它货异辙。”

然而，作为末世清廷的干将，柯逢时的才干虽然在其他任上已经得以展现，而且表现可圈可点，但柯逢时能力的真正展示，却是他在帮助清廷打理鸦片税收的“督办八省膏捐大臣”任上。客观地讲，在每一个王朝更迭的年代里，作为末世能臣，只有身怀理财之能者最为朝廷重视，最能被当权者看重。这是因为，末世王朝的总体危机大多是从财政危机开始的。末世清廷，同样难逃此劫。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下，财政每每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甚至寅吃卯粮。对外，庚子赔款等一系列巨额资金需求犹如饿狮张口；对内，各种志在图强自新的新政刚刚起步，资金短缺，求救之声日剧。海防建设需要资金，练兵需要资金，洋务需要资金，办学需要资金，等等，这一切，都在加剧着清廷的财政压力，威胁着清廷的统治基础。因此，如何缓解财政压力，是末世清王朝最为迫切的大事。而寻找理财能臣，救王朝于覆灭，则是末世王朝梦寐以求的渴盼。柯逢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得力于其师张之洞的举荐才被清廷选中的。但张之洞举荐柯逢时，却更多是为了湖北的地方利益。推举柯逢时，实际上是张之洞在万般无奈的情势下，为了维护湖北省的利益而不得不作出的一个决定。也只有通过由湖北保举“督办八省膏捐的大臣”，才可能既保证湖北省的利益，又可以随时窥测“内意”。需要强调的是，张与柯的师生之谊是一般人不可比的。早在柯逢时科考时，张之洞就已经成为柯逢时的受知师。柯逢时中进士后，即进入张幕，从事文案、对折等工作。事实上，柯逢时官拜户部侍郎，以及外放江西为巡抚，挤入疆臣大吏之列，都与张之洞的影响有关。这次，也是为了湖北的利益，张之洞否定了铁良推荐的“督办八省膏捐大臣”人选，力荐柯逢时。他在保举书中说，柯逢时“办事认真，且统捐办法原为该抚所创”(指1903年柯逢时抚赣时，曾经首创百货统捐，有过统捐的经验)。

毋庸讳言，张之洞在为柯逢时谋得肥差的同时，也将柯逢时推进了各种利益矛盾的旋涡中心，考验柯逢时应变危机与化解矛盾的能力。在各种矛盾冲突的旋涡中心，上有度支部、财政处、练兵部等中央部门的经常性申斥与刁难，下有地方权臣的挤对与冷箭。在这样的情势下，纵使柯逢时有天大的本事，在这个矛盾总爆发的时代里，也只能勉力而为，认命从势。不过，就柯逢时个人仕途而言，正因为清廷加强土膏统捐事务，才使他有机会在这个职位上进一步展示了才干，享受更高权力带来的快感。然而，清廷加紧“土膏统捐事务”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与地方分吃鸦片税之利，弥补日益紧张的财政亏空。因此，柯逢时也被置于中央与地方争夺利益的夹缝之中。这一点，连英国驻武昌的领事馆员H·A·Ottewill也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八省土膏统捐)的根本原则厥为土药税收悉由北京的中央政府从省当局拿走，并由中央承办。各省收到相当的固定款数，中央则获得其余，而不是像中国的通则那样，中央政府仅从各省收受一固定款数。”然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八省土膏统捐”看似为了筹措巨额军费，其实是清廷为了通过财政集权而加强政治集权，维护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统治。结果，导致清廷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以及清廷与地方官员之间、地方官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能不加剧。各个地方官员之间往往为了多争到一点鸦片税的款项，绞尽脑汁与清廷度支部的官员，特别是与时任“督办八省膏捐大臣”的柯逢时日夜周旋，明争暗斗。其实，就是时任湖北督抚的张之洞也不赞成，而且带头抵制。这就足见柯逢时的处境之艰了。

由于“八省膏捐大臣”是个肥缺，而且处于清廷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以及清廷与地方官员之间、地方官员之间矛盾的火山口上，因此，处理起事情来特别棘手，而且容易诱发丛怨。柯逢时因此也曾有畏难情绪，当他后来听说“八省膏捐大臣”在清廷不过是一个无聊官职后，曾经打算辞职，但朝廷不允，“饬其力任其难，以图报效。”所以，在任命书下发后，由于张之洞的劝说，他还是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但极为不顺利。这是因为，地方抵制清廷中央集权的趋向非常明确。而柯逢时面对的第一个公开挑战者是广州督抚岑春煊，他对清廷“八省膏捐”本身和柯逢时的任命都不赞成。而且，由于柯逢时按照清廷户部的计划，一心想把两广地区的“土膏统捐”纳入总局的范围内，结果引起粤桂方面的强烈抵制。而这，实际上缘于一桩纠缠久远的旧怨纷争。早在岑春煊督师西征镇压广西民间骚乱时，柯逢时就与岑春煊不和，当时柯逢时正好抚桂，就在“剿匪”问题上动辄与岑春煊为难，指责岑在军中酗酒，“列奏相劾”，互为排挤。因此，这次岑春煊想借机新仇旧恨一起算，参劾柯逢时。岑的参劾，曾使柯萌生退意，每见僚属，都说要解甲归田，意志十分消沉。而更大的麻烦是——凡是“八省膏捐”涉及的地方督抚联合起来上奏，意欲扳倒柯逢时。可以说，柯逢时此时的人脉处境格外艰难凶险，压力非常大。但柯逢时在危机与艰难之中，展示了他卓异的权变智慧。面对各省“明争暗对”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他主动放弃了对清廷中央政策不折不扣执行的立场，选择了“既符合中央的意图，又不拂去各省期望”的折中态度，促使双方都让一步。而且，特别提醒中央，不要对土膏捐税估计太高，言下之意，不要搜刮太多。也提醒户部和练兵处，不可期望太高。由于柯逢时更多地站在地方立场上，为地方说话，这才逐步缓解了与地方的对立情绪。因此，他也受到清廷中央部门的多次责问。在“八省膏捐大臣”位上，柯逢时一直熬到1908年，才有人为他说好话，肯定他的成绩。认为他督办全国土药出力较多，劳怨不辞，应该给予他奖赏。于是奏报清廷，赏给了他一个尚书衔。

由于柯逢时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之争中，是钦派督办土药的大臣，因此，他的态度变化，往往“深刻地影响了地方与中央争执的结果。”不言而喻，在土药统税的纷争中，他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在上下的纠纷中，在左右的输攻墨守中，都有他的影响和作用，可见柯逢时周旋、协调能力不是一般官员所能及的。而且，柯逢时在夹缝中求生存，其艰辛和作难，圈外人根本无法体会。1907年5月，度支部内部对各地提出的土药统税归省自办要求有不同的态度。争论双方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而作为督办土药统税大臣，柯逢时的态度就十分关键。于是柯逢时上折奏称：“主客异宜措置，殊行竭厥”，就得到了度支部的体谅。但是，度支部研究后，对他派员监督的建议仍予否决，督促他与各省督抚和衷共济，协商办理。1907年8月底，柯逢时再度奏请中央裁撤部局，归各省自办。而这次具折的主因则是鸦片主产省份的本销整顿难度极大，税收数量大减，统捐总局穷于应付各处拨款，统税制度难以维持下去。同时，柯逢时再三主张归省自办，也是因为各省的压力实在太大。而且，由于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纷争中，度支部尚书载泽以及陆军部等介入其间，客观上就加剧了人事兴废与财政起伏的纠葛，使柯逢时的处境更加艰难。

财政困绌一直是制约清廷新政的瓶颈因素。为了筹办新政，地方财源愈来愈紧张，缓解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央伸手要款，因此，导致了诸多纠纷事件。由湖北省庚款筹措引起的统税拨解纠纷，就是其中一例。这一纠纷让柯逢时备受煎熬，焦头烂额。1908年9月，柯逢时电告湖广总督陈夔龙说，自各省举办土药统税以来，拨还鄂省的土药税款已经超出80余万，此后不得不缓拨此款，因此而与湖广总督陈夔龙交恶。一个不给，言之凿凿；一个硬要，不依不饶。其症结在于双方所持的计算方法大相径庭。而更深的原因在于，八省土膏统捐筹办时，张之洞遵旨参与筹办，极力维护本省利益，在与户部、柯逢时筹划过程中，柯逢时提出每年包认拨解鄂省税款120万两，张之洞虽然觉得湖北省吃亏不少，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勉强同意，但却提出一个条件，即不论各省土药统税征收盈绌多寡，对湖北省拨解数额每年不变，不能减少。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时候，张之洞已经入朝拜相。而柯逢时尽管是武昌府籍人士，但在末世王朝的权力运作游戏中，他要审时度势，重新权衡利弊。张之洞入京后，柯逢时遂决定以度支部尚书载泽为靠山。因此，自然要迎合和维护清廷中央的财政利益，特别是因为张之洞离鄂后，继任督抚陈夔龙的协调能力和影响不能与前任相比。因此，柯逢时改变态度，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坚决站在中央利益的立场上，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甚至，1909年1月1日，面对地方的争利要求，他不无讥讽地说：“惟征税与禁烟决无两全之策，近日论禁烟则咸称为盛举，论拨款则咸指为要需，申禁将近两年，停办已经数省，而斤斤计较，仍以原额相绳，各局若能取盈，则禁烟更复何望。”直接讽刺挖苦湖北省。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廷已经奄奄一息，但柯逢时仍然抱有幻想。与汤化龙、连甲(布政使)、马吉彰(按察使)在他家里开会，策划电请清廷派大军南下，另委湖广总督，以应时局变化。然而，大厦将倾，无人能扶。关键时候，还是汤化龙派人向他“借”来电报密码，又请俄国驻武汉领事馆领事代发，通电全国各省咨议局响应武昌革命。可以说，柯逢时为推翻主子的政权，也十分不情愿地帮了革命党的忙。但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柯逢时即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的黎元洪暗中勾结，假借谭延恺之手谋杀了鄂军统领宋锡全，维护清廷利益。

清廷覆灭后，柯逢时见大势已去，只能赋闲武昌。这时的柯逢时，由于接触了较多老百姓的疾苦，开始为老百姓的健康状况感到不安和内疚。于是，着手专项收集医书，自费开设了武昌医馆，招收学员，传授医学知识。并组织其中优秀者参与医书的整理校勘工作，出资刻书出版。经他所校刻的医书，文字精练，内容严谨，深受后人好评。而且，他业余喜著书、刻书、藏书。先后参与纂修了《湖北通志》《武昌县志》《应山县志》。晚年曾刻《常山贞石志》《经史证类大观本》及《武昌医学馆丛书》。

柯逢时的一生，毁誉交加。有人说他曾经中饱私囊，在督办土药统税大臣这一肥缺中，以权谋私。因为柯当时驻汉口，多数省份的土税征收官员均由其委派，“岁得公费羡余甚巨，竟以致富。”也有人感念他悬壶济世、捐资助学的善行。1891年他在做陕西学政时，曾经奏建刊书处，创建书院，书院先后由史梦轩、柏子俊、刘古愚主持，历经30年，于1903年改为泾阳县立小学堂。柯逢时的一生，或褒或贬，由人自说。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而言，其政治生涯的顺逆兴背，功过是非，必须接受普世价值的最终裁判。

事实上，一个将自己生命都许配给专制皇权的人，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以封建皇权的存在为前提的。他的得失荣宠，都是依附封建皇权的。不幸的是，柯逢时选择和依附的是末世的皇权，他的赌运不佳，末世皇权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末世皇权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选择了做奴才的道路，就只能接受奴才命运的安排。也许，在柯逢时的年代，他的选择是最惯常的也是最佳的，否则，似乎有违常情常理。而且，越是到后来，对柯逢时来说，重新选择的机会成本将会越来越大，以至于他越来越不能，不愿，也不敢重新选择，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作为后世评判者，我们固然没有权利指责柯逢时的选择，也不能假设曾经选择的历史情境，但对每个人生选择的优劣评价，特别是对一个可能比较大地影响了时代发展进程的政治人物人生选择的优劣评价，毕竟存在一个终极标准，对这些人人生价值大小的评价，自然应当用普世价值标准。而且，他们谁也无法逃避这个最后的裁判。“世界文明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社会发展毕竟是遵循大道规律而行，因此，对任何政治人物的评价，都不能回避这个最高的终极的圭臬。

柯逢时的一生似乎在告诫后人，做什么都不要做末世王朝的官吏，这意味着一个注定不幸的命运；做什么都不要做末世王朝的奴才，这预示着一个悖逆文明大道的命运，一个肯定会被后世唾骂和抛弃的命运。

大厦将倾，造物弄人。柯逢时的悲剧固然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也是他的自愿选择。柯逢时一生虽然对朝廷愚忠有加，鞠躬尽瘁，道德人格似无大疵，但他不能，也无法拒绝后世对他的“苛求”。

2005.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