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银价暴涨原因之我见

4．道光年间银价暴涨原因之我见

我认为，上述将铜钱贬值和白银减少同样认为是银价暴涨的原因，从货币理论来看，是不对的。铜钱贬值使白银换取的铜钱枚数增加，但白银本身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白银减少，如果到了少于流通必需量的程度，那么，白银的“市价”会高于其金属本身的价值。两者性质不同，不应认为都是使银价发生暴涨的原因。当然，后者的“市价”提高，只是一国内部的事情，一旦白银离开国境，这一现象就立刻消失；也就是说，银价对内是暴涨，但其对外的汇价并不因而上涨。我们由于缺少19世纪上半期的汇率数据，只好用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我们想作为分析发展趋势，这也是可以的。情况如表11-6所示。^[14]

表11-6　清末银两对外和对内的价值

以上的分析集中表明，在中国白银对外的价值或对英国金镑的汇率，以及对内的、以米价为代表的相对价值，有相同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的白银已经完全受世界市场上银的价值的下跌趋势所支配。这是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的。

但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受世界银价下跌的影响，中国白银的对外和对内价值都下跌，物价上涨，那么为什么有银价暴涨的问题呢？银价暴涨就应该是物价下跌。原来所谓银价暴涨是：（1）是对贬值铜钱而言，银本身的价值不因此而升高；（2）是对银币短缺而言，这使银币的价格标准提高，但因价格标准提高而理应降低的价格（撇开世界银价低落而使价格升高的作用不谈），折合为银的重量则不发生变化，换言之，银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升高；（3）是对纸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都增加而言，这使纸币贬值，银币和纸币同时流通，纸币就必然要对银币贴水，这样，银币的“市价”就提高，但银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升高。第一点和第二点，魏建猷和彭信威已谈过，只是对第二点没有提出价格标准变动的问题。第三点关于纸币问题，他们没有从银价暴涨的角度加以论述，现在我来谈一谈。

中国早就有纸币，最初叫做会子和交子。清代的纸币流通是从顺治年间开始的。其后因故有二百多年没有再发行过。但民间早已发行自己的纸币。此外，东南沿海也流通外国纸币。彭信威有一段话是针对清代最后10年的物价高涨问题的，但我觉得也适用于我们现在的研究。他说：“钞票的流通速度比白银快。钞票虽然原则上是可以兑现的，但实际上有许多私票随时有停止兑现的，大银行的钞票也没有十足的现金准备，而发行量又不是根据需要，物价自然上涨。”^[15]这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为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时，银币和钞票同时使用，钞票的流通速度自然比银币快得多。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货币行使其支付手段职能，从甲地到乙地实行最后的支付时，货币这种地理位置的移动，当然是钞票快于银币。在我们研究的这段时间里，钱票、银票和番票都已经产生。傅依凌说：“五口通商后，福州成为茶叶出口的一个枢纽地，这又自然地促使福州钱店经济活动含有某种程度的买办性。这班钱商的经营方式，于银钱兑换、存放款业务之外，初以发行钱票为主，后乃有番票的发行。咸丰三年（1853年），由于太平军的进入闽境，暴露了清朝封建经济的危机。当时福州曾发生一次钱票滚支风潮，引起社会上的全面经济危机，钱铺停支，当铺止当，米店乏米，物价高涨。”^[16]刘存仁的《屺云楼文钞》说：“中和（钱店名——引者）滚支，钱荒而米踊，米本不乏，价亦不过四十以外，所患者钱荒耳。”又说：“十四日中和、同文同闭。十六日乾豫、谦丰同日又闭，执票者抢掠一空。”^[17]这些记载表明，太平军的到达，使钱店发行的钞票缺乏充分准备的弊端暴露出来，一个个经不起“滚支”而倒闭。这虽是福建的个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彭信威所说的钞票的发行大多不是根据需要，且大多不能兑现，却是普遍的。我们知道，钞票不能兑现就成为纸币；它的流通规律不同于金属货币的流通规律，它永远都要处在流通之中，因而就存在着流通量过多的可能性。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对纸币和银币一起流通对物价影响的分析，同我们现在研究的情况十分相像。他说：“如果整个流通的价值等于5亿盾，却印了6亿纸盾，那么，纸盾只能购买像以前5/6银盾所能购买那样多的商品。”但是，“现在银的价值出现下跌，降低1/6。这样，用银盾可以买到同用纸盾一样多的商品。……如果银的价值下跌更多，比如降低2/6，那么，购买银并将它在奥地利铸造，就成为有利可图的了。这种铸造将一直进行到纸盾和银盾的总额达到足够量，以致它们虽然按其购买力减少2/6，但却能满足流通的需要。我们曾假定有5亿盾……商品流通，可是却有了6亿盾纸币，因此，这些纸币只值原有盾的5/6。现在补充以只值4/6的银盾。为了使商品流通，我们现在需要6/4×5亿盾，或者说7．5亿盾（由于银的价值只有原来的4/6，实现5亿价值商品所需要的货币就应为：5亿÷4/6＝5亿×6/4＝7．5亿——引者）。这由6亿纸盾（按照银的价值降为原价值的4/6计算，6亿纸币就应增为8亿——引者）和1．5亿新铸的银盾构成。但是，国家想阻止自己的货币贬值，为此，它只需要停止自由铸造银币就行了。这时，它的盾便保持与银价无关。它的效用仍然是原盾的5/6（用6亿纸币去实现5亿原来的银盾可以实现的商品价值，所以纸币值原盾的5/6；而纸币和新银盾同价，因此所有的盾都是原盾的5/6——引者）。银的价值的下降并没有在银币上表现出来（银的价值下降了2/6，而银币的价值为原来原盾价值的5/6——引者）。”^[18]这段话很难理解。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放在括号里加以解释，也不知如此解释是否正确。

希法亭接着说：“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银的价值降低2/6，而奥地利盾只比考察的出发点低1/6，所以仍然处在流通中的奥地利银盾便比等量银的价格高1/6。因此，它升值了。实际这种现象1878年在奥地利出现过。其原因是：一方面，纸盾的价值由于流通而必然提高，因为纸币总额没有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前面已说明，纸币总额没有随着银价下跌而增加——引者）；另一方面，银的价值下跌，表现为伦敦银价的跌落。”^[19]

中国道光年间到咸丰初年的情况正是这样：纸币流通量和速度都增大，在世界市场上银价降低的条件下，银币的流通数量却减少，这等于限制银币铸造，所以银价暴涨；但是，它和纸币两者的总数超过流通的必需量，因此所有货币的“市价”都降低，导致物价上涨，银的对外价值则是降低的，因此汇价也降低。

我在上面的论述，暗含着一个理论前提：既然银价是暴涨的，而纸币流通量和速度都增大，其价值贬低，而升值的银币又是和贬值纸币一起流通的，那么，纸币就必然要对银币贴水。事实正是如此。彭信威指出：“钞票初发行的时候，大概有相当的购买力，后来发行太多，而且面额提高……当局只发出而不肯收进，人民拿到钞票没有用处，拿去买东西，则商人不是故意加价，便是把货物藏起来，拿到官号去兑现，则付以大钱，再加上管发行的人作弊滥发，于是购买力大跌。在咸丰五年的时候，银票1两和宝钞1000文都只值制钱400—500文。十一年六月间，要30吊（铜钱1吊为1000文——引者）的钞票才能换到白银1两，1吊只能换到铜钱52文。”^[20]钞票对白银和铜钱的贴水情况，这里说得很清楚。

综上所述，我对这一时期银价问题的看法是：受世界银价下降的影响，中国白银的汇价和价值都下跌，前者表现为对英镑的汇率下降，后者表现为以银的重量来表现的物价上升；银价之所以暴涨，是由于铜钱贬值、纸币贬值和银币短缺，它们使银价暴涨只是一个虚假的现象，银币一旦离开国境，本质就无掩盖地呈现出来，即银价其实是下降的。

我对道光年间在世界银价下跌的大背景下，中国银价暴涨而物价却上涨问题的初步看法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