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的界定

一、道德风险的界定

目前对道德风险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的。

第一，信息经济学角度的道德风险。从信息经济学角度，道德风险属于委托代理问题。Berle与Means在1932年就指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角色是很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双方(或多方)参加的博弈过程。一般而言，均衡契约的形成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代理人以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方式选择他所采取的行为;第二，代理人所获得的效用不能小于保留效用值，否则代理人会拒绝接受这一契约;第三，按照这一契约，委托人在付给了代理人补偿以后所获得的效用最大化。采用任何其他契约都不会使委托人的效用提高。但是实际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订立与实施契约的成本，更多的是不均衡契约。在基于不均衡契约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在契约达成后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损害委托人利益，容易出现“道德风险”问题。

第二，经济伦理学角度的道德风险。从经济伦理学角度，道德风险属于“经纪人”伦理道德沦丧的问题。人类活动具有正式约束条件和非正式约束条件两种约束要素。正式约束条件是由制度、体制、成文法、规定、规则等因素构成的整体;非正式约束条件则是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因素构成的整体。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维护经济正常运转，减少社会成本，规范“经纪人”道德行为，提高社会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伦理道德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包含丰富的人类行为规则和敬业操守。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式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保证信用存在、交易顺利进行的基础。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道德风险。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道德风险属于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具有双重特性:一是人的有限理性。即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人总是想把事情做得最好，但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因此，所有复杂的协议、契约都不可避免是不完全的。二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即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采用非常微妙而且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因此，如果交易协约双方建立在承诺的基础上，那么未来的风险是很大的。威廉姆森指出:如果没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同时存在，则经济契约问题就无关紧要，而对制度的研究也无关宏旨。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就可以看出制度约束的重要性。传统经济学强调了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竞争，而忽略了合作，亚当·斯密在强调分工能给人们带来效率的时候，忽略了分工的协调成本问题。制度的功能就是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尤其是复杂的非个人交换形式中，制度更加重要。制度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通过制度创新，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合作，减少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道德风险。

在金融学中所使用的道德风险，是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风险定义为:交易双方在签订交易契约后，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损害了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利益，而且并不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后果的行为。道德风险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①在交易契约中，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无法观察到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的行为，最多只观察到行为产生的不利后果。②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无法确定这种不利后果的产生是否与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的行为不当有关。

Rothschild和Stiglitz最早发现在保险市场上存在道德风险。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难以确切地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和行为。保户与保险公司签订契约存在着隐藏行为，则导致道德风险，一旦人们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契约，他们往往会不再像以往那样仔细看管家中的财产了，当出门的时候，他可能不再像没有保险以前那样仔细地检查煤气是否关好，因为现在屋子着火了，他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作为极端的例子，有人甚至自己故意造成火灾来骗取保费。在这里，因为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人们在投保后防灾行为而产生“隐蔽行为”。保险公司面临着人们松懈责任甚至可能采取“不道德”行为而引致的损失，严重的情况会使保险公司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