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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的长期意义

时间:2022-1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转型呼声超高。一方面,这次的中央政策把着力点向民生领域转移,提高国民消费能力,将有利于改变国民收入失衡的局面,建构中国作为大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动力。“金融风暴”带来的世界经济放缓,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行业,未来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减弱,走内需之路不仅是当下的策略,也是长远的发展战略。

三、中央政策的长期意义——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

这次“金融风暴”也在反面刺激我们的经济模式的转换。我国政府提出的刺激经济的文件中,在这方面包含大量的内容。实际上预示着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开始转型。

1.现行发展模式的弊端与改革出路

所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实现以下两个转变:其一是从偏重外向经济的模式走外需与内需发展并重的模式。其二是从“粗放型”经济转向“自主创新型”经济模式。

(1)从偏重外向经济的模式走外需与内需发展并重的模式。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些经济重镇,中小企业生存相当困难。国际形势风云突变,“金融风暴”,汹涌而来,欧美诸国经济屡屡受挫,元气大伤。如此局面,对于改革开放已经30年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中国来说,必然形成强大冲击。其直接后果是出口锐减,外贸企业开工不足,直接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问题严重性还有联动性效应,世界经济前景萧条,不但拖累了出口,还间接对国内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与外向型经济相关的企业与投资,也会放慢步伐,甚至停工观望。

我们这次沿海地区的大量外向型企业国家和地区的倒闭,是与我们几十年来走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息息相关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道路大体一致。“二战”结束以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采取了以政府为主导,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和实现本币低估为特点的“出口导向政策”,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起了极好的支持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外汇存底的大量增长,出口导向政策不但没有能及时调整,反而用中央银行的干预压制本币的升值,导致国内货币发行过多,最终造成了日本90年代的资产泡沫的破灭,以及后续的东亚“金融危机”。

与日本和东亚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让本国货币价格很低,同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从而推动出口,限制进口。这种经济导向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30年后的今天,我国也面临一个大问题——外汇结余大幅度增加,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贸易摩擦加大。到了2008年底,我们的外汇储备将近2万亿美元。最近几年,央行发行了大量的人民币,以对应产生外汇储备。货币供应过剩就导致了下述情况:资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涨,如前几年的股市、房市价格的暴涨。相应地,CPI(消费价格指数)也上升,导致2008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的出现,这是经济内部结构失衡的表征。

高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蕴藏着与中国经济发展基本目标背道而驰的矛盾。经济发展的目标本来是提高本国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内在地要求最大限度地压低本国国民的收入,以便增强本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如我们的农民工的工资长期被压抑,相应地也就减少了国内市场需求的活力。我们的消费的比重2007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仅为世界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最终会造成国内市场消费不足,普通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弊端。

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转型创造了良机,在国外贸易伙伴经济景气之时,中央强调重视内需的政策很难奏效。但是,在“金融风暴”导致的外部需求减少的压力下,促使我们开始关注内需,从而走向外需与内需发展并重的模式。

(2)再看第二个转变问题从“粗放型”经济转向“自主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换。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依赖投资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通过技术创新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应该说,投资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切市场经济国家早期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但这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长期实行这样的政策,必然导致内部经济失衡。

从经济学角度讲,今天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靠的不是投资,靠的是技术进步。但目前我国的状况是,科技进步贡献率不到40%,研发投入差不多占GDP的1.4%,对外技术依赖大于50%,专利数量大约为世界总量的1%。而我们这种高投资率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是极限。因为,为维持一个10%左右的GDP增长,就必须不断提高投资率。如果中国经济保持10%的增长,并且保持20年的话,那我们投资率要超过五成才可能保持这个趋势。然而,偏重投资的惯常措施有可能造成资源的错配和低质素的增长,乃至形成“增速下滑—投资扩张—经济过热—增速下滑”的新一轮循环。从中长期看,会造成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不但大大超过了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日本战后大规模投资时期的投资率峰值是34%)。如此往返,也许有可能救“保增长”的一时之急,却无法实现调整经济结构的长期目标。

为了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转型呼声超高。面对人口多、资源少、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不能再靠烧煤、烧油、砍树、出卖廉价劳动力过日子了。此次金融海啸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企业来说,影响是“积极”的,能够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企业转型升级。企业应抓住市场调整机遇,采取措施坚持原则淘汰落后产品、落后工艺和落后产能,鼓励企业兼并重组。

2.中央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战略转移的政策与措施

一方面,这次的中央政策把着力点向民生领域转移,提高国民消费能力,将有利于改变国民收入失衡的局面,建构中国作为大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动力。“金融风暴”带来的世界经济放缓,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行业,未来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减弱,走内需之路不仅是当下的策略,也是长远的发展战略。

如前所述,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积累,我国拉动消费具有良好的基础。我国已进入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期。加上有13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有超过16万亿元的居民储蓄,进一步扩大消费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

在“国十条”中,提出增加居民收入的相关政策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包括,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我国向内需型经济模式的转换。美国《侨报》12月9日发表社论《走向消费型社会:中国经济脱困之匙》,文章指出把投资主导型社会转变为消费主导型社会,这不仅将改变中国,也将改变世界。如果中央政府愿意把更多钱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将会为中国消费型社会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此次中央政策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方面加大了力度。中央政策其中一个重点关注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十项措施中的第六项提出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第九项提出“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此外,中央还将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保持重大技术装备出口稳定增长。中国政府还将加强对装备制造业的信贷支持,充分发挥利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装备制造业当前资金链紧张状况,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根据部署,我国将安排必要的资金继续支持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关闭破产和重大改革等。

2008年12月12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表示,扶持重点行业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七大类,包括:减税、支持企业兼并重组、挖掘农村市场潜力、扩大出口、国家储备、启动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国家发改委和相关部门在制定九大行业振兴规划时,有五点基本原则,具体为:①优化生产力布局,加快先进生产能力的发展。②严格控制总量,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的扩张,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③修订产业政策,进一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④加快推动兼并重组,引导企业继续发展,力争在两到三年内培育和壮大一批拥有国际知名品牌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⑤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加快开发重大产品和重大技术。其中用于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政策对投资拉动的效果十分显著。如一个技术改造项目,如果政府投入3%,就可以带动97%的投入,投资拉动效果是30倍。2003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全国投入了355亿元对技术改造的贴息,拉动了4300亿元的技术改造,拉动效果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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