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

美元危机和收支调整机制有很大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收支调整机制本身就存在缺陷，这个缺陷很多人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里规定当一国出现长期性的、根本性的不平衡时可以重新调整本币汇率，但在这一条款开始商讨签订的时候，好多人就指出根本性不平衡这个概念存在模糊性。

如果大家都不能讲明什么情况算做根本性不平衡，那大家也就无法对各国货币汇率重新调整达成一致。这样大家就会相互推诿，相互扯皮，即使一国真正出现了不平衡状况，希望通过重新设定汇率来解决，甚至出现了长期性的国际收支逆差需要本币贬值来恢复平衡，其他国家也不会轻易同意它这样做。

一开始，国际收支调整机制原则上是针对经常性的汇率变动的，但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机制变得越来越僵化。各国汇率变动的调整越来越困难，好像又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汇率刚性时期，各国经常要打“汇率保卫战”。这不但加剧了对世界流动性短缺的恐惧，而且引起了私人市场的逆向投机风潮，更加恶化了市场信心状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各种投机压力之下，1967年英国政府最终决定将英镑贬值14．3%。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我们可以发现在早期，各国汇率调整比较频繁，而且贬值多于升值；但是在后期，各国汇率调整的次数就变得很少了，受到的投机压力却变得更大。

1949年9月英镑的一次贬值，引发了多国货币的一系列贬值；1967年11月英镑再次贬值，但是这次跟随英镑贬值的国家就很少了；法郎在1957年、1958年和1969年经历了三次贬值调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一些通胀率较高国家的货币往下贬值的调整也较多一点。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货币的升值调整比较少，只有德国马克在1961年和1969年做了两次升值。因为升值需要一国家抛出外汇，购进本币，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进行干涉。而要使一个高估的本币贬值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放出本币，购进外汇就可以了，因为本币是自己可以印刷的货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期，各国已经很少用汇率来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了。第一，汇率调整真正开始影响国内的价格、产业导向，到最后起到调整收支不平衡作用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滞，而且还可能不成功，所以各国一般都不愿意调整。第二，货币贬值往往都被看成一国政府失败的标志，这表明一国政府没有遏制住国内通胀，尤其美国更不愿意美元轻易贬值。第三，汇率调整很可能引发私人市场的货币投机，最终带来很大麻烦。所以到后期，各主要大国货币间的汇率调整就变得很不经常了，这进一步加深了国际间的不平衡。

20世纪60年代虽然各国汇率调整越来越少，但是各国要守住固定汇率也越来越困难。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和资本市场日趋一体化，大大方便了各种投机资本在各国之间的转移。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与会者所没有预料到的，在早期各国政府都鼓励对资本实行管制以保持收支平衡。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在不断促进国际资本流动，而不是在阻止它的发生。

尤其是“黄金—美元”本位制带来了一体化的固定汇率机制，1958年欧洲各国货币重新恢复可兑换性后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1958年后，欧洲形成了一个欧洲美元市场（起初这个市场是指境外的美元在欧洲形成的货币市场，后来泛指一切离岸货币市场），欧洲货币市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个小市场很快扩大为一个规模很大的、全能型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个市场很少受到各国政府的监管，60年代它就变成私人投机官方汇率的一个主要场所。面对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各国政府很快就发现它们要守住“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机制越来越难，各国货币也纷纷因遇到投机而陷入危机。

最严重的国际收支调整问题还是美元过剩问题，也就是赤字国美国和盈余国欧洲国家、日本之间的持续不平衡问题。它们相互埋怨，美国认为欧洲和日本作为同盟国可以通过国内通胀政策或货币升值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而日本和欧洲各国则认为不平衡的源头是美国赤字问题，美国首先要削减自己的赤字。

它们都认为受到了另一方的歧视。盈余国认为美国利用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不断为赤字进行融资，美国享受到了不对称的特权待遇，它们不具有美国那样的政策独立性；而美国方面认为，各国政府都用美元来干涉外汇市场，使各国货币都维持在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汇率水平上，这实际上是日本和欧洲得到了好处。大家都认为美元被高估了，但是如果各国不一同干涉外汇市场的话，美国单方面怎么可能改变美元和其他货币的汇率呢？美国感到它在美元汇率问题上没有自己的政策独立性，要通过美元贬值来解决美国赤字问题，那其他国家就会爽快地使本币升值，通过一起干涉来解决不平衡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日本争论不对称问题，是因为双方底下暗藏着很深的政治冲突。20世纪60年代后，欧洲共同市场和日本对美国的商业威胁越来越大，战后重建的恢复期实际上已经结束，欧洲和日本的国家竞争力重新建立了起来，欧、日的跨国公司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美国境外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劲敌。产业竞争力和跨国公司利益等问题在当时的美国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美国让经济利益从属于政治优势的国家战略也越来越失去人心。

而欧洲和日本对美国利用美元特权来为美国许多不得人心的海外政策（如越南战争、和苏联搞太空大战以争夺霸权等）进行融资的行为，越来越无法容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安排下，欧洲和日本唯一能够限制美国的武器就是拿美元去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主要大国还不太愿意用这一招去限制美国，美国的海外债务已远远超过了其黄金储备，如果大家都集体性地去挤兑黄金，那么当年大家一起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会面临坍塌的危险，各国政府都不认为加大官方信心风险、最终引发一场系统性的危机符合自己的利益。

但是一匹“黑马”还是出现了，这匹“黑马”就是法国。1965年法国把大量美元兑换成了黄金，其意图是要给美国施加压力（所谓把美元兑换成黄金，也就是在美联储的“Fort Knox”黄金库里把各国的黄金调整一下标签，以表示归属的掉换，而并不是真运回家）。当然，单单一个法国还不能彻底地改变美国的政策。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各国都开始厌恶布雷顿森林会议定下的可调整固定汇率。英国人不喜欢它，因为在走走停停的经济周期中，要维持英镑汇率就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国内政策，这就无法自主地采取经济增长政策。德国人不喜欢它，马克和美元挂钩意味着德国人要吃亏，西德从战后一直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坚挺的马克成为西德经济奇迹的象征，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后其通货膨胀率很高，因此马克钉住美元就无形中使西德从美国引进了通货膨胀。法国人也不喜欢它，因为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固定汇率体系中，美国可以用收支逆差来为越南战争筹资。美国人自己也不喜欢它，因为到了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其他各国自主地改变汇率，而美元汇率美国自己却无法掌控。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能够真正运行起来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美国经济政策能够承担起国际货币稳定的责任，就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只要这个假设还在各国之间存在着共识，那么即使对美国缺少一个明确的纪律约束也不会威胁到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在1965年之前各国对美国的表现还能够容忍，其价格稳定在长期内的表现还一直都不错，即使在1958年之后也不像美元过剩论者所抱怨的那样在输出通货膨胀。

1965年之后整个形势开始扭转，越南战场矛盾开始升级，美国国内经济开始过热，通货膨胀也开始攀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机制又使这些“通货膨胀”传导到其他各国。为了守住本币汇率，不使本币升值而丧失竞争力，各国纷纷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本币，购入美元，这样各国国内的基础货币流量大大增加，通过货币乘数的扩张其货币总量就变得很大。因为固定汇率制度的存在，各种贸易品的价格攀升很快就传到了其他主要工业国，然后又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美国的通货膨胀也就输出到了世界各地。［17］

世界性通货膨胀暴露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虽然美国政策已经变得很不负责任，但是其他国家谁都不敢轻易去打破这个体系。1968年实施的黄金双轨制已经表明，如果美国的黄金面临耗尽的危险，那美国政府将随时关闭黄金窗口。

国际收支调整机制越来越应付不了美国的巨大赤字，1970年美国收支赤字达到98亿美元，1971年达到298亿美元，私人市场上的投机者都在纷纷赌美元贬值，日元和欧洲各国货币升值。

1969年5月货币市场上出现了一次用法郎兑马克的投机风潮，8月法郎贬了一次值。马克在10日前也浮动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在政府的强力干涉下被平抑下去。1970年美国赤字达到近100亿美元，私人市场上的短期投机资本快速流转。6月份，加拿大元在经过1950～1962年的浮动，1962～1970年以92．5美分／加拿大元的比价钉住美元后，又再次守不住汇率，只好让加拿大元对美元自由浮动起来。

1971年5月又出现了一系列投机事件，大规模投机资本开始抛售美元，买进欧洲各国货币，导致德国马克、荷兰基尔德币、瑞士法郎、奥地利先令纷纷升值，致使比利时的外汇市场几乎分崩离析。这些投机风向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关于美元贬值的预期，1971年夏季美元的投机风潮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最后，这个残局还是由美国来收拾了。面对持续恶化的收支赤字状况、议会里上升的保护主义情绪以及私人投机的巨大压力，美国总统尼克松感到他已经对美元汇率束手无策，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游戏规则都得改变了。

1971年8月15日，他决定关闭“黄金窗口”，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美元在外汇市场自由浮动。随着这个决定做出，运行了25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