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翊群的经济思想与法币改革

顾翊群的经济思想与法币改革

孙大权⁽¹⁾

1935年11月开始实施的法币改革为中国金融史的划时代事件。法币政策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学家的出谋划策和舆论宣传起了重要作用，顾翊群就是鼓吹和参与法币改革的经济学家代表。本文通过对法币改革设计者顾翊群思想的研究，以期增进对法币改革的认识。

一　法币改革的设计者：顾翊群

顾翊群（1900～1992），字季高，江苏淮安人，早年就读北大，1924年获美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务秘书、清华大学经济系讲师、中孚银行沪行副经理等职。1934年被“国防设计委员会”奉派赴欧美考察金融币制近一年，回国后，同李滋罗斯等一起，参与了法币改革方案的设计。1936年任行政院参事，同陈光甫等赴美订立《中美白银协定》，回国后，任广东省银行行长，1938年升任广东省财政厅长，1940年至重庆担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1941年任财政部代理常务次长、四联总处秘书长等职，1944年参加布雷敦森林国际金融会议，1946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干事，后任该组织财务处负责人。1966年退休后定居台湾。1950年代前著《中国经济建设与农村工业化问题》（合著）等小册数种，以及《中国货币应若何安定》、《入超果于中国有大害否》、《经济思想与社会改造》、《中国新货币政策与国际经均衡》等论文若干。1966年退休后，在台湾出版了《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金融论衡》、《中西社会经济论衡》等书。

顾翊群一生最大亮点就是参与了法币政策的制定。

1933年8月15日，顾翊群向蒋介石上陈《中国货币金融政策草案》。杨永泰在此方案上批：“顾君为国内研究经济之有名学者，所拟货币金融政策确有商榷之价值，非普通条陈可比。请阅全文，如认为诚有可采之处，可抄交庸之总裁、子文部长，并另行指定数人切实讨论，再行具签呈核。”蒋介石批：“可抄交宋部长、孔总裁采阅。”⁽²⁾表明顾翊群及其货币方案已引起最高当局的重视。

1934年1月，顾翊群向行政院上呈《关于防止银价提高之说帖》。他针对美国提高银价，提出了：①治标办法，先使美国不再购买世界生银，以免沪上银底大批流出，而肇金融恐慌；②治本方法，为采用积极货币政策，以压低我国对外汇价，膨胀国内货币及信用，以抬高物价。其工具为对外设立汇兑平衡基金，对内设立各发行银行的钞票准备金，最终目的为卖出银货，采用金本位。行政院专门两次开会讨论了顾翊群的方案，作出了应付银价提高的对策。⁽³⁾顾翊群的主张已得到了行政当局的认同和实施。

1934年5月至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特派顾翊群赴欧美考察币制。⁽⁴⁾顾回国后，即参与法币政策的制定。国防设计委员会负责人钱昌照回忆指出，在宋子文、钱昌照主持下，曾派顾翊群、徐新六与李兹罗斯、罗杰士一起策划了币制改革。⁽⁵⁾顾翊群本人也回忆：1935年他回国后，“余奉派任行政院参事，并参加与英国所派来华之李兹罗斯代表团之联系”，并说：1935年11月3日，与法币政策六条同时公布的“财长孔庸之先生发表宣言，原稿为余所拟”。⁽⁶⁾《财政部长孔祥熙宣言》主要内容为：拟设立稳定币值垄断发行的中央准备银行，开办不动产抵押银行，政府对于通货膨胀，决意避免，力求财政收支适合。⁽⁷⁾在法币改革中，《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公告》是立即实施的政策，《财政部长孔祥熙宣言》是即将实施的政策，《公告》和《宣言》都是法币政策的组成部分。顾翊群起草了《宣言》，就是参与了法币政策的制定。

顾翊群有关法币改革方案的建议和设计与他的经济思想息息相关。20世纪30年代，顾翊群是中国金融权威，⁽⁸⁾他在法币改革前后发表了大量言论，在美国提高银价迫使中国货币升值的过程中，提出了管理通货论，在批判经济学界“保护贸易论”，“自给自足论”中，利用“比较优势论”，提出了落后的中国应积极参加世界经济的理论，在批判思想界的“苏联计划经济”热中，为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早期辩护。

顾翊群的经济金融思想还明显经历了两个阶段。1933～1934年顾翊群提出的管理通货论，其思想主要是来自于凯恩斯，其关注重点在抬高和稳定国内物价，目的在应付经济危机，制度前提为实施计划经济。1935年顾翊群考察欧美回国后，思想起了明显的变化，将货币改革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转为服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理论，通货管理偏重于汇价稳定，目的在于连接世界经济、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并提出了自由经济论。

顾翊群的言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是“货币改革派”和“经济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法币政策的制定，特别是法币改革的国际化特色更是顾翊群一直鼓吹的结果。正因为此，在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潮中，顾翊群恰恰被章乃器等人称为经济学界中的“帝国主义战线派”、“买办经济学家”。

二　管理通货论

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出现银价忽高忽低，白银进出流动频繁，经济波动异常等危机现象。针对危机爆发的原因及治理的对策，经济学界出现了两派，第一派以马寅初与谷春帆等人为代表，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国际贸易的入超，应采取统制贸易的政策，即贸易平衡论；第二派以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为代表，认为危机的原因是中国货币制度，应改变货币制度，即币制改革论。在币制改革派中，顾翊群是最早提出“管理通货论”者，他主张中国应放弃传统放任的货币政策，实施对货币的积极管理，以应对经济危机。

1930～1932年，中国经济界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应对世界白银流入导致银价下跌，物价上涨。1933年初，马寅初、刘振东、宋子文、张公权等大部分经济界人士仍在担心银价下跌，希望提高稳定银价。此时，顾翊群却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物价已开始下跌，美国购银将会使银价暴涨，并会严重威胁中国经济。

1933年3月21日，顾翊群发表《中国当前之金融危机》。该文认为：“吾国因银价跌落，所蒙受之利益，自英日美相继停止金本位后，已消灭无余。美国提议购银，不啻对吾所沿用之银本位，加以极大之胁迫。”主张一旦美国实施购银，政府应当机立断，禁银出口，以确保银本位制度。1933年4月4日，顾翊群又著《再论美国购银之危险》。该文认为美国购银，中国将首蒙不利，而美国既达不到其设想的目的，必反受其害，全世界也将受金荒之苦，希望美国有识之士阻止购银案的实现。同年5月2日，顾翊群再次发表《世界货币战与中国》，三论美国政府提高银价对中国的危害。“美国购银，则我国货币，被其拉起，我国将致破产。”此文又在前论“禁银出口”策上，提出先实行“增银出口税”策，若不行，再实行“禁银出口”。在该文最后，顾翊群还以中国的凯恩斯自居，他说：“昔J.M.Keynes（凯恩斯）于英国恢复金本位时，曾力言英镑不应自三元余回至四元八角六分之平价。因此种人为之紧缩，足致英国于困穷，英当局殊不之信，结果则工业衰退，入超增加，至1931年卒被迫而放弃。我国经济界久习于低落之银价，今乃受美国政治之影响，骤作急遽之上腾。愚诚不愿吾言之中，而为Keynes氏之续也。”⁽⁹⁾顾翊群在短短两月之内，三论美国提高银价之害，并提出了禁银出口策，他在给吴大业信中指出：“弟历次文章中对禁银出口并不积极主张，但对银价不必提高则极力申说。”⁽¹⁰⁾其核心观点是反对通货紧缩。

1933年3月底到5月初，顾翊群三论美国抬银之害，当即引起经济学界的热烈争论。1933年4月25日，薛遗生发表《评禁银出口议》，⁽¹¹⁾反对顾翊群的主张，认为治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1933年5月，谷春帆发表《禁银出口问题及征收银出口税》，⁽¹²⁾其主要观点是：“银出入为贸易出入之结果，而非贸易出入之原因，吾人如能振兴贸易，则银之为物，不召而自至，不禁而自留。”1933年6月，马寅初、刘振东均批评了顾翊群的主张，⁽¹³⁾刘振东认为，美国抬银对中国是利害互见，主张“以提高银价而安之”。马寅初认为：“顾翊群氏可谓今日主张银贵有害于我国之代表人物。余昔对黄元彬氏之银贱有利于中国说，已略加评述，对于顾氏之主张同样可以适用……吾意中国实业不发达，工业品出口者尤少，无关重轻。目下要图，宜兼顾消费者之利益，增大其购买力——故提高银价，在目前经济环境之下，实利多害少。”“余仍以为银价有提高之必要，此次美国提高银价之企图在求银价提高后长期的安定，认为于我利多害少。”

1933年8月15日，顾翊群向蒋介石上陈《中国货币金融政策草案》。⁽¹⁴⁾他指出：“自经济战争日益激烈以来，各国学者首倡计划经济之议，当局者采纳其议，实施而有效者，为苏俄及意大利。斯二国者，虽政制不同，然成效则一。近来美国亦将起而效法矣。我国将来欲立国于大地上，恐非循此途径不为功。”为配合计划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应放弃中国传统的放任政策，采取积极的货币金融政策——货币管理制，以便抬高国内物价，最后目的为3～5年后，采取与各国相同的本位货币——金本位。

1933年8月底至9月初，顾翊群将上蒋介石的条陈扩充为两篇论文。⁽¹⁵⁾在《中国应定货币政策之绪论》一文，顾翊群认为：在世界各国相继采纳货币派的主张，实行通货管理制的经济环境下，我国应效法各国，实施通货管理制以自卫。他还根据凯恩斯提高及安定国内物价重于安定对外汇价的理论，反对将我国银币与金币安定，以及与美元5角或6角安定，主张“必也吾国之货币，对吾国一般货物之购买力，经政府努力之后，得以安定，斯乃为安定之真正意义，与英美诸国之用意相同”，即是反对汇价钉住政策。在《中国货币应如何安定》一文中，顾翊群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世界和中国为什么都要采取通货管理制。他指出，金或银作为价值的尺度，其本身价值也在不断变化，造成物价的剧烈波动，“货币之需供，与货物之需供，对于物价有同等之影响耳。且平常物价变动，由于货币方面者，较由于货物方面者为烈。”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数量的控制，以维持物价的平衡。

由于顾翊群的详细介绍、分析及应用，使凯恩斯提出的管理通货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此，“管理通货”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重要名词。顾翊群提出的设立汇兑平衡基金及集中各行准备金等办法，政府也相继实行。但此时的顾翊群主张的“管理通货制”，是“管理银本位制”，而不是“管理纸币制”；而“管理银本位制”又仅是一个过渡期，其最终目的是放弃银本位，实现金本位。他强调抬高及稳定国内物价为主，而不是主张汇价钉住政策。

在中国经济学界，与顾翊群观点相似的还有黄元彬。黄元彬在回应马寅初的批评中指出，在世界经济会议中，中国“对于抬高银价之议，自应表示反对”。⁽¹⁶⁾其后，黄元彬又指出，“对于抬高银价，应积极反对，对于稳定银价，应消极反对”。⁽¹⁷⁾与此同时，顾翊群也得出了与黄元彬相同的结论：“吾国目前问题，不在抬高或安定银价，而在如何避免银之上落，受投机者之过度操纵。”⁽¹⁸⁾两人在反对“抬高或安定银价说”观点一致，但在应对方策上却大不一样，黄元彬主“物银矫正策”，顾翊群则提出了“管理制银本位”。

顾翊群提出“管理银本位制”后，经济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寅初认为是稳定银价的四个重要方策之一。⁽¹⁹⁾何廉在提出应对美国抬银运动的对策时，几乎原话复述了顾翊群提出的“管理银本位制”。⁽²⁰⁾赵兰坪也认为，顾翊群是最早提倡“管理通货制”者。⁽²¹⁾

胡适在1933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到：“季高去年作文预言美国必将抛弃金本位，当时人皆笑之。今年美国果放弃金本位，我作书贺季高，说，此可见科学的思考方法的重要。季高搜集材料甚勤，设备甚周详，思考甚细密，故为今日经济金融界一个最有希望的人才。”⁽²²⁾说明顾翊群的能力和思想得到了学界领袖胡适的赞赏。

1933年7月，中国代表宋子文与美国、印度、墨西哥等方签定《伦敦白银协定》，该协定的精神为稳定和提高银价，其中，规定中国政府的义务为：“自1934年1月1日起，四年之内，应不将其由熔毁货币所得之生银出售。”⁽²³⁾这一协定，既是美国抬高银价集团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从1930年以来经济界恐惧银价下跌希望银价上涨的愿望。到1934年后，中国经济界才猛醒，原来银价上涨更危险。事后证明，顾翊群在1933年初美国政府刚刚酝酿提高银价，国内经济界正在希望提高银价的时候，能够预言美国提高银价对中国之害，确属有先见之明。

三　安定汇价论

前已指出，1935年前顾翊群的管理通货政策目的在以抬高和稳定国内物价，反对汇价钉住政策。1935年顾翊群考察国外币制归国后，将货币改革同经济长期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中国货币应同先进国家货币安定，以连接世界经济，促进国际贸易和吸引外资。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应加入英镑或美元集团。在法币改革后，他明确提出通货管理应以安定汇价为主，国内物价应温和地自由伸缩，政府少加干涉。

（一）安定货币，连结世界经济

1935年5月，顾翊群在《入超果于中国有大害否》文中认为：“白银流出由于外资之逃遁，外资逃遁，由于我国货币经人为的手段提高的缘故，苟美国不断购银，使我国货币继续上涨，则政府无论如何举措，外资亦是有去无回的。”“挽救现状，只有货币改革，乞灵于高关税，则愈弄愈遭。”“中国应工业化，以避免交换条件之不利，而养活此过众之人口，并提高生活程度，毫无可非议。但工业化之资金，来自外人及本国农业，对外资固须安定货币以使奇高之利息转低，而挽回外人及华侨之信任心。”“我国如欲抵制货币危机，建设经济基础，只有仍在货币改革及吸引外资上设法，即不成功，其害亦较小；若妄欲效法苏俄，则流弊更大，不知伊于胡底矣。”⁽²⁴⁾顾翊群认识到只有安定货币才能吸收外资，只有外资进入中国才能工业化。

1935年8月，顾翊群在《经济思想与社会改造》一文中认为：“我以为中国目前要务，首应办理的，为安定货币。货币安定后国际贸易便可扩充。由国际贸易之扩充，国际投资才逐渐增加，政府同人民方可积极推行工业化。工业化有相当成功后，农村过剩人口有容纳之处，农业产品亦有销路，农业之不景气乃可慢慢的消减。”“安定货币包括几个步骤：（一）本位之改定，使我国货币与先进之债权国的发生关系。此货币对外价值应维持在若何水平，俟我国国际收支的顺势恢复后，即可决定；（二）金融的改造，使我国中央银行，特种银行，及普通商业银行的业务分开而不互相重叠。短期的金融市场应当从速成立而以中央银行统驾之。（三）财政的改造，其中包括：（甲）旧债的整理，和（乙）预算的平衡。此两步骤前者为恢复对外信用所必须，且因之政府债务利率方可转低，后者则为维持人民对货币信心的必须条件。”顾翊群提出的安定货币几个步骤，可以说是透露了法币政策的雏形。⁽²⁵⁾

1936年6月，顾翊群在《中国新货币政策与国际经济均衡》一文中说：“顾欲参加世界经济果由何术？曰，自安定货币始。盖货币安定则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均衡，然后国际经济之进步，我皆可以蒙受。苟货币不安定，则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恒背道而驰；当世界恐慌时，我固可藉独立之货币，以保持半独立之经济状况，当世界经济恢复时，我再不参加，则自食其果，长受经济落后之苦痛。”⁽²⁶⁾

（二）安定汇价重于安定物价

法币政策实施后，针对经济学界对通货管理应侧重对外汇价稳定还是国内物价稳定的争议，顾翊群发表《中国现在果需要一个不动的物价水平否？》，⁽²⁷⁾明确主张应稳定汇价，国内物价可温和浮动。

顾翊群认为维持对外汇兑有两大原因：①过去各国在工业化以前，都是先改革币制，然后利用外资以发展产业，其后工农阶级的收入，即生活程度，即有显著的进步，如中国政府从此能将对外汇率有效的维持下去，使得国际贸易从此不是赌博，则国内小民的生计，必有明确的改善。②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仅是供中外货物的交换，而实为世界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兼为中外资金进出及一切无形的国际收支的凭借。现在中外利息水平相差如此之高，假定对外汇率安定了，而入超不增加，外资不流入，则真是希有奇迹，中国绝不应对外有持续的出超。简言之，对外汇兑苟有持久的安定，则人民自生信仰之心，对外收支上之无形项目，将有巨额之有利数字，远在入超数字之上。此无形的有利数字超过有形的入超数额，将在我国对外汇兑基金数字之增大上表现出来。我们不惧入超之增大，亦不惧法币发行之增大，而惧对外汇兑准备之数额，不能随法币发行之数额，为同程度之增加。顾翊群第一条侧重发展国际贸易，第二条侧重吸引外资，目的都是通过稳定汇率以参与全球化，以利用国际市场、资本、技术以促进中国现代化。

关于国内物价方面，顾翊群说：“我们不反对其为温和之上升或下落，但须其与成本有相当之适应，并须物价的变动不能给与企业生产者以过度的刺激，使其事业为失计之扩充，而须令其他供给生产要素者，享受生产进步之益，对外我们希望国内物价之起落，须较轻于国际物价之变动，使国内外经济的平衡不致激烈变动而影响汇率。”

顾翊群安定汇价重于安定物价的论断主要受哈耶克思想影响，朱炳南当时就批评顾翊群太相信哈耶克理论，该理论也许并不一定适合中国。⁽²⁸⁾

顾翊群“安定汇价连结世界经济论”，当时就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批判。章乃器指出：“币制改革法案中由国家银行无限制买卖外币的一条条文，我们却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而这个条文的理论根据，却正是古典学派的自由主义，有了这一个条文的存在，中国货币才完全国际化。因为这个条文的存在，中国的货币改革便完全失去战时经济的作用。自然帝国主义每一次给圈套我们戴的时候，都有一种诱惑，而这次改革币制给我们的诱惑，便是投资，在币制改革的前后，中国的御用经济学者大吹大擂的宣传：只要中国加入英镑集团，伦敦的大量低利游资，就可以投到中国来，中国在接受投资的时候，就同时有购买力可以消纳各国的过剩商品，这样中国在消纳国际过剩资本和过剩商品的条件之下，就可以重新建立国际的均衡。”⁽²⁹⁾章乃器从战争准备，从货币独立权等方面指出了顾翊群这一理论的买办性质。另一方面，顾翊群恰恰也是中国较早主张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的经济学家。

四　经济自由主义论

1934年春到1935年春，顾翊群被政府以“奉派赴欧美币制金融考察员”资格到欧美考察，考察历时11月，直接会见了凯恩斯和哈耶克等人。回国后，他往往不大直接论述金融币制，而是从经济思想、经济哲学的高度全面研究中国经济金融问题，将币制改革同他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结合起来。他运用哈耶克理论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运用比较优势论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在1930年代，顾翊群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派”的代表，在马寅初、刘大钧、何廉等经济学界领袖人物竞相主张统制经济理论的时候，顾翊群却对统制经济论进行了批判。

（一）批判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

前已指出，顾翊群在1933年上蒋介石条陈时即认为中国应采取计划经济制度。1935年顾翊群思想大转弯，首先起来批判计划经济。

1935年5月，顾翊群在《入超果于中国有大害否》一文中，运用市场经济的原理，全面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

顾翊群认为，市场经济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无市场，则经济的评价无法实现。

在资本制度之下，市场系价格之决定者，在市场上决定之价格，代表供求相应之状况。不仅消费品如面包牛油之价格，由市场之供求决定，而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得到满意。即高生产过程之商品，如机车发电机之类，他们的生产的原素，都是一层层在自由市场上决定，觉得有利后，然后再加入他们的生产过程。消费品的生产者，同生产品的生产者，竞争资本劳力等原素，何方应得多少，全由市场来决定。无论某商品之企业者，资本若何雄厚，苟该商品之生产永远亏本，则表示市场对该商品之经济上的需要，不如其他商品，而该商品之生产应当减少。现在科学虽甚发达，生产的技术虽大进步，然各种生产原素之能供人类经济的利用者，实不算多。各种商品同劳务不能同时生产，市场之存在使我们知道何种商品应当先生产及多生产，何种应当后生产及少生产。无市场，则经济的评价，无法实现。

顾翊群指出，苏联废除市场后，社会经济无法正常运行，矛盾越来越多。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市场经济丑诋不遗余力。他们认为商品的成本，只有劳动力，商品在市场上与货币交换后，就有余值，为资本家所剥削得去。马氏一生忙于描写资本制度之罪恶，和此制度之必然崩溃性，至于崩溃后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应当若何建设，马氏的资本论中略而不论。苏俄在成立初年，因为要实现十成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事完全照马氏所指示的办理。货币取消，市场亦没有，结果生产停顿，人民饿死甚多。到一九二一年，列宁知道不能不开倒车，所以采用新经济政策，而容许货币同市场经济的复活。苏俄在当时虽曾下令以劳动力为货物价值的计算标准，但没有说明几种货物里面的劳动量单位，若何计算，以便几种货物得以互相比较。此令不久也被遗忘。自从采行五年计划后，苏俄在国内外的宣传大为加紧。其计划经济之‘内在的矛盾性’仍逐渐显露。因为根据市场经济法则，生产品同消费品的生产比例，是由于商品出售后之有无利益。利益高低，表现社会需要之强弱，此种需要也许被广告所诱惑，是不合理的，但在所不问。苏俄因不认利益之存在，且不愿任令市场恢复自由性，对于各种商品生产之孰先孰后，孰多孰寡，无标准以为判断，但凭定计划者之理想，故劳费大而成功小。五年计划，事实系国防计划，即系把消费品之生产速度减低，而将生产品之速度加快，以便制造飞机大炮等战争品。然人民对消费品的需要，异常迫切，以至需要多而供给少，逼得政府不能不下令统制消费，按官定之价格以售出消费品，此官价当然较市场——即黑市场——价格为远低，所以政府不能不将人民身份厘定，使人民的购买力不随其所有货币之多寡，而看其属于何种合作社。人民有货币而买不到必需品。政府对外贸易亦由本身经营，以免人民大买外国必需品，致货币对外购买力一蹶不振，粮食之定价官买办法复被取消，人民的生活费因之更为昂起，此举也是表示政府对市场经济之再度让步。

顾翊群认为，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人民失去政治自由基础上运行。

苏俄的经济完全是建筑在政治的权利上，但使政府有OGPU可以镇压人民，则生产品建设可以无限制的延长，人民消费品的不足亦可以无期延长。马克思派学者攻击资本制度的主要口实为：（一）失业，（二）恐慌，而苏俄无此而现象。我不暇解释此二者在资本制度下何以发生，以及用何方法可以避免，但我愿指出：（一）在奴隶制度下失业是无有的，假如资本制度国家的实际工资也同苏俄的一样低，则失业问题当然不会有；（二）恐慌是资本制度下生产品膨胀过度的一种反动，乃是使生产与消费重行恢复平衡的一种手段。在恐慌当中图利的资本家受损最大，因为在恐慌前他们获利亦最大。美国在最近十年平均，一年的生产建设，比苏俄整个第一五计划远大，可见资本制度并不是不能奖励生产的。英美诸国于恐慌爆发后若早肯效法苏俄来统制消费，将农民工人之实际收入压低，则恐慌当然终止。但如此则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放弃，老百姓生活程度猛跌，他们怎肯实行呢！

顾翊群指出，计划经济即使经济总量提高了，也是消费者丧失消费自由压低生活程度的代价所换来，得不偿失。

所谓在计划经济中生产与消费为有计划的适应，是毫无意义的。俄国有一万六千余万人，每人都想坐汽车，请问苏俄政府是否生产一万六千万辆汽车分给民众？姑毋论汽车的生产须与棉麦汽油钢铁竞争生产上所必需的原素，如资本劳力等等，而在市场经济中此等竞争无法表现。即如苏俄政府认为汽车的生产较其他商品重要而制出一万六千万辆汽车，假如一万六千万人中有一千万人自愿不坐汽车而改住洋房，政府是否允许抑制禁止？苟允许则计划失败，不允许则消费不是真正的消费，而是削足就履式的消费。

要知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消费自由是最可贵的，富人有听大戏坐汽车的自由，穷人亦有逛大世界的自由。只要口袋里有钱，无论何人可以有几千种或几万种不同的消费。说到一个人对于一种商品的需要，而不提该商品的价格是不通的。平常化（花）二十枚铜元买一包香烟的人们，遇到烟价涨至一百铜元时，可以不抽香烟而改买一份报纸看看。计划经济者想以工程师在图案室计划的理想，把人民随时改变的消费习惯确定，请问可以成功否？现在仅有苏俄一国实行计划经济，虽然该国本身没有自由市场，但尚可以利用资本制度国的市场，以为本身生产评价的标准。假如实现计划经济者的理想，将全世界都实行此种制度，则评价的标准全失，美国人何以知道他们不应奖励种植桐树，中国人何以知道不应制造汽车呢？请问此种生产是不是盲目的生产呢？⁽³⁰⁾

上引几段文字中，顾翊群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的经济理论。据笔者所知，该文可能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篇详细批判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文章。

顾翊群在批判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认为：“苏俄还有一桩最应统制而事实上却完全放任的要务；即是人口问题。该国现在每年每千人要增加二十五人，假使以后不发生人造的饥饿的话，则人口三十余年便加一倍。请问以最不经济之计划经济方法，可以使此增加率的人口之生活程度提高否？苟该国人口增而生活程度不高，则邻国可以安枕吗？无怪乎日本同德国忙于备战了。考苏俄所以不注意人口问题，是由于马克思派意见与正统派理论相反的缘故，马克思派学者因为要将贫穷的罪恶加在资本家身上，说他剥削工人，不得不否认人口增加之速于生产力的加增为贫穷之一原因，他们且认恐慌是社会生产力增加后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所致。凡是学者主张节制生育者，都遭他们的讥笑。我们苟平心一看中国，则知其主要问题，即是生产落后，不足以养活目前人口的问题。平时幸赖桐油鸡蛋等出口品出国，以换取其他商品，来维持此极低的生活水平。一旦将制度改效苏俄，政策改为自足自给，则生产更将落后，生活水平之再低下，可以想见，我们如需要政府统制，目前最迫切的莫如统制人口了。我们如能鼓吹生育节制，使农夫工人等家累减轻，妇女们亦可出事生产，则以现代知识到中国如此之易，不出数年，中国人民之生活程度同购买力，必可相当提高。若不此之图，徒以人多为得计，则一群过牛马生活的大众，何以得脱离苦海呢？”⁽³¹⁾

顾翊群本来提倡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统制或计划过多，但他认为，中国人口仍然应赶快统制，实行生育节制。顾翊群主张自由经济与统制人口论，而中国在1960年代前后恰恰实行了相反的政策，即计划经济与放任人口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确实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不少的问题，也反证了顾翊群当时议论的透彻和远见。

1935年8月，顾翊群在上海《民族杂志》发表《经济思想与社会改造》。该文站在自由经济的立场，全面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经济思想，特别是集中批驳了认为中国不能再走自由经济这条路，而应当效法苏俄采行计划经济的观点。顾翊群认为这种主张的学者，“对于所谓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所谓苏俄式的计划经济，其实都没有真正的了解”。

顾翊群运用哈耶克（Hayek）、皮尔森（Pierson）、米塞斯（Mises）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提出了判断经济制度优劣的三项标准，即：“（一）此制度对于资本的积聚能使其为合理的平衡的增加否？（二）此制度对于景气的变动能为适当的调节，不至使人民精神上物资上损失太大否？（三）此制度对于全国人民应得之收益，能为合理的公道的分配，使得大家都有相当的购买力以享受一适宜的生活否？”⁽³²⁾通过分析研究，顾翊群认为：苏俄式的计划经济在这三方面都不如自由经济。

顾翊群还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归因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阿Q精神。他指出：

在中国则讲经济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出风头。有许多文章满纸都是‘矛盾’、‘倾销’、‘剥削关系’等字样，似乎不如此就不是讨论经济学。这种现象我以为是中国目前的环境所造成。中国有种种内忧外患，复有显明的生产落后财富不均的现象。在此种环境之下，普通人最容易相信马克思学说，聊自宽解。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富强，将来——或者就在目前——就要崩溃，我们虽弱，等他们崩溃后自然可得胜利。一般时髦学者为迎合群众心理起见，更不停的鼓吹此种议论。最奇怪的他们差不多一致认为在帝国主义同封建势力未消灭以前，中国无经济建设之可能。但经济苟不建设，则中国有何实力以对付内忧外患，此点他们是避而不谈的。我以为此种议论仍然是中国旧式腐败心理的表现，即自己不努力而骂骂他人出口气而已。⁽³³⁾

顾翊群上述言论显然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力量和中国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

1936年，顾翊群在《中国新货币政策与国际经济均衡》一文中，再次批判了国家干预论，他认为：“政府与国民经济有极重要之关系，初无人能否认。然政府之职能，在提倡指导奖进事业，而不必事事自为经营。在战时人民生命且应为国牺牲，经济福利自不遑顾及，政府为便利作战起见，宜统制一切，但此非可语于平时。自各国野心家热烈备战，经济学者复进以谬误之理论，于是统制经济之说，风靡一时。”他指出了统制经济只能是一种战时经济，不能用于中国的平时建设。

顾翊群还指出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学理基础，“盖经济社会，表面似甚复杂，其实建基于数条简单原则之上，即（1）分工，（2）私有财产，（3）自由交换是也。苟此数条原则，得以严格实现，则由县而省，由省而国，由国家而推及世界，经济社会将日益扩大，一处新发明之生产技术，聚集充裕之资本，他处均蒙受其益，所有参加此社会分子日益繁荣。为后进之国家着想，欲发展经济，最扼要之举，莫过于参加此世界经济者也。”⁽³⁴⁾

（二）批判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中国融入世界经济

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界多主张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顾翊群对这两种理论都进行了批评，极力主张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融入世界经济。他说：

何以国际贸易对于世界各国有利？世界各国因地域的关系，或生产技能习惯不同，对于某种货物的生产较其他货物的生产特别擅长。假使各国均从事于生产本身所擅长的货物，而以之与其他各国所擅长的货物交换，则全世界均蒙其利。并且此种长处只须相对的，而不须绝对的。英国生产羊毛的成本，及制造呢织品的成本，也许比澳洲生产羊毛的成本，及制造呢织品的成本都低。但如英国觉得向澳洲进羊毛，而以全力制造毛织品较为有利，则英国宁愿停止生产羊毛，而专力制造呢织品，以便拿去同澳洲交换。此种交换，对于英国澳洲双方有利。如马克思主义信徒所说，谓英国利用不等价的交换，以剥削殖民地的澳洲，这是毫无根据的。再举例来说，假使某大学教授研究学问的本领，及拉车的本领，均比他的包车夫为大，他是否一面努力研究，同时自己拉车，抑雇佣包车夫替他拉，而自己专心研究？我们知道，某教授雇佣车夫，以便自己研究，是对于某教授，车夫以及全社会三者都是有益的事情，即是合乎经济的事情。假使某教授同时既有研究，又有拉车，包车夫也有如此，则此二人以及社会均吃亏。在包车夫无研究能力时，某教授以研究进益，易包车夫之劳务，并非于包车夫实行剥削。包车夫只有要求研究的愿望，而无能力，是无用的。他只有一面积极拉车，而以余力研究，以便将来出人头地。若既不能研究，复不肯拉车，但终日诅咒某教授为剥削者，则是自甘下流，不可救药了。

以上所述，即是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Cost）。近来各种经济国家主义的主张风起，此理论一时不为人注重。然而目前国际贸易衰微，各国生活程度降低，岂非是不注重此理论的结果吗？

在研究了国际贸易理论之后，顾翊群进而认为中国的国际贸易不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而是中国进步的根本原因。他说：

我们苟将中国自五通商以来的历史一看，则见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利用不平等条约对我们压迫，一方面我国亦借国际贸易的增加，以逐渐工业化，而养活较多的人口。我们试闭目一想，假使没有对外贸易，中国今日之经济是处于何阶段？我们以落后的农业国家，没有国际贸易，就可以维持现在庞大的人口吗？我们苟不因从事国际贸易，则目前微弱的金融同工业资本从何产生？一般都市的生活程度，苟无国际贸易，何法维持，其实，即使此时此刻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忽然消减，使得中国对外无贸易，中国的问题，如人口过剩，生产落后，分配不均等问题，只有格外困难，而无解决的可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所能想象的，是出口生产者之破产，交通之停顿，都市繁荣之崩溃，以及全社会之大混乱。总之，我国向来全靠对外贸易以增进智识，改良生产，并使国民生活程度稍稍提高。我们目前自应设法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便积极扩充国际贸易，庶使我国全体经济得以昭苏。至于因外国货品进口而我国农村的自足自给状况被打破，这是很可惋惜而无法避免的。自有历史以来，从事农产者的实际收入，总是逐渐地对工业生产者及劳务者相对的低下，特别是欧战后为然。我国既然是农业国，凡外国的新式生产技术，足以减低我国农业生产的，都应当采用。我国更应工业化，以养活过剩的人口，避免交换条件之不利，并希图生活程度之逐渐提高。我国经济正在激烈变化，以适应利用高技术的世界经济。在变化过程中从事农业者与世界农业生产者同遭厄运，无法可以避免。不积极从事工业化而叹息农业手工业之溃败，与不研究现代科学而伤心旧学之消沉，同为开倒车的思想。

要想工业化，利用外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合乎经济的事情，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所谓利用外资，并非政府向外借款之谓。其实，只要货币安定，使外资得以自由出入，不怕有亏损，则市场利息即可下跌，而政府同人民都可在本国市场上借到低利的资金。我们知道中国向来工业化最大的障碍，是资金缺乏，利息过高。倘使资金有着，则政府和人民将可做多少事业，是可以想像的。⁽³⁵⁾

顾翊群的上述理论，在当时立即却引起了激烈的批评，章乃器指责道：

市场国际化的主张者，他们反对中国有关税壁垒，反对管理贸易，而认为生产落后的中国，应该尽量接受成本低廉的外国商品，以提高人民的幸福。他们更认为贸易入超可以转变为国际投资，可借此以建设民族资本。他们根本否认不等价交换说，以为车夫拉教授，虽然表面上是不等价交换，然而可以得着教授宝贵的教训，依然是值得，依然要努力的拉。

中国对外贸易的利害，我们有摆在眼前的整个农村的破产，似乎用常识就可以判断了。固然，在对外贸易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学了一些生产技术。然而，用整个的农村破产去掉换这一些生产伎俩，是不是得不偿失呢？车夫拉断了气，而教授所给与他的，还不过是一些皮毛的皮毛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车夫？是命中注定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保留一个人的身份，去学习一些技术呢？为什么别的国家，可以大模大样的在国民经济的建设当中，输入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呢？这真是典型的奴隶哲学了！⁽³⁶⁾

章乃器和顾翊群对国际贸易的不同观点，可以说是困扰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的一个长期难题。没有国际贸易，后发展国家难以进步，而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落后国家又明显吃亏。章乃器说：“车夫拉断了气，而教授所给与他的，还不过是一些皮毛的皮毛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车夫？是命中注定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保留一个人的身份，去学习一些技术呢？”顾翊群说：“若既不能研究，复不肯拉车，但终日诅咒某教授为剥削者，则是自甘下流，不可救药了。”

综上所述，参与法币改革的顾翊群大力提倡和宣传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其目的是要利用自由主义思想来指导法币改革，因此，法币政策就不仅是一个挽救经济危机的临时方案，而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度设计。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法币政策的国际化中，他批判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意味着中国不能学习苏联将自己和资本主义世界孤立起来，而应该通过货币改革加入市场经济的大本营——英美诸国，为加入英镑和美元集团提供了思想支持。他批判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意味着中国应与国际全面接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维持汇价稳定就成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

【注释】

(1)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3)同上，第148页～155页。

(4)同上，第310～312页。

(5)《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90～91页。

(6)顾翊群：《危机时代国际货币金融论衡》，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171、173页。

(7)《孔祥熙关于改革币制实施法币政策之宣言》，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317页。

(8)著名经济学家姚庆三评语，见姚庆三：《读实业部银值物价研究委员会报告书后》，《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8期，1935年8月，第9页。

(9)顾翊群：《世界货币战与中国》，《银行周报》第17卷第16号，1933年5月2日。

(10)吴大业：《答顾翊群君关于提高银价与中国银货外流之讨论》，《银行周报》第17卷第31号，1933年8月15日。

(11)薛遗生：《评禁银出口议》，《银行周报》第17卷第15号，1933年4月25日。

(12)谷春帆：《禁银出口问题及征收银出口税》，《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1933年5月1日。

(13)马寅初：《世界经济会议前之美国经济政策与吾国经济之关系》；刘振东：《世界经济会议与中国》，《时事月报》第8卷第6期，1933年6月。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6页。

(15)顾翊群：《中国应定货币政策之绪论》，《时事新报》1933年8月31、9月1日，又见《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1日；《中国货币应如何安定》，《银行周报》第17卷第36号，1933年9月19日，又见《复兴月刊》第2卷第2期，1933年10月1日。

(16)黄元彬：《由世界经济会议说到银问题并答马氏寅初》，《银行周报》第17卷第19号、第20号，1933年5月23日、30日。

(17)黄元彬：《吾国在世界经济会议对于银问题应采之态度》，《银行周报》第17卷28号、第29号，1933年7月25日、8月1日。

(18)吴大业：《答顾翊群君关于提高银价与中国银货外流之讨论》，《银行周报》第17卷第31号，1933年8月15日。

(19)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马寅初全集》（第8卷），第509页。

(20)何廉：《银价问题与中国》，《独立评论》第92号，1934年3月。

(21)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时事月报》第14卷第2期，1936年。

(22)《胡适日记全编》（六），第224页。

(23)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24)顾翊群：《入超果于中国有大害否》，《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5期，1935年5月，第30～31页。

(25)其中第一条，即是与英镑美元相联系的制度；第二、三条，即是1935年11月的财政部长宣言。因顾翊群当时正在参与法币改革，不可能将方案说得很细。

(26)顾翊群：《中国新货币政策与国际经济均衡》，《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第39页。

(27)顾翊群：《中国现在果需要一个不动的物价水平否？》，《银行周报》第20卷8期，1936年3月3日，第1页。

(28)朱炳南：《国民经济建设与物价水平》，《东方杂志》第33卷第14号，1936年7月16日。

(29)章乃器：《经济论争中的两条战线》，《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2期，1936年夏季号，第499～500页。

(30)顾翊群：《入超果于中国有大害否》，《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第26～29页。

(31)同上，第29页。

(32)顾翊群：《经济思想与社会改造》，上海《民族杂志》1935年8月。载顾翊群著：《危机时代国际货币金融论衡》，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27～28页。

(33)同上，第18～19页。

(34)顾翊群：《中国新货币政策与国际经济均衡》，《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第38～39页。

(35)顾翊群：《入超果于中国有大害否》，《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第26～29、16、21～22页。

(36)章乃器：《经济论争中的两条战线》，《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2期，1936年夏季号，第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