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商业银行并购的总体情况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经营环境，既没有受到国外银行的较大冲击，也没有较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因此，中国商业银行一直处于一种落后于国际银行业发展水平的状态，它们既没有兼并发展的动力和需求，国内的监管环境也使它们没有兼并发展的空间，因而，对中国商业银行业来说，并购一直是一种很陌生的东西。
然而，20世纪末，以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为代表的一批新型股份制银行开业，它们需要尽快扩张网点，扩大资产规模，形成了较大的发展需求和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开始了兼并发展的尝试。
中国商业银行最早的并购案当属光大银行并购中国投资银行一案。1999年3月1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光大银行整体收购原中国投资银行的债权债务及其29个分支机构所属的137家同城营业网点。成立于1992年的光大银行由于起步较晚，在全国虽有11家分行和7家直属支行，但营业网点仅103个。在全国银行业中，其市场份额、资产规模不仅难与中农工建等银行相抗衡，而且也落后于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新兴商业银行。通过这次收购，光大银行的实力迅速壮大，到1999年3月底，光大银行在全国中心城市拥有245家营业网点，从业人员达5 139人，资产总额达1 550亿元，各项存款逾900亿元，从综合实力上光大银行已成为当时继中、农、工、建、交等商业银行后的第六大商业银行。
然而，在光大银行成功收购中国投资银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商业银行的整体收购行动比较少见，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可用于收购的银行壳资源比较少，而且各级政府对保护这一块资源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相反，在国内加强金融秩序整顿的过程中，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或者因为出现了较大的资产问题，或者因为无法获得更大的资本注入，不得不接受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收购。如福建兴业银行整体收购了佛山市商业银行;中信银行2000年收购长沙市的湘财城市信用社，在此基础上翻牌成为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其后，中信银行又陆续通过收购城市信用社的方式设立了泉州分行、唐山分行等。
之所以这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对收购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存在较大的兴趣，是因为在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加强了银行准入制度后，对商业银行的新建网点实行指标控制，如1+1(每年两个新建指标，东中部一个，西部一个)，2+1(每年三个新建指标，东中部两个，西部一个)，这显然不能满足股份制银行的发展需求。因此，通过兼并的方式可以突破监管部门的指标限制。对监管部门来说，通过收购，可以有效化解局部的金融风险，因而也得到了监管部门的支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但可以引入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而且可以带来资金、税收和就业机会，因而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总之，这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多方受益。
当几大国有银行完成股改、注资、上市等程序后，它们对新的发展机会的渴望逐步显现出来了，而它们强大的财务实力为它们的并购行动提供了成功的保证。只是它们在国内的网点已经足够，因此其并购的选择不是国内，而是国外或境外。如2007年初建设银行斥资12.29亿美元并购美银亚洲，工商银行2006年10月成功上市之后，于当年年底收购了印尼哈林银行90%的股份，2007年8月又以折合4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澳门诚兴银行79.9333%的股份;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巴克莱银行、民生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美国联合银行的新闻也在国际业界引起轰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也不时冒出并购的新闻。
从几大国有银行的并购行动来看，它们显然不再满足并购商业银行，而是对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表现了更大的兴趣，这也符合它们综合化发展的需要。从并购目标来看，首先是它们的战略投资者;从并购的地域来看，香港应当是首选，但不再局限于港澳地区，经济、金融成熟的欧美银行已成为中国商业银行并购的目标。
(二)中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动机
银行本质上是一个网络企业，这个行业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有了这种外部性，随着银行经营规模的扩大，其单位成本就会降低。因此，处于全球快速增长市场上的中国商业银行把追求这种外部性当作非常重要的使命，而很少关注在获得这种外部性后能否享用这种外部性。
然而，现实的经营环境却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这种追求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快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完善的市场环境，以及以信贷资产为主的资产结构特色和以存贷款利差为主要收益来源的盈利模式，更加助长了中国商业银行追求这种外部性的行为。在这种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商业银行的并购动机了。
简单分析一下，中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动机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建立业务特色。这是摆脱同质竞争的有效手段，如一家以批发银行业务为主的银行，并购一家以零售银行业务为主的银行，在有效整合后，可以加快全能型银行发展的步伐;以传统批发业务为主的银行通过购并专业的投资银行，可以形成批发银行业务特色。二是迅速扩大规模，如光大银行并购中国投资银行就有这样一种因素在里面。三是突破监管部门对新建网点的限制，迅速扩大网点布局。中信银行近年来通过并购城市信用社设立分行的模式就是为了突破监管部门对新建网点指标的限制。四是形成实质上的综合经营。如交通银行并购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民生银行并购陕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都是向综合化经营迈出的实质性步伐。五是实现国际化经营的有效途径。随着实力的增强，国际化经营是中国商业银行的一种现实选择，走出国门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并购被认为是最快捷、最有效和风险较小的一种模式，如工商银行并购了印尼哈林银行和澳门诚兴银行、民生银行并购美国联合银行都是出于这种动机。
(三)中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基本形式
中国商业银行的并购行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
1.兼并原有机构，进行整合，使之成为商业银行的一家分支机构。如兴业银行并购佛山市商业银行后，将其改造成为兴业银行佛山分行;中信银行并购湖南湘财城市信用社后，将其改造成为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这种并购模式一般要承担原有机构的资产、负债及人员，在翻牌的过程中要进行坏账处理和人员处置，这一般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2.只买壳资源。如中信银行并购唐山市城市信用社，不承担原机构的人员、债务负担，只经过翻牌成立唐山分行，原有的债务和人员全部由地方政府解决。
3.并购其他全国性商业银行。如光大银行并购原中国投资银行的商业银行资产(政策性资产移交给了国家开发银行，留下了一些遗留问题)。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并购还没有出现。
4.非银行金融机构并购商业银行。如平安集团并购福州国际银行(更名为平安银行)，又并购深圳市商业银行，平安集团期望以此完成金融控股集团的框架搭建。
5.商业银行并购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交通银行并购原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其目的是建立金融综合化经营平台。
(四)并购的壳资源来源
从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实际来看，中国商业银行可供选择的壳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类:
1.农村信用社。由于目前已基本完成了省级联社或省级、地市级农村商业银行的改造工作，事实上这一类壳资源已不存在。据了解，对于农村信用社的并购需要对一个县级联社进行整体兼并，这样就会涉及大量的人员处置问题，对于目前的中国商业银行来说，这类壳资源的“含金量”是比较低的。
2.城市信用社。在前几年的金融机构整合中，一些大中城市将各种城市信用社集中在一起整合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因此，城市信用社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几乎不复存在，只有少数“漏网之鱼”，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太高的二级城市还少量存在，这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这些漏网之鱼，银监会有限期整改的要求，要么改组成城市商业银行，要么被其他商业银行兼并收购，否则将予以撤销。成功案例有中信银行并购湖南湘财城市信用社、中信银行并购唐山市城市信用社，徽商银行成立时也整合了几家城市信用社。由于这类壳资源越来越稀缺，并购的成本也水涨船高。
3.城市商业银行。这类壳资源最多，但往往是人员包袱重，资产质量差，内控不健全，问题很多，甚至还涉及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整合的难度较大，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4.全国性商业银行。主要是目前的十几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一家广东发展银行就吸引了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国际巨头的目光，所以争夺较激烈，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则很难实现(光大银行并购中国投资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就是政府推动的)。而且，每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背后都有一个国资巨头，牵扯了很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中信银行的中信集团背景、招商银行的招商局背景、光大银行的光大集团背景、华夏银行的首钢集团背景等)，协调难度大。
5.业务线或事业部。如某银行为发展零售银行业务，将其公司银行业务整体出售。目前这种方式在国内还没有出现，随着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发展，银行的业务定位将更加清晰，以后这种方式应该比较普遍，对于兼并方来说整合起来更加容易。
6.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较多，而且整体规模不大，银行需要付出的并购成本可能不高，但是往往要协调相关利益集团的关系(如地方政府)，而且可能需要承担较大的债务成本，还须得到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如交通银行并购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就是经国务院特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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