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期货市场的再生

第三节　改革开放与中国期货市场的再生

始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80年至1984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农村的改革主要是，“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随后又解决了多种经营的方针问题”^[11]，这些改革多属于局部的和探索性的，没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自计划经济实践以来，首次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提出允许市场调节，但调节范围限于小商品，因为“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产值小，品种多，生产、供应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一般很强，国家不必要也不可能用计划把它们都管起来”。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定》强调了价格改革的重要性，指出:“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计划体制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们的成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并且“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8月19日，《人民日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情况和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改革，价格都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尚未明确的情况下，逐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放松对农产品、工业品价格的管制。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生产单位，而不是真正的微观经营主体，所以生产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益低问题等问题突出，而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市场机制，用价格来衡量其生产经营效果，所以，经济改革一开始，价格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