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储备的积极意义及其变化

第二节　外汇储备的积极意义及其变化

外汇储备是一国国际储备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知道，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通常拥有四种形式的国际储备资产：中央银行拥有的货币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这四种国际储备资产在根本作用上具有一些相同性，即都可以用作对外官方性清偿的最后手段，但它们在来源、具体用途、规模及其调整上具有许多不同之处。

黄金在过去金本位制和金汇兑体制下是各国最常见的和最后的国际清偿手段。金本位制在20世纪上半期经历了剧烈动荡，许多早先的金本位制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纷纷中止了金本位制，黄金的货币作用随之出现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本位制，而是演变成了金汇兑本位制，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挂钩”在这里的含义是：兑换比价确定；通过官方渠道的双向交易基本不受限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一国拥有黄金储备与拥有外汇储备在理论上是等价的；各国可以自行调整国际储备中黄金与外汇的构成比例。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各国外汇储备中的主要构成是美元外汇。

布雷顿森林体制存在明显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国以外的国家在增加它们的外汇储备（即美元外汇储备）时需要伴随着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而后者从长远观点看不利于美元与黄金固定兑换比价的维持。如果美国以外的国家不想增加它们的外汇储备，希望将已经持有的外汇储备转换为黄金储备，那么，作为当时世界上拥有黄金储备最多并承诺按照固定官价向外国中央银行供给黄金的美国则将面临自己的黄金储备最终将枯竭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于1971年宣布关闭美元与黄金的官方交易窗口，不再履行按照固定官价提供黄金的义务。国际货币体系随之发生剧烈动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在1976年达成“牙买加协议”，规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货币不再直接挂钩于黄金，即黄金不再是各国货币的可钉住或盯住的对象；各国中央银行或官方机构之间的清偿不再使用黄金，而是使用国际自由流通的货币。在这个新的制度安排下，黄金可继续成为一国国际储备的一部分，但在使用的便利性上不如外汇储备。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国际货币体制被人们称为“牙买加体制”、“后布雷顿森林体制”、“布雷顿森林体制第二”等等。这些说法反映了70年代前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断裂性和连续性。这个体制的特点是浮动汇率制和钉住（盯住）汇率制并行，各国外汇储备的总体增长速度显著超过黄金储备。

各国在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之时，按照一定规则自动获得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头寸大小通常依据各个成员国的经济规模来确定。储备头寸可用于成员国中央银行之间的拆借和清偿。但储备头寸总体规模十分有限。对许多遭受国际收支逆差危机、外汇市场危机或外债危机的成员国来说，依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以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市场”进行借贷是远远不够的。

针对这种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机制，即在各国既定储备头寸之外提供一种新的、额外的国际流动性获得和使用份额。特别提款权相当于各国扩大了原有的储备头寸。但是，不管是原来的储备头寸还是新的特别提款权，其规模仍然是有限的。以中国为例，2010年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价值为64亿美元（2004年末为33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价值为123亿美元（2004年末为12亿美元）。这些数字相对于中国经济活动总量或外汇储备总量都是很小的。

一国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的大小及其调整，不仅要参考一国的经济规模和国际交易规模，而且需要经过一定程序并经一定时间期限后才能进行。各国不可以自行调整。而且，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的使用限于官方交往或最后的国际清偿，不像外汇储备那样可由各国中央银行或政府当局自行决定。

概括地说，外汇储备是代表一国政府的中央银行所拥有的国际储备之一部分；外汇储备可与一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一样用于各国官方机构之间的最后清偿。相比于其他形式的国际储备资产，例如黄金、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外汇储备对一国来说具有更多的使用上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更加广泛的用途，更加容易的可调整性。

对于国际储备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学术界有着基本共识。国际储备有利于一国当局应对任何短期性的国际收支波动。前面联系中国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考察了外汇储备与进口额的比例关系，背后的道理就是：如果一国遇到一定时期内进口显著超过出口，本国私人部门遭遇对外支付困难时，外汇储备可被用来满足对外支付和清偿的要求，从而保证本国避免外汇市场危机。而且，前面考察外汇储备与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的比例，实际上也在运用这个道理。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避免短期性的国际收支波动，而且，有不少国家事实上在很长时期中都存在经常账户的收支逆差（前面第六章专题部分指出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典型情况）。是否所有这样的国家都需要大量外汇储备呢？回答是不一定。确定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要还必须联系到该国的汇率体制和国内货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等因素。

在浮动汇率体制下，一国出现短期性甚至长期性的国际收支逆差，理论上可通过汇率变动来恢复平衡，而不必然通过外汇储备的调整来应对。这也就是说，只有对那些实行钉住（或盯住）汇率制（接近于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而言，对外汇储备的需要才显著地超过那些不实行这类汇率体制的国家。

国际上已经有大量事实表明，让汇率完全浮动的经济体其外汇储备的变动（增加或减少）远远小于不让汇率完全浮动的经济体。

但是，是否让汇率浮动或完全浮动，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一国政府的随意性决策。对不少国家而言，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汇率是否完全浮动，在一定条件下并在一定时期内关系到国内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稳定性，甚至关系到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就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早期，对外贸易刚刚出现快速发展，进口需求增长在一些年份大大快于出口增长。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很少，一遇到出现贸易逆差时，市场就发生人民币贬值预期，尤其就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来说。不仅如此，当人民币对外汇率出现贬值时，国内通货膨胀预期也在上升。而且，一旦国内通货膨胀爬升时，人民币对外贬值的预期更加强烈。这也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国内物价稳定两个问题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中事实上是交织在一起。尽管浮动汇率或汇率弹性有利于调节对外贸易收支平衡，但却也有可能引起国内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选择是尽可能稳定人民币汇率，将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确定在一个基本不变的水平上，并以此为参照，通过一系列国内货币政策和其他相关的经济政策手段（包括财政政策和一定形式的行政手段）控制货币供给总量扩大并稳定国内通货膨胀预期。这些情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前后都出现了，从一个侧面说明汇率体制选择与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相互关系，并也说明汇率的浮动性或弹性不单纯是一个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平衡调节的问题。

从中国的事例中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一定条件下，外汇储备的多少不仅有利于维护既定的汇率目标，而且还有利于国内宏观经济的总体稳定。

从国际经验看，在一定条件下，外汇储备积累还有利于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防范外部冲击，阻止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危机的蔓延。1997年泰国爆发货币市场危机，随后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都出现动荡。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是继泰国之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东亚经济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当时都是面临国内外汇储备不足和急需大量国际救援的东亚经济体。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东亚经济体都努力增加本国外汇储备。前面图7-3显示了2009年末包括东亚多个经济体在内的若干经济体外汇储备与GDP的比例。从中可看到，除了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之外，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是图中所列最高者或接近最高者。

学者们的一个普遍看法是，一国国内金融体系越不健全，其对外部市场冲击的抵御能力就越低；一国金融体系防范外部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越低，外汇储备积累的抗风险意义就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外汇储备对许多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是一种风险防范工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保险”机制。这个保险机制的含义是：将本经济体分散的、多样化的外汇资金集中起来，集中地投放于具有高度流动性并相对安全的国际官方性资金市场；一旦自身的金融体系出现危急和重大外汇资金需求情况时，集中起来的外汇储备便可发挥救援资金的作用。

前面已经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连年大量增长，按多个指标考察已经超过了实际需要。同时，国内金融部门的改革开放近年来不断推进，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来自这个方面对外汇储备的需要。而且，在国内金融部门改革开放进程中，外汇储备已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利用外汇储备成立专业化金融机构并以此为载体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提供资本金支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和股权结构多样化进程，为股票大规模公开发行及其后续性融资奠定基础。外汇储备积累帮助了国内金融改革。

此外，在一国对外金融开放进程中，已经形成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也可发挥积极作用。本书前面多次提到，各国对外金融开放进程中最大的担忧是投机性跨境资金流动及其可能引起的强烈负面效应。引发大规模投机性跨境流动的因素有许多，例如宏观经济稳定性、宏观经济政策合理性、大型金融机构健全性、金融市场平稳性等等。如果一国当局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即使本国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在某些方面尚有一定缺陷，这些外汇储备也会对投机性跨境资金流动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阻止过度投机行为。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外汇储备积累有利于对外金融开放进程。

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中，外汇储备还有一个重要的积极的国际作用，即在适当条件下并在一定形式中使用外汇储备可增进有关国家的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正在发展中的东亚货币合作就是一个生动事例。目前阶段上，东亚经济体在“10＋3框架”（即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3国）内启动了从双边货币互换到“清迈协议多边化”发展的进程。双边货币互换指有关国家签署协议，同意在需要时使用本国外汇储备之一部分支援对方；“清迈协议多边化”指所有参与国同意从本国外汇储备中拿出约定数额共同组建一个新的共同基金，在任何参与国出现需要时按规定使用这个共同资金来进行支援。显然，外汇储备的这种使用就是国际货币合作的必要形式和途径。

许多发达国家在转变到浮动汇率体制后，外汇储备通常不再出现连年增长的趋势，其规模也不会因交易原因而发生频繁变动。这些国家使用外汇储备的典型情况有两种：一是联合其他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共同地针对外汇市场的异常波动进行干预，即外汇市场联合干预；二是联合其他经济体和国际金融机构针对某个或某些遭受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实施国际救援。显然，像中国这样已经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考虑未来转型战略时也可以参考上述国际经验。

概括以上有关外汇储备积极作用的看法，可以综合归纳如下：第一，外汇储备作为国际储备的重要形式，可帮助一国应对短期性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包括贸易逆差和外债偿付问题；第二，在一定条件下，外汇储备积累有利于汇率水平和汇率体制的稳定，从而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平稳发展；第三，在一定条件下，外汇储备积累有利于国内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稳定国内通货膨胀预期；第四，在一定条件下，外汇储备积累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危机，有利于国内金融稳定；第五，已经形成巨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可为国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开放提供一定的保障和支援作用；第六，外汇储备使用可通过一定途径并在一定条件成为本国参与和进行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的必要资源。

以上从多方面说明了外汇储备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些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前面第一节的讨论已经提到，在中国，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进入外汇市场通过出售本币换取外汇而形成的，外汇储备不是中央银行的净资产，至少不完全是中央银行的净资产。即使将外汇储备当作一种净资产，从经济观点看，一项净资产的边际价值也会随着其数量的增加而减少。边际价值递减法则同样适用于看待外汇储备多与少的问题。

有关巨额外汇储备积累的负面影响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过大量探讨。有不少学者认为，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反映，是过去多年来在国内经济体制累积起来多方面问题的一个集中表现（参见余永定，2010）。还有学者认为，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可能加剧国内经济结构失衡，也会对社会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参见张曙光、张斌，2007）。

以下主要联系近年来中国大量外汇储备及其持续性快速增长的背景来概括外汇储备的不利影响或作用。

大量外汇储备及其快速增长增加了中央银行进行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的压力。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形成本质上是中央银行持续性地干预外汇市场的一个结果，即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出售本币换取外汇。在这种制度安排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向国内货币市场增加了本币供给。中央银行为换取外汇而出售的本币通过种种途径转化为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手持现金和银行存款；而当银行存款增加时，银行向中央银行交纳的存款准备金也相应增加。也就是说，伴随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增加，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两者相加即为狭义货币或广义货币）就会增加，以及流通中的现金和存款准备金（两者相加即为基础货币或叫高能货币）也在增加。

既然货币供给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增加了，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国内物价走势便可能因此而出现上涨倾向。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维持国内物价平稳，即力图将国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个低水平上。为此，中央银行必须针对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出现的货币供给扩大而实行反向的操作，即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中央银行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的规模和程度显然与外汇储备增长的速度紧密相关。

近几年中，中国外汇储备每年平均增加4000亿美元左右。按照一个粗略的不变的人民币/美元汇价，例如6.5∶1，每年新增的4000亿美元就相当于国内货币供给新增26 000亿人民币元。如果中央银行对此不进行任何货币政策操作，这笔数量的新增货币供给还可能派生出进一步的货币供给。不难理解，这么大数量的货币供给增加极可能导致国内经济出现显著的通货膨胀爬升势头。即使国内消费物价水平短期内不出现快速攀升，国内资产价格也可能因此出现膨胀趋势。

毫无疑问，中央银行必须进行反向的货币政策操作，即针对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出现的货币供给扩大，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可以这样说，外汇储备数量越多，外汇储备增长越快，中央银行所需要进行的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的规模就越大。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可能降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的灵活性和效率。我们从上面的讨论已经看到，在外汇储备大量和快速增加的背景下，中央银行需要进行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理论上，中央银行可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来进行操作。这些工具和手段可简单地划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前者主要指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后者主要指中央银行利率调整。

国内外经验反复表明，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应该同时使用上述两种类型的工具，即数量型和价格型。在国内金融市场已经高度发达、有关宏观经济货币金融的信息流动已非常快速的环境中，价格型工具拥有一些数量型工具不具有的特点和优势。例如，在中国，中央银行利率调整直接影响到居民和企业经济活动的成本与收益，而数量型工具调整在短期内直接受影响者主要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也就是说，价格型工具在时效上可比数量型工具有优势。

但是，对冲型货币政策在使用价格型工具上存在顾忌。前面已经指出，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来自外汇储备的增加。而且，外汇储备的增加又与国际金融市场行情存在一定联系。例如，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经济和金融事实上日益开放，跨境资金流动在所难免，防不胜防，而跨境资金流动的方向和程度显然与国内外利率差别有关。

如果中央银行使用利率工具（提高利率或叫“加息）来应对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带来的国内通货膨胀压力，那么，短期内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进入国内的跨境资金流动量不是减少而是增多。如果跨境资金流入增加，中央银行显然被迫相应增加外汇储备和本币发行，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的规模。一定意义上，这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被迫进一步提高利率。而提高利率则可能引起新的更多的跨境资金流入。

显然，短期内，由于跨境资金流动的必然性，使用利率工具的中央银行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面临一个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银行难免出现对利率工具使用上的顾忌，从而也难免影响货币政策工具使用上的灵活性和效力。

上述两点，即外汇储备增长带来对中央银行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的压力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的牵制效应，已经被许多学者概括为国内货币政策的“外部制约”或“内外冲突”。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事实上因此而受到了不利影响（参见谢平、张晓朴，2002；李扬等，2007）。

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形成对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显著制约。前面多次提到，中国外汇储备形成和增长与人民币汇率体制有密切关系。中央银行进入外汇市场，面对外汇供给超过外汇需求时，出于维持既定汇率目标的目的，需要按照不变的汇价购买外汇，从而形成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体制是外汇储备及其增长的一个“因”，外汇储备增长是人民币汇率体制的一个“果”。

另一方面，当外汇储备积累达到一个庞大规模时，外汇储备本身又可能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一个相关因素。我们知道，外汇储备的本币价值是按照历史汇价形成的，但外汇储备当下的本币价值则应按照当前汇价来计算。如果历史汇价与当前汇价不同，那么，外汇储备的当下本币价值与历史本币价值也会不同。外汇储备的当下本币价值是中央银行必须顾忌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它关系到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平衡。

一般说来，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当本币升值时，外汇储备的当下本币价值就会相对于外汇储备的历史本币价值出现一个减少。通常，在汇率水平变动不大时，这个减少的数额是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汇率水平出现显著变动时，以及在外汇储备已经增大到成为中央银行资产方的一个最重要构成者的时候，外汇储备的当下本币价值与历史本币价值就可能出现巨大差别。世界上所有中央银行都不情愿看到自身资产负债表会因此出现不平衡。

换句话说，小的汇率弹性可容易被接受，大的汇率弹性不容易被接受。这里，“小”与“大”是相对而言，没有绝对标准。一般的情形是，外汇储备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的比重越高，中央银行愿意接受的汇率浮动性的程度就越低。

庞大外汇储备既可以成为支持金融改革开放的因素，也可以成为延缓金融改革开放的一个因素。前面已经指出，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客观上形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一道安全防线，增强了中国应对外部金融风险和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动用外汇储备之一部分补充国内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促进了这些金融机构的体制改革；跨境资金流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事实上也相对减弱了，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客观上也具有对投机性行为的威慑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庞大外汇储备在金融改革和开放方面也有一些不利作用。外汇储备的形成来自对既定汇率目标的维护。在这个背景下，汇率波动的风险，尤其就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而言，事实上降低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汇率波动的风险主要由中央银行吸收了。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国内金融机构基本上不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或者说它们所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事实上不大了。与此相关的是，国内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利率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应缩小。

既然金融机构不面对显著程度的汇率或利率波动风险，它们应对这些风险的能力便不可能得到相应提升。这样，国内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在应对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上就存在显著的差别。国内金融机构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可与国外金融机构相竞争、相比拼，但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就不大可能出现在国内金融市场上的情形。显然，国内金融机构对改革的内在要求就会弱于在一个不同的市场环境中。

在金融开放方面，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一个因素是跨境资金流动，并因此而形成了对金融开放的牵制。大量跨境资金流入在转化为外汇储备增加时，带来了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的压力，带来了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和使用上的制约。为减少这些压力和制约，政策倾向是加强资本帐户管制，即力图减少或延缓对外金融开放。跨境资金流动由此始终成为一个政策担忧因素。

外汇储备增长带来对外汇投资收益率日渐增大的压力。外汇储备作为传统意义上国际储备之一部分，理论上必须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基本原则，即外汇储备资产必须存放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最具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资产项目上。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率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顾忌因素。但是，随着外汇储备增长，在已经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的条件下，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便日益上升成为一个问题。尤其当外汇储备增加伴随着中央银行数量型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时，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更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中央银行数量型对冲型货币政策的一个表现是中央银行票据（“央票”）发行。央票需要支付利息，从而构成了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成本项目。从可持续观点来看，成本必须由收益来弥补，而收益主要应来自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因此，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率是影响对冲型货币政策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相关因素。

如果我们将外汇储备视为一种普通的组合资产，很容易同意说，组合资产的收益率与该组合资产的规模相关。给定金融市场总规模，一项组合资产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平均收益率之间可有显著的、两个相反方向上的差别。精明的组合资产管理人可努力使该组合资产的投资收益率超过市场平均收益率并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随着组合资产规模的增大，任何组合资产管理人都难以做到长久地将本组合资产的投资收益率保持在超过市场平均收益率的水平上，同时还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换言之，追求较高收益率的难度会随着资产规模的增大而增加。

从长远观点看，在谨慎保守风格的精明管理人的管理下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将日益接近于市场平均收益率。任何试图超越市场平均收益率的追求都不得不面临甚至引致更多的风险。中国外汇储备总规模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已是国际证券市场上（尤其是国际政府债券市场上）一支超大型组合投资基金。这笔组合投资基金的收益率越来越接近于国际证券市场（尤其是国际政府债券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外汇储备资产的市场价值波动在所难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波澜，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市场都出现了金融资产价格的跌宕起伏。剧烈动荡不仅发生在一般性的企业债券和股票市场上，也波及到政府债券市场，包括国际主权债市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强震刚过不久，欧元区内又爆发了政府债务危机。近来美国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政府债券市场问题，先有政府债务上限的国会批准问题，后有政府债券评级遭到下调的问题。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和市场价格都出现了波动。中国外汇储备中有很大部分投放在美国和欧洲主权债市场上。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和市场价格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尽管从短期看，种种不利影响已被化解，中国外汇储备的市场价值还在继续快速增长中，投资收益率也保持在正数水平。但从长远观点看，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和市场价值都会因外部因素而受到更大的影响，而且不能排除总体影响表现为或转化为负面的可能性。

除了上面提到的六个方面外，庞大外汇储备还有一些消极效应。在国际上，外汇储备的继续增长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继续实行保守的汇率体制和对外金融微小开放的一个标志，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继续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一个象征。这些说法尽管都有些牵强附会，但不能不承认它们对一些国家的对华经济政策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也是中国经济政策决策应当加以考虑的因素。

总之，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增大，其不利影响方面的表现会越来越多，消极效应的程度也会趋于上升。因此，外汇储备管理的改革应当以积极稳妥的姿态加以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调整也应该努力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