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管运的黑幕
长运官养廉银，依据《云南运铜条例》，凡府佐及州县官，每月六十两，杂费二十两;杂职官每月三十两，杂费十五两。比较云南现任同级官吏养廉银额大致差不多，但实际问题并不在养廉银的多少。嘉、道年间曾任给事中严烺，《重铜政以杜弊累疏》，曾说:“滇省运员之累有二:其一在滇，其一在京。在滇者往往运铜多委亏空之员，希图当下扣其运费以补亏款……而运费之应领于滇者不下六七千，一经扣抵，难以敷用，此泸州领铜时即有卖铜之弊;又不敷用，复有沿途盗卖之弊。其不肖州县，或缺分本无亏空，一闻委运之信，即将官项入囊，装点亏空，明求藩司扣其运费，而一路卖铜为费亦时有之。……在京之累，则户工两局胥吏需索是也。……闻铜运抵大通桥时，运员即与户工两局书吏往来关说使费，议定交贿后始能进局，否则百般刁难，必致兑收无日。”[91]
《类纂》钱币10说:“乾末嘉初，滇省运铜为最苦之差。一经派出，即身家不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属员中，有亏短者，有才具短绌者，有年迈者，本管道府即具报委令运铜。于承领运脚时，即禀明藩司，将所短各数扣留藩库，以致委员赤手动身，止有卖铜一法。所短过多，或报沉失，或交不足数，至参革而止。此数十年弊政也。”
在这样情形之下，长运官不得不沿途私卖铜斤，捏报沉失。乾隆十四年(1749)，清帝谕:“刑部议奏参革云南解铜官吴兴远等亏缺铜斤一案。该解官等始以漫不经心，致铜斤沉失浸损，迨捞获才及得半，辄以全获呈报，复于沿途将铜斤辗转发卖，玩视官物一至于此!即此一案，亏缺铜七万有余。其他侵蚀之案更不知凡几。”[92]清帝又谕:“向来铜铅运京，原有定例，委员往往逾递;及至抵京交部，又复挂欠累累，总由委员捏报事故，所至停滞，以便作弊。而各该省督抚以事不关己，虽有催趱之例，不过行文查报了事，遂至委员任意濛混，肆无忌惮。”[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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