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论铜器折纳

四、元稹论铜器折纳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自幼家贫寒，刻苦自学，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宪宗元和元年(806)举制科，对策第一。穆宗时，曾任宰相数月，后出任同州刺史、越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等职。诗与白居易风格相近，世称“元白”，他们倡导新乐府运动。著作辑有《元氏长庆集》，今有校点本《元稹集》通行。

他议论时政的文章，有涉及货币问题的，特别是涉及钱重、铸钱问题的，有《钱货议状》、《中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和《钱重物轻议》。

唐穆宗在元和十五年(820)闰正月即位，恰逢两税法实施40年，令百官讨论“欲减税则国用不充，欲依旧则人困转甚，皆由货轻钱重，征税倍加”，元稹、杨于陵都曾上议状，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他认为“钱货之轻重，不在于议论之不当，患在于法令之不行⁽⁴⁵⁾”。依他之见，老百姓的极度贫困，不在于各种赋税的暗中增加，而在于不断地被剥夺。今天的赋税全国有统一的法令和同一个标准，“然而廉能临之则生息，贪愚临之则败伤。盖得人则理之明验也，岂征税暗加之谓乎?”遴选廉洁干练的官吏来治理，百姓就能得到生养蕃息，选派贪婪愚顽的官吏去管理，国家百姓则都会遭殃。这就是任用得当与不得当的明证，哪里是因为暗加赋税。他通过例证做进一步的说明。用人得当，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哪里是因为钱币短缺，物价跌落造成的。基此，他向刚刚君临天下的穆宗挑战式的提出:如果真能禁止藩镇大臣不时的献纳，制止度支使转运使不正当的进贡，杜绝贿赂馈赠，节制奢侈浮靡，严厉风纪法制的举动，加重对贪赃受贿的处罚，严格考核审查的条例，慎重遴选管人的长官。“元和已来，初有公私器用禁铜之令，次有交易钱帛兼行之法，近有积钱不得过数之限，每更守尹，则必有用钱不得加除之榜。然而铜器备列于公私，钱帛不兼于卖鬻，积钱不出于墙垣，欺滥遍行于市井，亦未闻鞭一夫，黜一吏，赏一告讦，坏一蓄藏”，以此类推，古往今来，用什么做币材，钱币的轻重调度，铸大钱，禁贮钱，禁器用，“皆可以救一时之弊也。然而或损或益者，盖法有行不行之谓也”。关键还在于法令能不能一贯到底的得到实施，这是头等重要的，否则，再好的法令规定也是枉然。未听说过鞭笞一人，贬斥一吏，赏赐一个告发的，毁坏一处蓄藏，“岂法不便于时耶?盖行之不至也”。不是法令不适用，过时了，而是因为未实行或行之不到位，所以，只要“诚能采古今救弊之方，施赏罚必行之令……岂待愚臣盗窃古人之见，自称革弊之术哉”!这样换个角度，审视钱荒治理问题，不能不说是针砭时弊的良药，的确是需要具有胆识、魄力和责任心的。这个认识应该得到肯定。元稹提出的这个问题，看似与解决钱荒无直接关系，其实正是从正本清源的高度，从整饬吏治的本源入手，试图触及晚唐的痼疾，正是其他论述者所未触动或回避的要害所在。本应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认真对待。

第二篇奏状的论述要点，在铸钱问题上。元稹提出自己的认识，一是不同意中书省门下省“欲令诸道公私铜器，各纳节度、团练等使，令本处军人熔铸⁽⁴⁶⁾”的拟议。即准许诸道自行铸钱，本钱要从留给州使用的钱中支付，不能用实物充抵。一年后停止铸钱。出产铜铅的州府，可以大量铸造钱币的地方，每年把本钱充实给铸造者。因据元稹“等约计，天下百姓有铜器用度者，分数无多，散纳诸使，斤两盖寡。创置炉冶，器具颇繁。一年勒停，并是废物”。一句话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百姓使用铜器的本来就不多，集中到官府的又很少，役炉铸钱需要很多器具，熔铸一年就停产，全部废弃不用，不是等于白白浪费了吗?投入产出比较过后，太不合算。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军人既未素习，熔铸亦恐甚难”。军队没有经过熔铸钱币的专门培训，并不掌握熔铸钱的专业技术，一定是件难事。因之潜台词是，不知是福是祸，是赔是赚的不确定性，着实令人不安。第三是留给有定额，垫用给州县的钱，铸钱方面必然会影响到“百事久缺，不应时须”。各种地方上等着办的事务，会因经费不到位而被搁置或延误。

元稹建议“请令诸使诸州一切在所，许百姓以铜器折纳税钱，并度支给价收市。每年每季，随便近有监冶处，据数送纳”。准许百姓以铜器折纳税款，由度支使给价收购。每年每个季度，就近监冶处的地方按数送交。他以为这样做既不要新建熔炉，“无创置之劳”，又可保证工匠训练有素，专业技术有保障，不为本钱烦扰，自然有利益有好处。元稹在钱货政策上的“约计”，约摸计算虽是粗略的估摸，但可想而知，既节省了开支，又能够保证质量，见到效益，自然是有利适。体现出他的比较成本、管理思想的意识、理念。在策划建议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先谈吏治，整顿官风，再具体规划设计方案，经过比较考证，提出最佳方案。这种责任心，办事风格，完全不像是诗人，倒是干练的管理官员的丰采，值得我们今人颂扬、学习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