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资对中资企业的竞争

要检验中日纱厂的竞争力，最佳时机莫过于1923年的纱厂危机中它们的表现了。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中资纱厂的弱点暴露无遗，相应地日资纱厂的优势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场纱厂的全行业危机，是检验各家纱厂竞争力的试金石。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取得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并且在战争结束的几年内也表现良好，各工业企业的利润虽不如战争时期那么惊人，还能维持在10%—20%的较佳状态。在这一繁荣时期，中国的棉纺织业更显得一枝独秀，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先行者。但1922—1923年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整个行业陷入萧条，很多企业面临破产（已有几家被债权者或他人收购），这个相对繁荣的经济进步时代结束了。

1923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花贵纱贱的怪现象。由于自一战以来纱价日渐高昂，棉花价格也水涨船高，由此导致棉纱成本上升，但是1923年棉纱价格频频跌落而花价逆市上涨，使得中资纱厂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机。危机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棉花供应的不利形势；其次即为中国政局混乱和外资强力竞争造成的不利市场因素；最后，战时繁荣所掩盖的中资纱厂自身所固有的弱点造成无法有效应对危机。

棉花价格快速上涨的主因是供给减少而需求增加。一战前美国的棉花产量是1400万至1500万包，1921年下降到830万包，1922年略升为944万包。美棉产量减少时正逢战后各国棉业恢复生产，特别是占世界1/3纱锭的英国与快速扩张的日本纱厂（有440万枚纱锭）都依赖进口棉花。因而美棉市价出现暴涨。由此牵动印度棉花行情也上涨。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三棉产国（一般年产1000万—1500万担之间）^[20]，在1921年和1922年也因旱涝灾害造成减产，特别是作为中外纱厂汇集之地的上海所处的江苏棉区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大量减少，植棉面积从1920年的1247万亩减少到1923年的816万亩，棉产从1920年的302万担减少到1923年的149万担。^[21]与世界与中国棉花供应均大幅减少相反，中国市场对棉花的需求却是大幅度上升。从1918年到1922年，中国纱锭总数从160万枚增长到375万枚，增长了2.34倍，亦就是说棉花需要总量增长了2.34倍，而同期原棉供应却只从1022万担降至542.9万担；同期的棉花进口也没有能够弥补这个巨大的缺口：加上进口原棉，中国市场上原棉供应也从1919年的1046万担降到1922年的721万担。^[22]同时，外国在华纱厂也使用了大量原棉，比如日资纱厂的纱锭同期增长了3倍，大大快于中资纱厂的增长；占中国纱锭总数比重从26.4%增长到36.4%，总数达126.8万枚。更离谱的是，在中国市场原棉如此短缺之时，日本还大量从中国市场进口棉花，总数占到中国商品化棉花的近25%。^[23]如此之大的市场缺口只能导致棉花市价飞涨。

表6—13表明棉花市价从1922年10月开始持续上涨，到1923年1月突破每担40两，在此价位上保持到10月；从11月起继续上涨到每担47两。但这还不是棉花的最高价格，到1924年6月，终于涨到每担49两的顶点。^[24]与此对应的是，棉纱的价格不仅没有保持平衡或上涨，反而是一降再降，从1919年每包赢利50两降到1922年每包要净赔14.75两。^[25]就是如此低价，也是供大于求，有价无市，上海市场上棉纱交易从1921年9月最高交易额41.8万包一路下降到1922年1月时最低只有7万多包，很多纱厂不得不停工。

表6—13 棉花市价的暴涨

据估计当时25%到30%的中资纱厂全部停产了，这种困难局面一直持续到1925年才有基本改观。当然，也不是全部纱厂都在亏损，也有几家中资纱厂保持微利^[26]，但日本和英国的在华纱厂却处于最佳境地，“尽管1922年的工厂收入低于往年，但从大体上看，还是令人满意的。”^[27]至于日资纱厂，日本棉花株式会社1923年上期的赢利比1922年同比增长27%，红利则达22%；内外棉与上海纺的赢利也只是比往年稍差而已^[28]。

表6—14 中国16支纱每包的生产费与利润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资纱厂先后提出了禁止原棉出口、减工和发行公债等挽救措施。

为阻止棉价上涨、消除纱厂原料供给方面的障碍，中资纱厂联合要求政府暂行禁止原棉出口。^[29]与此同时各纱厂还想以减少产量以维持棉纱市价，华商纱厂联合会在征求各省纱厂意见并在收到一定数量的赞成意见后决定，自1922年12月18日起工作时间缩短25%，时间暂定三个月，如果市场不见起色，则另采取其他办法。后来不得不延长执行期限，并进一步减工50%，各纱厂或取消夜班或关闭半数纱锭以实现减工半数之目标。但上述措施很快就行之无效。北京政府在1922年11月正式颁布政令宣布禁止原棉输出。但禁令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外交使团的一致反对，北京政府被迫在1923年5月宣布取消禁令。

减工措施失效的原因则更为复杂。一是有机会取得订货的纱厂不会遵守减工规定；二是减工实际上反而增加了成本，因为工厂运营的成本将由更少的产品去分担；三是世界市场不会因中国纱厂减工产生任何变化；四是在中国市场上也只能取得部分效果，而享受此种好处最多的反而不是中资纱厂而是日资纱厂，因其棉纱成本大大低于中资纱厂、更不会遵守减工规定，能够从市价稳定中获利更多。

针对中资纱厂普遍缺乏运营资本问题而发行公债本来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实行起来还是因为涉及条约权益受到外国干涉而归于失败。发行公债1923年3月由穆藕初提出，拟由海关附加税担保发行3000万两公债助“华商纱厂之生存”，不行；又以征收棉花出口附加税代之，又因外交团干涉而中止。中资纱厂的资本问题是一个涉及纱厂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30]由于缺乏资本，中资纱厂多重视固定资产投资而很少有流动资金；由于缺乏资本，很多纱厂被迫举债而背上沉重的利息包袱；由于缺乏资本，很多纱厂建设因陋就简，勉力维持；由于缺乏资本，很多纱厂无法利用新花上市低价之时补充库存，产品低价之时也不能不卖……尤其在与日资纱厂资本充足、可随时在有利价格下补充原棉相较之下，更暴露了中资纱厂的脆弱。

中资纱厂所面临困境的解决办法有些是经济问题，如可以多建织机消化棉纱、产品多样化、转向细纱生产；但中国市场在纱厂危机之时仍充斥外货、棉花照常出口、外资纱厂照常生产，就不是一般经济手段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中资纱厂可以自行解决的。这些问题都涉及中国的关税主权问题以至政治独立问题。

[1] 上海纺织所有四厂只有动力总数统计，但并不影响以纱锭与织机为基准的动力分配统计。

[2]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附录一“中国纱厂沿革表”，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31页。

[3] 《四月十七日大生一厂股东常会议事录》（1922年），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4] 此为该厂最初新设织机数字，而其他日资纱厂最少也在500台以上；反观中资纱厂则有多家在200余台。

[5]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5页。

[6] 《大生一厂股东常会议事录》（1923年7月23日），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7] 荣氏兄弟独立发展纱厂的过程可以参考朱龙湛《荣氏兄弟和申新一厂》，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84—85页；［美］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程麟荪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5页。

[8] 朱龙湛：《荣氏兄弟和申新一厂》，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85页。

[9] 王赓唐等：《记无锡著名的六家民族工商业资本》，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经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10] ［美］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表11《申新与中国其他纱厂的资本、纱锭与布机》，程麟荪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5页。

[11] 马俊亚：《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形成的经济因素》，《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2] 关于郭氏兄弟早期经营永安百货的成功之路，可参考姜伟《“百货大王”郭乐与上海永安公司》，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经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197页。

[13] 姜伟：《“百货大王”郭乐与上海永安公司》，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经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205页。

[14] 陈立仪：《郭氏集团与永安纱厂》，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3），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96—97页。

[15] 朱荣华：《张謇与南通大生纱厂》，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经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2页。

[16] 具体可参考［日］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60—182页。

[17] 《1923—1947年大生纱厂第一纺织公司企业规模和盈亏情况一览表》，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附录二表一“大生纱厂第一纺织公司历届股本实况表”，前引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18] 《大生一厂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届说略》，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19] 《十二月十四日大生三厂股东常会议事录》（1926年），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183页。

[20] 中国棉产的详细情况可参考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26—28页。

[21] 内外棉株式会社：《1935年二月调支那棉花事情》，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2，顺序号224，第19页。

[22] 参见《中国棉花之供求数额，1919—1929年》，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38页。

[23] 中国棉花商品化率只有60%，而1922年与1923年两年出口到日本的占到中国棉产量的14%。可参考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49—51页。

[24] 《1922年10月—1924年6月上海通州棉花平均行市的演变》，白吉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华商纱厂危机》，《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5辑。

[25] 根据英国人皮尔斯（Arno Smith Pearse）的计算，从1923年1月到1924年7月华商纱厂平均每包棉纱的亏损在8.45—14.15两之间。A.Pearse，The Cotton Industry of Japan and China，Manchester，1929，p.157.

[26] 这些企业一般位于外资很难到达的内地棉区，具有原棉、市场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另外就是具有与日资纱厂几乎相当的集团内部化优势（如申新与永安），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消化市场不利条件，即使如此也只能做到勉力维持。

[27] 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卜乐特（H. J. Brett）给英国使馆的报告《1923年6月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形势》（上海），转引自白吉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华商纱厂危机》，《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5辑。

[28] 1922年到1924年，中资纱厂的平均利润率分别为12.7%、6.0%、3.4%，相应地日资纱厂的平均利润率为51.3%、24.3%、24.1%。具体请参考《主要纱厂的资本纯益率（1922—1936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39页。

[29] 潜园：《最近吾国纺织界之五大问题》，《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23年第4卷第2期。

[30] 《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23年第4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