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宗棠西征借款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别字朴存，湖南湘阴人。1832年中举人，三次会试不第，做乡村塾师。太平军起义后，他支持曾国藩办团练，为湖南巡抚骆秉章慕僚，深得骆的信赖。1860年，由曾国藩保举，清廷特旨任左宗棠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他招募“楚军”五千人，赴江西、浙江镇压太平军。1862年任浙江巡抚，旋任闽浙总督。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次年2月，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西上“攻捻”、“攻回”。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又率军出征新疆，成就了收复新疆伟业。左宗棠督师西北十四年，功过是非，另作评论，本章就西征期间举借的外债，即史称“西征借款”作历史的考察与分析。

一

左宗棠督师西北，最感棘手的是筹措兵饷。为了养兵，为了购办粮食器械与军火，必需巨额经费。但一切费用之所出，都来自各省的经济，即户部分拨的所谓“协饷”。虽然清廷严令各省应解，否则应予处分，然各省非为愆期，即属短敷。左宗棠为了求讨协饷，运用各种关系，软求硬讨，然而仍然有解有不解。“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东华录》。以致军饷奇绌，困苦万状。左宗棠奏疏云：“臣二次督师入关度陇，各省每年解到协饷约五百万两。合捐输入款，极力撙节支销，截长补短，挪东掩西，每年亏挪勇饷百数十万两。”《东华录》。在此情景下，左宗棠奏谕清廷举借洋款，核准后，由所派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经理其事，先后六次向外商与外国银行借款，现分述如下。

第一次借款成立于1867年4月29日。左宗棠嘱胡光墉“试就上海洋商议借关平银一百二十万两，照江苏办过成案，由关税项下拨还”。胡光墉禀复，“现与洋行议定允借。惟据洋商称，现值丝茶两市方兴，需用甚多，其息银须较前加一二厘，以示体恤”。左宗棠允其咨会海关，各省督抚臣，“将各省同治六年七月份起十二月份止六个月，应协甘饷银数，咨行闽海各关监督出印票，督抚加印，向洋商借银一百二十万两，迅将印票发交胡光墉，会同江苏苏松太道应宝时，与洋商交割，一面即汇总山西解州，一面遴委员弁持汇票迅解臣营，由臣给印谕提用，以期便捷。计闽海关代借银二十四万两，粤海关代借银二十四万两，浙海关代借银四十二万两，江汉关代借银十二万两，江海关代借银十八万两。均由各关监督出付印票，并由督抚臣加盖关防，给洋商收执，在本年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月，各关关税项下拨往洋商”。由曾国藩等督饬各海关监督，按照左宗棠所定数目，出给印票，发交道员胡光墉等，向洋商支借。胡光墉向上海洋商借银120万两，每月利银一分三厘。

第二次借款成立于1868年1月22日。第一次借款，拨甘省津贴陕军及庆、泾一带甘军，并酌济客军外，不敷年终之用。1868年10月9日，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数月以来，匀留各营饷项，以为敷衍之计。新旧各营饷项，已积欠三、四、五月不等。近派马队赴晋省东路，发给两月行粮，骤提银五万余两。瞬届年终，各营稍事点缀，所留供挹注之各营存饷，亦无几矣！而需用繁亟，更倍蓰于初。”拟用第一次借款的办法，“再由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各海关监督出给印票，由各督抚臣加盖关防，交道员胡光墉等借洋商银二百万两，会同江苏苏松太道应宝时，与洋商交割，由江宁、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各藩司，于同治七年二月至十一月，连闰十个月，应协甘饷下，按月拨解各海关发还洋商清款”。1868年1月22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称左宗棠援案筹借洋银200万两，“则利息太重，又未免过于吃亏。再四筹商，因思四成洋税一项，虽系奏明解部之款，然有款可以抵换，似不妨暂为通融办理，免得多出息银。拟令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各海关，按照左宗棠原拟代借之数划为二：一半由应解都库四成洋税项下先行提出，飞速解交左宗棠军营支用；一半由各海关出具印票，由各督抚臣加盖关防，交胡光墉向洋商借用”。这样仍凑足200万两，“既可节省息银，又可不误军需”。

第三次借款成立于1875年4月26日。1874年11月12日，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饷源顿涸，“总全局之计，非确得实饷三百万两，难以支持”，“筹维再四，断非息借洋商巨款，不能权济急需”，“饬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筹措洋商银三百万两，分批汇解臣军”。胡光墉向英国丽如银行筹借库平银200万两，向怡和洋行筹借库平银100万两，利率均常年一分零五毫。借期定为三年，每半年偿付本息一次。由浙海关、粤海关、江海关认保。其手续与第一、第二次借款同，惟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别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转知驻港总领事，命令总税务司转饬各海关。1875年4月26日，总理衙门议准左宗棠借洋款并知照税务司。《军机处录副折》。

第四次借款成立于1877年8月11日。左宗棠整军出关，军需应用火器、子药、皮棉衣裤、毡包棚帐，驼骡马匹、采买、制造、转运输费大增；关以内马步百余营，盐运、饷乾、薪炭、公费，地方津贴诸款，每月仍非数十万两不能点缀。1876年1月10日，“出关马步各营，已调赴凉州，合队待饷进发，各路粮运价脚，待银应付。禀牍纷来，急如星火，臣无以应也”。于是左宗棠提出：“应恳天恩，俯念陇饷涸竭，事机急迫，俯准援照台防成案，允借洋款一千万两，仍归各省关应协西征军饷分十年划扣拨还。”《军机录处副折》。1月20日，左宗棠提议，由南洋大臣沈葆桢代借洋款。1876年2月1日，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议准借款并饬沈葆桢“即照该督所请妥速筹办，以期无误事机，得资进取”。

此次筹措巨款，仍以各省应协西征薪饷应拨款内分年拨还，故遭有关省的责难。1876年2月24日，两江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吴元炳陈述：“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十年还清计之，耗息约近二百万，不几虚掷一年之饷乎？若照数乘除，则西征仅约四百余万实饷耳。前届之三百万，至光绪四年始清，而续借之一千万，今年即须起息，明年即须还本。海关应接不暇，而西陲之士饱马腾，不及两年涸可立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备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中兴之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也。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一掷也。”《军机处录副折》。福建巡抚丁日昌亦在1876年3月10日上奏：“以一千万两，分十年计之，除还本银一千万两外，须添出利银一千万两。合之前借五百万两，计每年须贴洋人息银一百五十余万两。国家经费有常，岂能骤增此意外巨款。海与洋事最宜界线分明，今以洋税抵洋债，辗转作扣条目混淆，将来必有不清之日。万一海疆有事，关税不能如常，本息不能照清，洋人藉口盘踞自行征收归款，尔时噬脐无及为患，胡可胜言。”《军机处录副折》。主张洋债不宜多借，谨拟变通办法，以纾国计。1877年7月6日，左宗棠再奏借定汇丰银行洋款500万两。同年7月25日，总理衙门议准左宗棠上述借款。

胡光墉托上海汇丰银行经手，代为签名，发给债单向外国告借伦敦镑数，计英金1604276镑10便士，合中国关平银500万两，年息一分。由于英商汇丰银行货币为先令，由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预备先令价落赔垫，故德商为1.25分计息。“此项借款分十四次本息摊还，每一次以一百七十七日为期，共十四期，计二千四百七十八日，合计七年，本息还清。持上海、宁波、广东、汉口四关关税作抵，到期还银。”《军机处录副折》。

第五次借款成立于1878年10月9日。针对第三、第四次举借外债的众多责难，清廷曾声明以后不得再借外债。1878年9月12日，左宗棠函商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嘱其向华商议借巨款，并准照泰西章程设立公司、洋行，纠集众商，凑资待借，意楚弓楚得，利益归之中华，而取携又较便也。旋据胡光墉复称，即日赴沪创设乾泰公司，招集华商，议以五千两为一股，叫华商各自拼凑，合成巨款以待。而华商颇以商与官交，事属创行，终多疑虑为词。经胡光墉再三譬晓，以来札准一切照洋款成案，事本一律，别无可疑。各华商虽允以175万两出借，而心尚犹豫，未能释然。维时，汇丰洋行商人见创设乾泰公司已有成议，自议以洋款175万附入华款出借，合成350万两，不居洋款之名。胡光墉比以来札设立公司，系专指华款，如羼入洋款，未免歧互，与札意不符，婉词回复。而洋商又称：此次如允洋商附股，并可不由总理衙门及税务司印文印押，以免周折。胡光墉察其情词真切，并可使华商释然无疑，乃飞禀请示：一面援照向意，各备信银交存公司，定议每月一分二厘五毫起息，由粤海、浙江、江海、闽海、江汉五关出票，督抚盖印，六年本息齐还清款。每年两次，每次以六个月为一期。以六年十二期合计，每年需银50余万两，五关匀摊，每关每期不过增银数万两；兹清还前次借用洋款本息，均仍由各省应协西征饷项内划抵。1878年10月9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议准左宗棠向华洋商行各借银175万两。“照左宗棠借定银数，转饬各海关监督出票，由该督、抚加印关防，发交道员胡光墉妥为筹办。”《军机处录副折》。

第六次借款成立于1881年4月28日。左宗棠经胡光墉向英汇丰银行借英金1255350镑，折合库平银400万两，分六年还清，年息0.975分。“其息银六个月一付，分六年十二期付清；其本银则先两年停还至第三、四、五、六等年，每年还银一百万两，还本减息，仍作四年完结，如期由上海采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此次借款，先是左宗棠在兰州省城雇德商泰来洋行之福克经营织呢局，福克告知：彼国亦有商款可借，条件务以优惠。左宗棠当拟向借银400万两。会奉诏入京，未有成议。嗣继任之杨昌浚与刘锦棠等以甫经接任，筹饷艰难，仍请左宗棠借筹。左宗棠复饬胡光墉在上海治借外债。因为德商与英商竞争关系，故利率低，手续也简便。

惟借款成立后，胡光墉先扣存10余万两，左宗棠留支带在直隶各营饷46万余两，又划还以前借用本利200余万两，故实在解至甘肃者，仅130余万两。胡光墉所侵行用补水等银106784两，后以胡光墉产业变价扣抵。

西征借款除上述左宗棠委胡光墉经办的六次之外，还有各地为凑交西征协饷而举借外债，如福建凑交西征协饷借款。福建巡抚丁日昌于1876年3月26日向洋商举借20万元，凑交西征协饷。“福建提前预解西饷一年零三个月，计需银六十万两。兹于藩盐各库正款，杂款及兵勇本月应发粮饷内提借，罄其有，计共得银三十万两，尚欠三十万两。除在各项凑借，并由臣日昌与藩司葆亨，向洋行借银二十万两。以上共凑符六十万两之数，即日由轮船汇交沈葆桢处汇齐，解至左宗棠大营，俾应急需。”《军机处录副折》。

二

西征借款是与左宗棠督师西北的事业联结在一起的。他在东南各省参加了镇压太平军，而后率军镇压回民和捻军起义。接着，他率军讨伐阿古柏，先后收复天山北路和南路，1878年收复和阗，击垮阿古柏政权，使英国、沙俄利用阿古柏分裂天山南北的阴谋破产。因而他举借的西征借款，其性质与所起的作用，必须历史地加以考察，寻清其背景、了解其确实的用途，才能作出评价。第一、二次借款，用于“攻捻”、“攻回”，镇压捻军与陕甘回民起义，而第三至六次借款，则是为反对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讨伐阿古柏，属“塞防”之所需。现分述如下。

捻军在“流动作战”两年以后，决定一分为二，由赖文光率部分捻军在中原坚持斗争，此部称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部分捻军西进陕西“以为犄角之势”，称西捻军。西捻军入陕，联络陕甘回民起义军，形成联合作战的局面，在与清军作战中，不断获胜。特别是1867年1月的陕西灞桥战中，击毙湘军提督杨德胜、总兵肖德杨等，西安震动。左宗棠在清廷催促下赴陕督办军务。左宗棠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向清廷提出西征方略：“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左宗棠的这一个方略是务实的，它成为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以及进军新疆的基本指导方针。左宗棠还以“治凋敝之区，与戢方张之寇，非得形成巨款筹办一切，何能放手做去”，提出“趁此时尚未入秦，因筹一通融之法”，“与其入秦后，因待饷之故，遇事牵制，坐失机宜，曷若筹借巨款，一气贯注”。于是，左宗棠在各省“协饷”无着的情况下，向清政府建议向“上海洋商议借银一百二十万两，照江苏办过成案，由关税项下拨还”。此为西征第一次借款。

1867年7月，左宗棠到达陕西后，针对西捻军进逼西安的现实威胁，采取了“剿捻宜急剿回宜缓”的作战方针。为此，左宗棠把所部分为“剿捻之师”(主力)、“剿回之师”、“兼讨回捻之师”，企图分割西捻军与陕甘回民起义军的联系，集中力量包围聚歼西捻军。西捻军为了摆脱左宗棠的包围，决定放弃对西安的进攻，于10月底11月初，向陕北转移，连克安塞、延川、绥德，打乱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12月初，西捻军接到东捻军在山东陷入重围的救援信，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由陕西东进，经山西、河南，入直隶，威逼北京，以调动、牵制清军，解东捻军之围。为此，张宗禹率西捻军2万人兼程南下，12月17日抢渡黄河成功，进入山西，1868年1月初越过中条山，突入河南。西捻军如此神速的举动，大大出乎左宗棠的意料之外。于是，左宗棠一面命刘松山、郭宝昌两军“紧追痛剿”，一面亲率步队“由晋省东趋，觇贼所向，出贼之北，由直隶南路出兵，冀与追军收夹击之效”。与之同时，左宗棠于1868年1月9日再次上奏清廷，声称：“臣所收各省协饷及洋商借款……本即不敷年终之用。……新旧各营饷已积欠三、四、五月不等”，而且“移涉汉民有费，安抚降回有费”，“收抚从匪穷民又有费”，“兴办屯田又有费”，“撤遣勇营更需巨费”。为此，左宗棠提出按照前次西征借款，再“筹借洋商银二百万两”，并要求清廷“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饬赫德会办此事，督饬上海税务司划押，以期速成，而息银亦冀可稍省”。政府斟酌再三决定将“左宗棠原拟代借之数，划为二：一半由应解库四成洋税项下，先行提出，飞速解交左宗棠军营支用；一半由各海关出具印票，由各督抚加盖关防，交胡光墉向洋商借用，仍照左宗棠所拟由江宁、浙江、福建、湖北、广东于同治七年三月至十一月连闰十个月应协甘饷项下，按月拨解各海关发还洋商”。此为第二次西征借款。

西捻军失败后，左宗棠于1868年11月回师陕西。此时，陕西回民起义军在左宗棠“剿回之师”的镇压下，大部归于失败，余部进入甘肃。左宗棠鉴于东南、中原先后平定，要求清廷准许设立西征粮台，由其亲信袁保恒督办，由各省每年“协解”810万两，以供西征，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于是，左宗棠决计集中力量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左宗棠分兵三路向甘肃进发。在进军途中，左宗棠执行了“只分良莠，不分回汉”，“先抚后剿，剿抚兼施”的政策，并针对回军互不统属的特点，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在左宗棠的分化、拉拔及血腥镇压下，甘肃回军作了顽强抵抗，并使清军“死伤山积，屡失大将”，终因双方力量悬殊，陕甘回民起义继西捻军失败后又告失败。

第一、第二次西征借款，解决了用兵西北中协饷不济情形下的浩大军需开支，成为左宗棠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财政杠杆，因而属近代中国外债中的恶债。

左宗棠自1866年(同治五年)奉调陕甘总督至1874年在关陇平捻平回，前后历时七年。清廷认为左宗棠克蒇大功。左宗棠认为自己的事业并非到此为止，关陇虽平而新疆尚未收复，西北回民的“叛乱”并未全部戡定，力主出兵新疆，还我金瓯无缺。正当左宗棠部署用兵新疆之时，台湾发生牡丹社生番杀害琉球遭海难人民之事，日本派兵渡台，声言实行“膺惩”，大有开战可能。清廷主张暂停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撤西北用兵之饷以建设海防，发生了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的问题。左宗棠具疏复奏，力陈塞防的重要性，坚持用兵新疆。军机大臣文祥力排众议，支持左宗棠的用兵主张。1876年7月，清政府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名义，率军前往新疆，讨伐阿古柏。

阿古柏是19世纪中叶中亚细亚浩罕国封建主。1864年，新疆发生反对清朝统治的举事，他受浩罕摄政王派遣率军于1865年侵入新疆。数年间“乃尽有南路八城”，“地极辟展”。曾毓瑜：《新疆清寇记》，《征西纪略》卷四。辟展即现在的鄯善，在吐鲁番以东。阿古柏占领的地区除新疆南路外，北路占有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等地，东北到辟展以东的七克台。1867年，阿古柏建立“哲德莎尔汗国”，自称“毕调勒特汗”。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所建立的政权，是一个浩罕入侵者的政权，是沙俄、英国分裂中国领土新疆的罪恶工具。出兵新疆，讨伐阿古柏，消灭入侵者的反动政权，是正义的，符合民族利益。

新疆远在西陲，千里黄沙，号称瀚海，无论行军作战，转运粮饷，筹集经费，都要比陕甘用兵困难得多。

左宗棠在出兵新疆前，在军事工作部署的同时，在粮草、军饷方面采取了措施，为准备出兵新疆而在各地采办粮食，分地储存。截止1876年4月，由甘肃运至安西哈密的，约1000万斤；哈密运存古城子的，约400万斤；由归化和包头运存巴里坤的，约500万斤；从宁夏运存巴里坤的，约100万斤。另外他还从俄国境内买粮480余万斤，经北路运存于古城子。以上合计，约共2480万斤。采办这些粮食要钱，要运到前线，长途转运，其耗资更巨。左宗棠奏稿中新疆之役的运输费的若干资料，肃州购粮每百斤需银5两5钱，运到巴里坤，运费约为粮价的三倍。兵饷支出的猛增，筹饷的问题更为突出。因而早在1874年11月12日，左宗棠就奏请“饷源顿涸，筹借洋款”，“现据后路台、局禀报，合臣现在挪借各款，积欠已数十万两无款拨还。应发各项，无款筹发。而西路出关采运脚价，需发现银，尤难缓待。虽由臣酌定三联银票，饬司盖印，发交各粮局行用，以两个月为度，如期发银，稍资支展。然使届期无银发给，则失信小民，以后遇有缓急，必致无可周转。此出入两抵不敷数目，及办理竭蹶实在情形也。时届年终，百数十营，照向章应发一月粮饷。年前三个月与明年春月，应发各军盐菜、粮价、马干正款，又需及早筹算。总全局计之，非确得实饷三百万两，难以支持。其地方营具一切杂支，尚无论也。筹维再四，断非息借洋商巨款，不能权济急需”。此为西征军第三次借款。此次借款虽经户部议奏核准，分批汇解左宗棠，但迟迟未得汇解前来。1875年4月，日本出兵侵入台湾，各部以台湾危急，停解西征协饷。左宗棠实出无奈，于同年4月19日再奏，“应发盐菜粮价；出关采运价脚，应发未发之款，积欠累累，无可设措。窃虑部复到迟，迫不及待。一面飞饬上海、湖北、陕西各台局委员胡光墉、王加敏、沈应奎等，先筹借银一百万两，赶解臣军，俾济急需”。4月26日，总理衙门议准左宗棠奏折，并知照税务司。广东巡抚张兆栋、浙江巡抚杨昌浚等分别于7月13日、10月31日奏折，报告筹借陕甘协饷并划还洋款数目日期。

在甘肃所做的西征准备大致完成后，左宗棠于1877年3月13日由兰州移节肃州，展开了对新疆的军事行动。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左宗棠采取“缓进速战”的战略，同年5月，清军陆续攻战吐鲁番、达坂城和托克逊等重要城镇，阿古柏自杀于库尔勒，至同年9月，肃清天山北路。在这一作战过程中，消耗的军火与粮食极多，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存储补充。1877年7月6日，左宗棠再奏向汇丰银行借洋款500万两。同年7月25日，总理衙门议“准其借用五百万两”，并说“现在左宗棠大军迭克坚城，军务正在得手，自应宽筹饷项，以资接济”。其借款之波折，经过与结果，已如前述，不再赘述。第四次西征借款，保证了清军继续出征，收复了新疆其他城镇。

阿古柏死后，在俄、英的扶植下，他的儿子伯克胡里继续挣扎，依然自称为“汗”，清政府拒绝了英国的所谓“调停”。1878年1月，左宗棠率军收复喀什噶尔，伯克胡里由布鲁特逃往俄国境内。

左宗棠收复新疆，而新疆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沙俄占我伊犁犹不肯交还。清政府派崇厚前往交涉，沙俄要索赔款280万两，又割伊犁附近的要隘。消息传来，左宗棠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用武力收复伊犁。清政府命曾纪泽与沙俄谈判，命左宗棠统筹战守事宜。左宗棠建议新疆设省，在收复地区进行兵屯、民屯，以及浚河渠，建城堡，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和分设义塾等复员工作。左宗棠奏请浙江巡抚杨昌浚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新疆善后诸务毕举，经费尤巨，左宗棠于1878年9月12日，奏议筹借华洋商款350万两，以济要需。此为第五次西征借款。

第六次西征借款是左宗棠在新疆作了政治、军事、经济部署，离开西北晋京任军机大臣之际举借的。“各省、关每年应协甘肃、新疆实饷八百余万两，因历年悬欠过多，臣前于陕甘总督任内，奏奉谕旨，自光绪五年起，每年解足实饷五百万两，以三年为期，俾得及时兴办一切事宜。”“计光绪五、六两年，新饷到甘者，仅止六百数十万两。迩洋防戒严，各省、关有所借口，而饷源更不可问侯，维时俄事尚未成说，关外各军均新调换防兵勇以重边务，而协饷解济不前，应发之军饷与应增之军需，应备之军械，应储之粮料，无从设措。”“不得已，饬陕、鄂、沪各台、局息借华商银九十余万两，暂资敷衍”，现在西征军事结束，“亦不欲贻累替人”，遂于1881年4月28日上奏清政府，请求允许向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利息8厘，由陕甘藩库担保。同日，清政府予以批准，是为第六次西征借款。这次借款是左宗棠西征的最后一次借款，带有明显的善后性质。“臣卸篆北上时，与刘锦棠、杨昌浚晤谈，均以甫经接任，筹饷维艰，属臣代为借署。”《军机处录副折》。

左宗棠攻捻攻回，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历时十四年，在这期间还创办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军事工业，制造洋枪、铜帽和开花炮弹等军火。在创办的民用企业中，最著名的是兰州机器织呢局。左宗棠创办的近代企业，在西征中解决了部分军需，在中国近代化中具有深远意义。他举借的西征借款，占西征军需的15％，用于平捻平回的占12％，用于新疆事业的占88％，其作用如同他政治上、军事上的事业一样，既在镇压人民反清斗争中起了作用，又成就了他收复新疆的伟大事业。

三

西征的六次借款，第一、第二次借款是向上海洋商借的，第三次借款是分别向怡和洋行、丽如银行借的，第四、第五、第六次借款均向汇丰银行借的。六次借款合计1595万两，其中向洋商借款为320万两，向外国银行借款为1275万两。西征借款与以前各次借款相比，有其显著的特点。

第一，西征借款均在事前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65年前的各次借款，均是“先斩后奏”的形式，即地方政府先借款后向中央政府奏报，它本身就是清政府为镇压国内农民起义下令各地“就地筹款”的产物。西征借款均是左宗棠提出建议，经清政府核准后才由各海关代借的。因此，可以说，西征借款是近代中国外债史上的中央政府正式对外国举借的国债。

第二，西征借款受到海关税务司的干涉。以前各次借款，大都是地方政府以关税为担保，一般由当地海关税务司或外国驻华领事媒介，“有时债券经海关税务司签署，但亦有未经签署者”。以前借款，海关税务司只起中介人作用，而西征借款中，清政府指令由海关代借。如第一次西征借款，清政府指令江海关代借18万两，江海关英籍税务司费士来表示反对，“对于监督所出印票初不肯签署”。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指示江海关监督“再三恳商”，并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出面调解。于是赫德趁机以“授权”的形式指示费士来，赫德声称：“关于陕甘总督左宗棠之代表在上海商洽借款一事，总理衙门饬我通知你：左制台之借款业经谕旨批准，并授权你签署上海道台所发行的总计一十八万两之债票。”事情过去后，赫德又制造谣言，“言借饷于众商，速成外国常有之事，并不须多费息银”。借此对清政府施加压力。1868年1月，赫德乘清廷准备第二次西征借款，公开规定：“(一)除经本署特别授权外，海关税务司不得对有关中国借款之债票进行签署或加盖关防。(二)凡今后中国当局向外商借款，北京总理衙门照例应将借款之事正式通知总税务司，以便转知各授权签署或盖印之有关税务司。”这样，赫德就把清政府对外举借的决定权拿到自己手中。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次西征借款使海关外籍税务司签署对外借款债票成为惯例，从而这次西征借款就成为中国近代外债主权沦落的起点。

第三，在西征借款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外商人的“合作”。在第四次借款以后，左宗棠库款未能应手，经费无措。1878年，他致函胡光墉，嘱其向华商议借银款300万两，并准仿照外国章程，设立公司，纠集众商，凑资待借。这一年9月，胡光墉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专办借款的乾泰公司，以5000两为一股，由华商各自拼凑。当华商凑资175万两时，汇丰银行却自请以同等数目“附入华款出借”，经过几次交涉，达成以洋款175万两附入华款出借，合成350万两。这样既满足汇丰银行的欲望，也解决了左宗棠的急需。

第四，在西征借款中，西方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借款的争夺，已经开始露头。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中国向外国借债，大体上是由英国银行，特别是汇丰银行独揽的。但在第四次西征借款洽谈过程中，英、德、俄、美、日等国曾展开一场争夺。当左宗棠在1876年计划向汇丰银行举借第四次西征借款之时，正值中英马嘉理事件交涉之际。英国侵略者在交涉过程中，宣称滇案未结之先，不准英国商人对中国借款。急等用钱的左宗棠，迫不及待地要胡光墉向其他各国告贷。德国、沙俄、美国以及新起的日本，均乘机大肆活动，企图与中国建立借贷关系。经过明争暗斗，它们的计划没有实现，最终还是以汇丰银行的500万两借款告结。这500万两债券在1878年初进入市场，就被抢购一空。香港认购的数量，达分配额的17倍。分配到伦敦销售的债券，在进入市场的几天以内，就出现升水。可见，如果没有激烈的争购，市场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在汇丰银行承揽的第四、第五、第六次西征借款中，实际上银行并不是贷出款项的债主，而只是债券的经销人。它从清政府那里承揽的每一举借款都立即在市场上公开配销。在第六次西征借款的配售中，凡购买债券者需另付出3.5％以上的贴水。到了后来，汇丰银行干脆拿债券进行投机。在这过程中，各国又或明或暗地进行你争我夺。

第五，西征借款中除第一举西征借款外，几乎每一举都出现四个不同的利息，即中国政府所付的利息，经手人所报的利息，银行贷出的利息和银行在市场上发行的利息。四个利息之间，依次发生不同的差距。中国政府实际付出的利息和银行最后在市场上发行债券的利息，有的相差竟达100％，以1877年的第四次西征借款为例，汇丰银行索取的利息是年息一分(10%)，左宗棠向清政府呈报时，将年息改为月息，这样变成了年息1分2厘(12％)，其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辞，每月加息银二厘五毫，折合年息是一分五厘(15％)，比银行承揽的利息高出了50％。等到债券拿到市场公开发行的时候，银行付出的利息，都是年息八厘(80％)，而且还是一个九八折扣。从中国政府实际付出的利息到外国银行实际发行的利息相差整整是100%，银行得到的好处显而易见。此外，还有汇价上的巨额利润，对银行也是非常有利的。

至于经手人的好处也不少。西征借款中，左宗棠之所以把年息一分巧妙地改为月息一分，这无疑是他对经手人的酬劳。

四

在论述左宗棠西征借款中，有一关键人物不能不论，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红顶商人胡光墉。在六次西征借款中，自始至终都是由胡光墉在中间斡旋的。胡光墉的发迹，与左宗棠有关，更与他为清政府沟通夷务、举借外债有密切关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非常典型的人物。

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安徽绩溪人，寄籍浙江杭州。家本贫穷，无钱延师就塾，靠自学，粗通文墨。经亲戚荐为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三年满师，升为钱庄跑街，主要为候补、捐班的官吏做放贷生意。他发迹致富而成“活财神”，有种种传说，陈代卿《慎节斋文存》，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胡光墉的嫡曾孙胡亚光《安定遗闻》中均有记述或描绘，还夹杂迷信神话色彩。各说虽互有歧异，但大致相同的是说胡光墉其人机敏，善于投机取巧，作风泼辣，慷慨好义，能济人急难，从而赢得人们对他的信托和报答。

胡光墉是怎样得到左宗棠的信任？据《杭州府志》载，胡光墉在上海采办军粮军需，联帆二十余艘，驶入钱塘江。此时，太平军再克杭州，杭城被围，不得通。胡将正运之粮匿置僻处。这时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湘军入浙，胡将军粮军需献于左之湘军。这也可以从左宗棠奏稿《官军入浙应设台转运接济》得到印证：“臣军业已入浙，所有饷需一切，自应设粮台转运，以资接济。……现拟暂于江西广信府设立粮台，为收支军饷子药总汇，每于玉山设立转运局，随时转运，以利师行。……闻籍贯浙江之江西候补运胡光墉，急公慕义，勤干有为，现已行抵江西，堪以委办台局事务。……以浙江之绅办浙江之事，情形既熟，呼应较灵。”如果左宗棠没有得到胡光墉的军粮军需，不会赞他“急公慕义，勤干有为”。

胡光墉运用他亦官亦商的地位，往来于上海、宁波，不但与商人打交道，还与洋人打交道。从左军入浙后的两年中，胡光墉除经办粮台转运局务，接济军粮军火外，还替左宗棠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攻占宁波。而后左宗棠在“常捷军”的洋枪洋炮掩护下攻破杭州城。“江西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惠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藉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公好义，实心实力，迫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胡光墉帮助左宗棠镇压太平军起家，也帮助办洋务企业(如建议创办福州船政局，采用甘肃织呢局全套机器)购运新式武器，等等，本文不作专述。只就胡光墉一手经理左宗棠西征的全军纳银筹措运解事项作一简析。

胡光墉被委办上海采运局务后，确是“实心实力”为左宗棠办事的，为西征筹措饷银，先是催领东南各省协饷，催不到就借洋款凑上，洋款未到手时也向华商借债，总之务使西征饷银接济得上，让左宗棠专心西征，六次西征借款，胡光墉费尽心机，已如前述。左宗棠完成西征事业，十分感激胡光墉，因而在奏折中写道：“臣军饷项，全赖各省关协款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采胡光墉一手经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筹维借凑，预解洋款，迟到则筹措华商巨款补之。臣军依赖尤深，人所共见。此次新疆底定，援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在左的奏稿中，接二连三地将胡的功绩上报给朝廷，于是胡光墉由补用道而至按察使衔、布政使衔。又请赏了一品顶戴，向皇帝请求赏给胡穿黄马褂。这是清朝历史上对一个商人所给的殊荣。

胡光墉是一个商人，作为商人当然要图利。借洋款要付很大的利息，西征借款所付利息至少接近借款的半数，即800万两。胡光墉在利息中获取佣金三分之一估计，亦在200万两以上。曾纪泽在《使英日记》中记载：“十二月初二日，葛德立(英人)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悉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也。”这些责难不仅过分而且不合时宜。其一，“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六次西征借款均没有月息一分五厘的记载，年息一分五厘也不是胡光墉个人擅报的；其二，“汉奸之罪”、“病民蠹国”的结论也是欲加之罪，难道还是以新疆拱手让人为爱国之举？其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也”，似对左宗棠而发，这也只能表明曾纪泽的个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