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的前世今生

税收，简言之，即国家为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强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方式。目前，税收收入已经成为各国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在我国，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80%以上，但近年来比重有所下降。如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17210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100601亿元，占全年公共财政收入的85.8%；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9552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30354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1.7%。

对于税收的缘起，马克思曾经说过：“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而19世纪美国法官霍尔姆斯也说：“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付出的代价。”这说明：一方面，税收对政府运行提供了经济支持；另一方面，现代税收还实现了平等、自由等更深远的价值。

“税”，《说文解字》里解释为：“租也，从禾从兑。”这意味着我国的“税”源于农业社会的土壤。在我国，“税”的雏形是“贡”。早在夏朝，臣属们便有义务将物品进献给君王，称为“进贡”，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财政征收方式，也是最原始的“税”。但是，此时“贡”的数量、进贡的缴纳方式等并不确定，也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

在西周时期，人们将征收军事物资称为“赋”，征收土产物资称为“税”。到了春秋后期，“赋”与“税”统一按田亩征收。最早可查的直接对土地产物进行征税的纪录，可追溯至公元前594年，当时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即以土地的平均产量为依据进行征税。后来，“赋”和“税”互不区分，逐渐融为一体。秦汉时期，官府为了多征收税费，除征收土地税外，还按户口和人头征收壮丁税和户口税。从这一时期开始，古代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就重重地压在老百姓头上了。明清时期，官府有意减轻过重的赋税，实行摊丁入地^[2]，按土地征税，但最终也难以挽救濒临崩溃的封建王朝。

进入现代社会，税收作为公共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正式写入了各国的法律，形成了规范的征收程序和标准。在现代税法中，“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其被最常提及的特点。税收取之于广大纳税人，最终又通过国家公共财政支出来反哺和回馈广大纳税人。从这个角度来说，税收也是实现社会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为了实现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和实现社会分配的两大功能，现代税收具有固定性、无偿性、强制性三大特点。

税收的固定性这一点是针对古代税收的任意性而言的。在古代，官府可以随意地给百姓增加各类苛捐杂税，加重家庭的负担。而在现代社会，“法无明文规定不可税”是重要的原则。关于各税种的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目、税率、计征办法和期限等都由法律、行政法规事先予以规定，征税机关和纳税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任何人都无权随意变更，此即谓税收的固定性。

税收的无偿性，意指国家征税以后其收入即为国家所有，不再直接归还纳税人，也无须支付任何报酬。在现代社会，每个人或者集体都是纳税人，都必须无条件让渡一部分财产给国家，国家无须直接返还或者等价偿还。当然，税收作为公共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后必然成为各项公共财政支出的来源，间接返利于民。但是，单纯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说，税收“不缴也得缴，一缴不再返”。

税收的强制性，意味着法律规定的纳税人必须严格依法纳税，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征税人亦如是。因此，每一个纳税人或者纳税单位都应该遵守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按期足额缴纳税费，同时每一个征税人或者征税机关也应该严格按照税法的相关规定，按时足额收缴税费，及时上缴国库。

从税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现代税收显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一最基础的功能。一味追求税收总额的增长，显然不是现代税法所求，更重要的是，任何税收来源都必须有法律依据。一方面，各级税务征缴部门应该依法征税，建立更加严格的制度来防止偷税漏税，保证颗粒归仓；另一方面，每一笔税费都必须“有法可依”，该收的税一分不能少，不该收的税一分也不能强加给纳税人。

目前，我国对税收制度的定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资金、调控经济、调节分配的职能作用，将税收以另一种形式“返还”给广大民众。近年来，我国的公共财政支出越来越倾向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领域，如各级政府重点支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保障等关系民众生活质量的各方面工程建设，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力度，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断地优化公共服务建设水平，让广大民众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