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从实际出发

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比较研究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刘　斌

【摘　要】　“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1963 年3 月朱德首次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者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虽然内涵不是完全吻合，但有一根红线贯穿始终，那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国情出发，改善人民生活。可以说，朱德的探索为后人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是宝贵的，折射出时代精华的理性之光。

【关键词】　朱德；邓小平；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研究

朱德、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德与邓小平在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特别是在为什么要建设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有许多相同点。本文将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者加以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和全面把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

一、内涵比较

1．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指导思想方面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德就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过思考，并提出过一些很好的主张和设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如1963年3月，就曾提出，“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12月30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24次会议上，再次提出，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应当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后，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而且提出过被学者们称之为“道路”、“方法”、“经验”，但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的则是朱德。

朱德“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多次提出和强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走实事求是的路线。在全党中，他最早同毛泽东合作，有近半个世纪与毛泽东“几乎天天在一起”。因此，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把握较早。在1944 年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他指出：“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贯的。”“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1]后来，他还明确提出：“我们的格言是‘实事求是’。”[2]“要想做成几件事，只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3]

朱德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天比一天新，都是推陈出新。处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实事求是。“一切的事实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4]。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总的是要具体，不要空洞，要实际，不要浮夸。办不到的就不要讲，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沉着、冷静地处理问题。

朱德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稳步地、实事求是地搞好，不搞盲目的积极性，不能做不到的偏要做。朱德把是否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视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主观主义的特征是“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5]。他还说过：我们党过去的错误主要来源于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博古、李德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指导，给红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批评教条主义者处处卖弄教条，搬用走不通的最高原则，开口闭口社会主义原理原则，仿佛对世界各国的事情都懂，就是眼前的实际实事他不懂，不少事情就是他们弄坏了的，结果是一害自己，二害别人，三害革命。不顾实际是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的。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邓小平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要求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6]

可以看出，朱德和邓小平两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指导思想方面的最大相同点就是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走实事求是的路线。

2．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

朱德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人人富裕，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是朱德的一贯主张，也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长期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之一。同时，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国家富起来，使人民富起来。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1962年9月24～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谈到农民致富问题时，朱德在会上强调指出要走共同富裕之路：“农民以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人人富，共同富裕。”[7]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非常富裕的社会，而不是贫穷的社会，贫困绝不是社会主义。1954年朱德就说过，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好，东西要一年比一年多，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8]。他一贯主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他认为，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有利于人民勤劳致富。1959年针对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的“左”倾错误，朱德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1962年2月26日，在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搞平均分配制度，再过20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9]

由此可见，朱德和邓小平两人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方面的最大相同点就是都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贫困绝不是社会主义。

3．在社会主义的中心工作问题上

朱德认为，党的工作中心是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个中心进行。他指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方面。”1952年8月12日，他在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更加详细地阐明了党的工作中心问题。他说：“我们的建设是多方面的。但是，建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这个中心服务。”又说：“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改善人民的卫生条件”。朱德在党的八大作了《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发言。他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他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党的八大的精神和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贯思想。1976年2月初，朱德叮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几位负责人：“我们的生产只能上，不能下。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同年7月初，他病危躺在医院病床上，仍然不忘发展生产。他对去看望他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在社会主义的中心工作问题上，邓小平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可见，朱德和邓小平两人在社会主义的中心工作方面，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这个中心服务。

4．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

朱德较早地认识到了经济管理体制的诸多弊端，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多次提出改革放权的主张。朱德积极主张实行“包产”和家庭责任制，工业要向地方和企业放权。对小商品的生产，朱德主张让合作社去搞，他说：“社会主义思想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交公家去搞，合作社搞也是集体经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朱德主张敞开国门，对外开放，发展国际交往和经济合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德就已经在考虑发展国际交往的问题了。他说，今后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和一切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1955年以后，他更加重视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他多次说过，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闭关自守”。“过去我们还有关门主义，今后必须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在发展国际交往中，朱德尤为重视发展对外贸易。他说：“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我们的胃口应该大一些，”要“大出大进”，“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只有对外贸易发展了，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才能有地位。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做，而不必关起门来自给自足。”朱德还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说：“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的财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掌握起来。”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因此，朱德和邓小平两人在主张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由上观之，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如朱德的对外开放思想与邓小平的开放观，在内容和范围上有别，不是一个模样的。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是全方面、多层次、多形式、多途径的，尤其是进行机制的根本性革命。即便如此，二者之间则是被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联结在一起，虽然二者内涵不是完全吻合，但在他们的思想观点中，有一根红线贯穿始终，那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国情出发，改善人民生活。可以说，朱德的探索为后人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是宝贵的，折射出时代精华的理性之光。

二、思想探源

为什么朱德、邓小平的政治见解和经济观点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 笔者认为主要是源于朱德、邓小平两位伟大的政治家的目光深邃、思想深刻、熟谙国情、熟知世界，有十分高超的政治谋略和预见未来的超凡能力，源于二人的成长和发展都有很多相同的经历。

同为四川人，受中国文化包括巴蜀文化的影响甚深，同为出生在穷乡僻壤：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贫苦佃农家，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对中国现实包括农村农民生活了解都比较深刻。

同为留学生，对国外的情况包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较为全面：1922年，年已36岁的朱德远涉重洋，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在1920 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即离开家乡到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7月和12月，朱德、邓小平先后从苏联回到中国从事革命工作。

作为同事，朱德的思想品德和求实创新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邓小平，邓小平的求真务实的作风又时时受到朱德的赞美和器重。1945年党的七大时，朱德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地位仅次于毛泽东；邓小平虽然还没有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但也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同时还是一个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到1956年党的八大，邓小平也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其时，朱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朱德、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正因为两人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者，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现代化事业和改革开放就能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早在1955年6月，朱德就提出搞建设要从国情出发，不能什么都照搬外国的。1963年3月，朱德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讲话即“南方谈话”。朱德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虽然时隔29年，但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从1949年到1963年，时隔14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朱德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劲头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日渐增强。这一从国情出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归宿点便是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从1979年到1992年，时隔1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邓小平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止。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归宿点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闪烁光芒且具有创新价值的“南方谈话”。而这一切都是两人长期思考、不断实践的结晶。

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国际局势进行战略观察，对国内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和分析基础之上的。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个人经历有别和见解不一，在经济建设的具体细节问题上，两人的看法不一定都吻合，但对于为什么建设和怎样建设中国式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可以说，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铺垫和依托，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是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补充、完善和延伸。

参考文献

[1][2][4] 朱德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7-133，194，99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年谱[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53，498

[5] 金冲及. 朱德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26

[6]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吕星斗. 朱德和他的事业[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305

[9] 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