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人民报刊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时间方面上看，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涉足新闻界之初，对于报刊的性质、使命及新闻活动规律的全面认识。从其内容来看，人民报刊思想，与早期资产阶级报业学说，特别是自由主义报业理论，有着比较直接的关联，其超越阶级、党派的色彩相当鲜明，而与后期的党报理论呈现出较大的区别。这里所说报刊的人民性，其含义在于“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荒谬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24]。报刊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决定了报刊报道内容、立场与人民精神的一致性，以至于“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25]；另一方面，“人民的缺陷同时也是他们的出版物的缺陷；出版物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26]。这里的人民，既指无产阶级，也包括更广泛的国民、民众、公众范围。陈力丹教授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内涵时，结合到其他地方的论述，并且根据德文原版重新翻译，其结论是他们在论述报刊与人民的关系时，除有特别说明者外，“一般情况下”都是笼统的泛指^[27]。也就是说，报刊的人民性所强调的主要是他与人民群众、公众的血肉联系，以及对于他们精神的公开表露。至少在《莱茵报》时期，它还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具有比阶级更广的、中性的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报刊首先应该是社会的舆论工具，是人民精神千呼万应的喉舌。在他们的著作中，多处提到报纸能够反映人们的呼声，表达社会舆论，更能够制造社会舆论，报纸本身就是社会舆论的产物^[28]。他们把报刊与舆论的关系比喻成驴子与麻袋的关系，主张报纸是社会舆论的载体。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表示：“《莱茵报》不是出于书商的投机目的以及指望捞到什么好处而办的……对国王陛下的旨意的最好尊重，莫如把《莱茵报》建成一座民族的纪念碑，一家有原则地、大无畏地以自由的人们的语言来说话并且——这确是罕见的现象——让国王能够听到人民真正呼声的报纸。这家报纸的畅销，证明了它是如何深刻地理解人民的愿望。”^[29]《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更是鲜明地指出报刊“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30]。报刊应该反映人民的心声，展现人民的本质，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真实的和纯洁的东西，成为强身健体的饮料。如果人民从报刊上看不到自己本质的影子，他们“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31]。

作为人民精神的直接表现，人民报刊必须履行代表社会舆论监督公共权力的职责。这种权利乃是人民主权的直接体现。早在1840年，恩格斯就对不来梅《杂谈报》的社会监督职能大加赞赏。“如果剧院的坐椅上露出一枚钉子，如果有一种小册子在商会中没人买，如果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烟厂工人深更半夜在大街上自寻开心，如果排水沟没有打扫干净，——那么最先注意到这些事情的就是《杂谈报》。如果国民近卫军的军官认为自己大权在握，可以在人行道上骑马，那么他可以相信，在该报的下一号将会提出一个问题：国民近卫军的军官是否有权在人行道上骑马。这家优秀的报纸可以成为不来梅的上帝。”^[32]随后，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马克思又公开声言：“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33]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如果某人进行揭露，那么对他的司法上的追究和是否诽谤问题的判决必须延期进行，直到对所揭露的事实调查清楚为止”^[34]。但是，报刊监督权利的行使，总会遭到当权者这样那样借口的阻挠。普鲁士政府就以极端保守的封建传统推出《出版法》以限制报纸进行的监督。如出版法案第10条是上述一切条文的顶点，它规定：凡是国家官员在执行自己职务时被诽谤，诽谤者罪加一等。根据刑法典第222条规定，如果官员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执行职务而遭到言语上的侮辱，侮辱他们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其结果是“从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普鲁士的官员就可以高枕无忧……官员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逞凶肆虐、横行霸道和违法乱纪了：他们可以放心地打人和命令别人打人，进行逮捕和不加审问就加以监禁”^[35]。也就是说，报刊的监督行为在专制权力的重压下，面临着重重的风险。类似的法律规定，在其他的国家，也不少见。

为了保证报刊及其从业者独立行使舆论监督，为了使报刊的监督不是停留在个人层次，而是在社会舆论的高度来监督、调节政治权力运作，规范社会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坚决主张报刊文章发表应实行匿名制。“我确信不署名是由报纸的实质所决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有许多个个别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统一理性的机关。作者的名字可以使一篇文章和另外一篇文章明显地区别开来，正如身体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别开来一样，可是他的名字也会使每篇文章的作用——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化为乌有。最后，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而且还可以使广大读者更为自由和公正，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在自己面前看到的就不是说话的人，而只是所说的事；那时读者就摆脱了作为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36]马克思后来又重申：“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格到报纸广告的水平。”^[37]所以，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要提高报刊监督的效力，使监督行为更加公正和自由，更能全面、客观地代表社会舆论，实行匿名制是必要的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还主张，报刊不仅是社会舆论机关，而且还是社会的第三种因素。所谓第三种因素，乃是指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因素。在他们看来，“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这样，它才不会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应该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上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并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而是作为公民——已经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理智的力量，作为合理的观点的体现者——在权利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批评。”^[38]也就是说，人民报刊不仅能够公正地、理智地站在公众的利益上考虑问题，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而且能够不通过任何官僚的中介将人民的生活状况直接呈现在国王的面前，让统治者能够直接听到人民的呼声，但这种呼声并不直接与个人的利益和私人的需求纠缠在一起。报刊的这种纯理性特征凌驾于社会之上，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摆脱权力的束缚，切断利益的纠葛，超越阶级、集团的壁垒，用事实说话，为真理呐喊，为正义助威，这便是第三种因素的具体内涵。

虽然人民报刊具有超越阶级的普遍性质，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生涯来看，他们的同情心、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主要投向了社会的下层民众或无产阶级。他们是政治上的被统治者，经济上的弱势群体，生活的苦难挥之不去，是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同情、最需要支持的人。人民报刊不仅要从理性上，更要从“感情上来看人民的生活情况。因此报纸上所说的不仅是用来进行批评的理性的语言，而且还是生活本身的热情的语言，是官方语言中所不能有而且也不应当有的语言”^[39]。这种语言应该洋溢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对于那些资产阶级报刊对下层民众伪善的同情心，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恩格斯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引用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的一封由一个资产阶级太太写的信。该信告诉报纸编辑：“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付过济贫款而且还给慈善机构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对于这位资产阶级太太的表白，恩格斯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揭露资产阶级的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绝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骚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40]资产阶级这种伪善是多么叫人恶心，而原封不动地发表这封信的资产阶级报纸《曼彻斯特卫报》也是多么叫人恶心啊。从这里根本看不到丝毫的人性和对人的尊重！看不到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心。

马克思、恩格斯还主张，人民报刊应该关注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直接的当前现实，要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以破坏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41]要使这种批判发挥革命性的意义，首先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马克思曾在《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枛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其次，报纸、记者的批判不能流于纯粹的抽象的理论批评，它必须与客观的社会政治现实结合起来，与这些人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使报纸批判成为政治的批判。为此，报刊文章应“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42]。只有这样，才能“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43]。只有这样，报刊批判才能与实际斗争发挥同样的影响力，才能真正地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民报刊不是一个单一的具体的概念，而是一个类的或集合的概念。某个具体的报刊具有人民性，代表了人民的本质，成为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只能说明它是人民报刊的一部分，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人民报刊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结构。“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起初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互相补充的特征……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44]也就是说，当每家具体的人民报刊真正地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真正的伦理精神时，它们就会像每一片蔷薇花瓣都表现了蔷薇的特质并散发出蔷薇的芬芳一样，这时作为整体的人民报刊就形成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报刊与世间万事万物一样，作为客观的存在，也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45]。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因为权力的介入而有所改变，作为现代荆棘丛中的“伦理精神的玫瑰花”，人民报刊始终是通过斗争来使当权者和人民意识到其存在的价值的。那么这种规律的内涵应该怎样理解？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从他们前后的相关论述中，我们还是能够大体上理出头绪。首先，人民报刊虽然在本质上是真实的纯洁的，但是，由于它总是遭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在人民报刊身上始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必须正视这些缺点，但也应该容忍这些缺点。“如果人们打算容许发展本身，那就应该像容许发展中的毛病那样容许这些缺点。”^[46]其次，人民的信任是人民报刊存在的基础。人民报刊生存于人民之中，不断地从人民之中获得滋养。所以，“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47]。再次，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的真相就会逐步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担负一件不大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48]

人民报刊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重要内容的评价，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早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形成时，由于他们尚处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还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还不能自觉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透视新闻传播现象，所以在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人民报刊思想的进步性、真理性的同时，也要正视其中“欠科学的成分”^[49]。当然，也有人主张早期晚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的精髓实际是一以贯之的，前后并无显著的矛盾冲突，没有必要在其中硬生生地划分成不同的阶段。笔者以为，后者的理解似乎更有说服力。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特别是其耳目喉舌理论、“第三种因素”论、客观规律论、舆论监督论及报刊使命观等，不仅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新闻传播思想的起点，与此后的党报理论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在当今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越发彰显出来。因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终究要借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沟通、交流，报纸只有具备人民的精神特质，充当治人者与治于人者间的第三种因素，才能成为多样性的意见平台，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