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欧阳舍人书

寄欧阳舍人书

曾　巩

【题解】

《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曾致尧）用其子易占恩，再迁右谏议大夫。初葬南丰之东园，水坏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龙治乡之源头。庆历六年夏，其孙巩称其父命以来，请曰：“愿有述。”遂为之述。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三句是一篇纲领。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古之铭志必勒之石。或留于家庙，或置之墓前，其义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史兼载善恶，铭独记善，所以异也。○此段申明“与史异”句。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严，敬也。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此段申明“义近于史”句。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此段言衰世铭不得实，起下段当观其人意。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铭以人重，此句为通篇关锁。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徇私则不公，惑理则失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又从“观其人”翻出“公与是”一语。见今世之铭，并其义之近于史者，亦失之矣。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此一转，徐徐引入欧公身上来。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公。于众人则能辨焉。是。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辨之甚难。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而是。议之不徇？而公。○此以见必畜道德者，而后可以为。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从道德侧到文章。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此以见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而后可以为。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此段申明能尽公与是，必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下便可直入欧公。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可直入欧公矣，偏又作此一顿，文更曲折。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千里来龙，至此结穴。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挽上略顿。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于所可感，则往往衋兴入声然不知涕之流落也，衋，伤痛也。○波荡。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收转，感慨呜咽。其追晞希祖德晞，明不明之际也。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即感恩图报意顿住，下乃发出绝大议论。正是铭与史异用而同功。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遥应前段“警劝之道”。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铭一人而天下之为父祖子孙者，皆知所警劝，其为美更多于作史者。数美归于先生一语，极为推重欧公。若徒为己之祖父作感激，是犹一人之私耳。

◆曾巩像◆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抚州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以感欧公者。所论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承欧公来书之教而加详。愧甚，不宣。并结出自惭意。

去年秋天有人归来，承您赐给我一封信以及您撰写的一篇先祖父的墓碑铭，反复阅读，不禁使我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交织在一起。

铭志这类文章在世上出现，意义跟史书相近，但也有跟史书不同的地方。这是因为史书对于一个人的好或者坏没有什么不能写上去的，铭志却是由于古代的人在功业、道德、才能、行为、理想和气节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恐怕后代人不知道，就决定用铭志来显示他。有的安置在祠堂，有的存放在坟墓，用意都是一样的。如果那个人是坏人，那么在铭上记载什么呢？这就是它跟史书不同的地方。铭志文章的写作，是为了让死的人没有什么遗憾，活的人能够表达他们的敬意。好人乐于被后代人传颂，就会勇于使自己成为人们学习的模范；坏人没有什么可以记载，就会因此既惭愧，又惧怕。至于渊博的才学，高明的见识，正义的业绩，节烈的事情，美好的言论，善良的行为，全都在铭志文章中显示出来，就能够成为后代人学习的准则。警恶劝善的道理，不是跟史书相近，那会跟什么相近呢？

等到社会风气败坏时，作为人的子孙的，统统想要表扬他们死去的尊长，却不根据道理。所以，就是坏人，他的子孙也都一定要给他勒碑刻铭，来向后代人夸耀。那些写铭志文章的人，既没有拒绝他们说不做，又因为是死者子孙的请求，写死者的坏事吧，那是在人情上通不过的，在这种情况下，铭志文章开始不真实了。后代写铭志的人，应当看是那样的人。假如委托的是个不适合的人，那么写的铭志就不会公正和真实，也就不能够在当代流行，在后代传诵。所以千百年来，从大小官员到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人没有铭志，可是传下来的大约很少，那缘故不是旁的，而是委托的是个不适合的人，写的铭志不是公正和真实的缘故啊。

既然这样，那么谁是那种适合的人，而且写的铭志能够完全做到公正和真实呢？不是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的人，他对于坏人，就不接受委托去写铭志；对于一般人，也能辨别他的好坏。人的表现，有动机好而事迹不好的，有内心奸邪而外貌善良的，有好坏相差极远却不能够具体指出的，有实际比名气大的，有名气比实际大的。如同用人才那样，不是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的人，怎么能够在区分他们时不被蒙蔽，在评议他们时不徇私情？假使不被蒙蔽，不徇私情，那就能够做到公正而且真实了。但是假如他的文章写得不好，那么世上还不会流传，因此，问题又在于他的文章和道德是否同样好了。所以说不是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而，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虽然可能当代就有，但也可能隔几十年才有，也可能隔一、二百年才有这样的人。铭志的流传像这样的困难，能写铭志的人要碰上他又是这样的困难。像先生的道德文章，当然是上面所说的要隔几百年才有的了。先祖父的言行是卓越的，幸亏碰到您，才能够写得那样公正和真实，这篇铭文在当代传诵、在后代流行，是毫无疑义的了。社会上的读书人，每次观看传记文章中写的古代人事迹，到那些值得感动的地方，就往往悲痛得落泪，何况是他们的子孙呢？更何况是我呢？从自己那种追慕祖先的德行、考虑它所以流传的根由，就知道先生拿出一种赐予给我，实际上直到我家祖孙三代都蒙受恩德，我的感激和报答的心情应当怎样来设法实现它呢？

不过，又想到像我这样的学识浅薄，性情笨拙的人，先生却勉励他；先祖父的处境艰难，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直到逝世，先生却表扬他，那么，社会上的伟大、杰出、不是经常可以碰到的读书人，谁不愿意从您的门下进身？避世隐居的读书人，谁不对前途抱有很大希望？好人谁不肯做？坏人谁不感到既惭愧又惧怕？作父亲、祖父的人，哪一个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孙子？作儿子、孙子的人，哪一个不想光耀自己的父亲、祖父？这几桩好事，应该完全归功于先生。

既拜领了您的赐予，再向您陈述我所以这样感激的道理。来信中所说的我家族姓系统的次序，敢不接受您的教诲再作一次详细的增补呢？惭愧得很，我的心意不能在信里全部表达出来。

【末评】

子固感欧公铭其祖父，寄书致谢，多推重欧公之辞，然因铭祖父而推重欧公，则推重欧公正是归美祖父。至其文纡徐百折，转入幽深，在南丰集中，应推为第一。

【汇评】

黄震《黄氏日钞》：公谢其为先祖铭墓也，理密文畅可观。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南丰全集录》：层次如累丸相生，不绝如抽茧丝。浑涵光锘，其议论也；温柔敦厚，其情文也。曾文至此，岂后人所能沿袭拟议？

林云铭《古文析义》：是篇把志铭与史分别异同，转入后世之不实无可传处，归到庐陵之道德文章，欣幸一番，感恩一番，颂美一番，见得此铭便是千秋信史，可以警劝，关系匪轻，与世人执笔不同。把自己父祖亦占了许多地步，是善于阐扬先德者，不特文词高妙，议论精确也。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此书起伏伸缩，全学昌黎，妙在欲即仍离，将吐故茹。通篇着意在“畜道德能文章”六字，偏不作一串说，把道德抬高，言有道德之人，方别得公与是；别得公与是矣，又须用文章以传之。精神一副，全注在欧公身上。然而说近欧公时，忽又缩转，如此者再，真有力量，方能吞咽。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铭近于史。而今人之作，每不逮古人，须俟诸“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逐层牵引，如春蚕吐丝，春山出云，不使人览而易尽。

浦起龙《古文眉诠》：南丰第一得意书。乞言者，立言者，皆当三复。

过珙《详订古文评注全集》：将道德文章特地抬高欧公，正足以信今传后。卓然归美祖先，其立言品地便加人一等，而感慨真挚中，更郑重有体。在南丰集中，应推为千年绝调。

唐介轩《古文翼》：铭以人重，归美欧公，正是推崇祖父。文情绵邈，令人仁孝之思油然而生。

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林西仲曰：是篇把志与史分别异同，转入后世之不实，无可传处，归到庐陵之道德文章，欣幸一番，感恩一番，颂美一番，见得此铭便是千秋信史，可以警劝，关系匪轻，与世人执笔不同。把自己祖父亦占了许多地步，是善于阐扬先德者，不特文词高妙，议论精确也。予谓古人不滥夸人，其夸人处，必是自占地步。如此文中间极夸欧公处，正是为祖父占地步处也。且人如欧公，夸之非滥，正足当此。前半纡徐曲折，转入幽深；后半酣畅淋漓，言之有物，应为《南丰集》中第一。

黄仁黼《古文笔法百篇》：余尝读司马相如《封禅书》，及扬子云《剧秦美新》诸篇，而叹文章、道德之判若两途也。汉武以雄略之主，相如临终，不闻遗言规谏，而复侈然封禅以大其心；王莽以篡逆之贼，子云委贽，不闻密谋正诛，而复显然剧秦以耽其宠。两人身败名裂，卒因此为之厉阶。此岂文章不足多与？抑亦道德之器不足以载之也？子固感文忠之铭其大父，乃不专夸其文章之美，而必推重其道德之藏，是盖深知子云、相如之为人，而益信文忠之难遇也。故其篇中不必追美祖德，而细味其悠扬不尽之致，其大父之幽光潜德，不啻轩露而尽呈，斯亦谓蓄道德而发为文章者矣。此岂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所可得而轩轾之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