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贵粟疏

晁错论贵粟疏

《汉书》

【题解】

《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上曰：（本文略）。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有差。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寺之，织而衣去声之也，为去声开其资财之道也。此句是一篇主意。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捐，相弃也。瘠，瘦病也。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圣王为民开资财之道，故有备无患。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避，让也。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早，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说出实病。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故地有余利。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故民有余力。○后世不能开资财之道，故患在无备。○以圣王形当时，谓当时畜积未及，弊在不农。下因言不农之害。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逆写不农之害。不农则不地著丈入声，○安土谓之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谓轻去其乡。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顺写不农之害。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申言“民贫则奸邪生”数句。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申言“不农则不地著”数句。明主知其然也，捷转。故务民于农桑，所谓“开其资财之道”者以此。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承“务民农桑”说。故民可得而有也。应“安能有其民”句。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三句承上起下。夫珠玉金银，意在重粟，却从金玉折入，大有波致。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最便处，却是害处。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升，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最不便处，却是利处。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一句点出正意。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役，谓服公家之役。其能耕者不过百亩，二句言民之力有尽。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二句言民之财有尽。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樵，亦薪也。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承“服役”“能耕”三句。言勤于作事之苦。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承“百亩之收”一句。言勤于应用之苦。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水旱频仍，赋敛愈急，平常勤苦之中，又有意外之勤苦。当其有者半贾同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有谷者，贱卖以应急用；无谷者，称贷于人而听取加倍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细陈田家辛苦颠连之状，如在目前。下复将商贾相形一番，情事愈透。而商贾转接轻妙。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赢，获利也。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同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坚，好车。肥，好马。履丝曳异缟。极写商人之逸乐，句句与农人之勤苦相反。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总收一笔，以见当尊农贱商意。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商。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农。上下相反，好恶乘迕，误。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弃本逐末，法律皆为具文，可为三叹。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正意作三层跌出。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屑。○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一折更醒。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入粟、拜爵、除罪，固非正论，然实一时备荒良策。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贵粟中，又剔出三项。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马，可以备车骑之马也。复，免也。谓免其为卒者三人。此当日现行事例。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既有武备，尤赖粟以为守，起下文。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见粟之当重如此。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五大夫，五等之爵也。言入粟多而复卒少。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与纳马少而复卒多者，相去甚远。○此正见以粟为赏罚，最是良法。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所以为法之良。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应上“顺于民心”句。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结出贵粟正旨。

圣明的帝王在位，百姓就不会挨饿受冻，这并不是帝王能够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给他们穿，而是能够给他们开辟物资财富的途径。所以唐尧、夏禹遭到九年的大水灾，商汤遭到七年的大旱灾，可是全国没有被遗弃和饿得瘦弱不堪的人，因为粮食积蓄得多而且准备工作早已做好了。现在全国已经统一，土地的辽阔、人民的众多，也不下于夏禹、商汤之时，加上没有接连几年的水、旱天灾，可是积蓄却赶不上他们那时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土地没有充分利用，百姓的潜力没有全部发挥，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川泽的资源没有全部开发，四处游荡、不劳而食的人没有全部回来参加农业生产。百姓生活贫困，坏人坏事就会产生。贫穷产生于物资不足，物资不足就不利于发展农业，不发展农业，百姓就不能在农村定居，不能定居就会轻易地离开家乡。人像鸟兽一样到处谋生，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严峻的刑罚，还是禁止不了的。

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的要求，不会等到有又轻又暖的贵重衣服才穿；在饥饿的时候，对于食物的要求，不会等到有美味的食物才吃；饥寒临到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人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饿，整年不做衣服就冷。肚子饿没有吃的，身上冷没有穿的，即使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护她的儿子，君主又怎么能够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使人民致力于农桑，减轻田赋捐税，多积粮食，用来充实仓库，以防备水旱天灾，因此贤明的君主就能够拥有百姓了。

百姓在于君主如何统治，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东西南北是不加选择的。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大家宝贵它，是因为君主要用它的原故。珠玉金银这些东西又轻又小，容易收藏，放在手掌里，可以走遍全国，而没有饥寒的担忧。这样就使得臣下轻易背弃他的君主，百姓容易离开他的家乡，盗贼等得到鼓励，逃亡的人得到轻便的资财。米粟布帛等生在地里，成长在一定的季节里，收获要用人力，不是一天就能办到的。几石重的粮食，中等气力的人拿不动，不是坏人所随便能利用的，可是一天没有它，饥寒就要出现。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民，其中替国家服役的不少于两人，他们能够种的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获，不超过一百石。他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采伐薪柴，修理官府，应付公差。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四季里没有一天休息。还有私人交际往来，吊祭死者，慰问病人，养育孤儿幼童等等。这样辛苦，还要遭到水早等灾害，紧急征收的赋税，凶狠的聚敛，征收赋税又不按生产季节，早上发的命令，晚上就改变。那些有粮食的人，就只好半价贱卖，没有粮食的人，只得向人借贷，而付加倍的利息。于是就发生出卖田宅、出卖子孙去还债的事了。可是那些商人，大的囤积货物，取得加倍利润；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牟取暴利；整天在都市里转游，趁着官府的急需，出卖时必定加倍抬高价格。所以他们男人不耕种，女人不养蚕织布，穿的一定是华丽的衣裳，吃的一定是上等的米肉；没有农民的辛苦，却坐享田地的收获。他们凭着富有，结交王侯，力量超过官府的势力；凭着财富，相互竞争，到千里外去游玩，一路上高冠大盖，彼此相望，前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骑着肥壮的马，穿着丝鞋子，披着绸衣服。这就是商人吞并农民，农民四处流亡的缘故。

现在的法律轻视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重视农民，可是农民已经贫贱了。所以世俗所重视的，就是君主所轻视的；官吏所看轻的，就是法律所尊重的。上面和下面相反，喜好和厌恶相违背，却希望国家富强起来，法制建立起来，是做不到的。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件比得上使人民从事农业生产重要的了。要百姓从事农业，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方法，在于使百姓可以用粮食来求得奖赏和免除惩罚。如果向全国广泛征求，凡缴纳粮食给官府的，可以得到封爵，可以免罪。这样，有钱人就有官爵，农民就有钱，粮食就有可能分散出来。那些能够交粮食得到封爵的，都是吃用有余的人。从有余粮的人那里取得多余的粮食，来供给朝廷的需要，那么贫民的赋税可以减轻，所谓减少有多余的，补充不够的，这个法令一出，人民就会得到好处。顺从民心，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的财用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了农业生产。现行法令是百姓出车骑马一匹的，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车骑是国家的武备，所以给他们免除兵役。神农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墙，有百步宽的像贮满沸汤的护城河，有百万军队，但是没有粮食，也是守不住的。”从这里看，粮食是国君极有用的东西，也是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的东西。让百姓交纳粮食接受封爵，到五大夫以上的官爵，才只免除一个人的劳役，这出粮食同出车骑马的功劳差得远了。封爵是主上所专有的，只要开口说说而没有穷尽；粮食是百姓种的，生在地上也不会缺少。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刑，是人们所最希望的。假使全国人民都交纳粮食，用到边塞，以换取官爵、免除罪罚，不超过三年，边地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了。

【末评】

此篇大意只在入粟于边以富强其国，故必使民务农，务农在贵粟，贵粟在以粟为赏罚。一意相承，似开后世卖鬻之渐。然错为足边储计，因发此论，固非泛谈。

【汇评】

林云铭《古文析义》：农事为国本，而使民务农，自是确论。且叙五谷金玉贵贱及农商苦乐处，无不曲尽。但为粟贱病农，欲使有所散，是矣。而以粟拜爵、赎罪，究竟为富商之利，何益于农徒？轻名器，废法律，佐国有限，害治无穷。故《禹贡》言风俗败坏，皆起于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此则其计所不及也。

浦起龙《古文眉诠》：与贾疏同时上，意亦略同，而此更画出滋粟之方，在于自上贵之。上以权与粟，则粟贵；上以权予金钱，则粟轻。入粟一议，本计在于抑末，中间将珠玉对勘，正欲去其积重之势，以归权于粟也。后世边储事例，由此而兴，君子病之。至夫事例开而仍用银钱折色，益失其初指矣。字字透肌刻骨，而布局却字字摆开，苏家的乳在此。

过珙《详订古文评注全集》：是一篇布帛菽粟文字，不蹈奇险，不立格局，自有照应起伏，而绝无照应起伏之迹。意思详尽，气势优畅，是汉文中不可多得者。

唐介轩《古文翼》：极言五谷当贵，金玉当贱，反复曲折，意致淋漓。特后以粟为赏罚一策，似可权宜济时，未免开后世卖官鬻爵之渐。汉儒本领，终逊帝王之佐，所以文景之治，难语唐、虞三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