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错认祖国记_柏林苍穹下_一

犹太人错认祖国记_柏林苍穹下_一

犹太人错认祖国记

以色列历史学家埃隆(Amos Elon)的新著《天怜斯民: 1743—1933年间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史》(The Pity of It All: A Portrait of Jews in Germany 1743—1933)记录了德国犹太人的一段单恋史。

埃隆说，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之前，欧洲人对德国人怀着各式各样的感情:畏惧者有之，钦佩者有之，嫉妒者有之，嘲弄者有之。唯独犹太人，对他们似乎真心爱过。没有哪个国家的犹太人曾经像他们那样卖力寻求归化。

埃隆的故事从1743年说起。那一年，14岁的摩斯·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ohn，1729—1786)随家迁往柏林。门氏一家当然不是柏林的第一家犹太人，因为早期的排犹运动并没有把德国的犹太人赶光。但是自从腓特烈大帝(Fredrick the Great，1740—1786在位)登基以后，普鲁士成为欧洲提倡启蒙最力的王国，犹太人闻风而至，把普鲁士目为少数民族的希望所在。(虽然腓特烈本人一生都不喜欢犹太人。)

门氏后来成为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受尊重的哲学家之一。康德的思想曾受他影响，莱辛(Gotthold Lessing，1729—1781)的名剧《智者纳旦》(Nathan derWeise)也曾受到他的启发。门氏的后人后来成为柏林的望族，他的一个儿子是银行界巨子，孙子菲力克斯·门德尔松是音乐家，在中国的名气大概要远远超过智者祖父。菲力克斯的一位妹妹嫁给了数学家狄利克雷，狄氏被公认为是德国继高斯之后最大的数学家，在他的主持下，柏林逐渐成为世界数学中心之一。(www.guayunfan.com)

摩斯德高望重，对犹太人的影响也就非同寻常。他鼓励犹太人归化，学习当地语言，接受当地习俗。不到半个世纪，犹太人已经整个楔入了德国人社会。在1779年出版的一本无名作者的书中，记述了当时柏林犹太人兴旺发达的盛况:他们跻身于文明的社会上层，与基督徒密切交往，有钱人把孩子送进德国学校，接受德国文化的熏陶。有教养的犹太妇女开设了一些沙龙，德国人和犹太人、绅士和淑女、流连其中，乐不思返。女主人们备受欢迎，风光一时，不过鱼水之乐，往往在鱼而不在水，犹太人的殷勤并没有得到报答。诗人海涅(1797—1856)在受洗为基督徒后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成了正牌的基督徒了，我可以靠有钱的犹太人奉养了。”弦外之言，跃然纸上。

到了18世纪末，转教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单在柏林一地，大约就有一半的犹太人改奉基督新教。门德尔松本人并未转教，但他的六个儿子中有四个信了新教。转教的动机是现实的;许多职位都不对犹太人开放。

拿破仑战争(1803—1815)对犹太人的命运有过巨大的影响。1806年，拿破仑战胜了普鲁士，德国的犹太人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被授予完全的政治权利。可是不到十年，拿破仑战败，历史的车轮又完全反向而驰。启蒙和理性受到冷落，代之而兴的是浪漫主义和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后者和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宣扬一种神话式的国族一体论，因此自然而然地把犹太人排除在外。［这种思想几经波折终于在希特勒的排犹运动中达到高峰。事实上，近两百年来德国政坛的右翼思想都以此为根脉，历经二次大战前的政争、希特勒政权、二次大战后西德的重建及其后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一直延续到八、九十年代的东、西德统一的论争，它始终阴魂不散，成为右翼人士的精神支柱。最可异的是，这种带着浪漫色彩的神话式的(作为对理性的反抗)狭隘的国族主义正是中国近百余年来文人阶层最醉心的一种思想，而且把它误称为爱国主义。直到今日，它还在学校里和社会上被兜卖和强灌。］

“基督教德国俱乐部”在柏林的成立是犹太人地位一落千丈的一个标志。它除了禁绝犹太人入内之外还排斥妇女和法国人。另一方面，它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非犹太人的社会名流，例如诗人布伦塔诺、小说和剧作家克莱斯特、军官克劳塞维茨等，甚至拉赫尔·瓦恩哈根的丈夫莱温也是会员之一，而拉赫尔·瓦恩哈根是柏林最负盛名的犹太人沙龙的主持人。(两人同床异梦之苦可能非常人可以想象!阿伦特著有传记《拉赫尔·瓦恩哈根》。)

1848年的革命为自由派人士带来了短暂的转机，犹太人的地位也跟着有所提高。出于本身的处境，犹太人在政治立场上自然而然地站在自由派人士的一边。可是由于德意志各邦的四分五裂，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一切重又落入老套。于是犹太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德国的统一上。［形成于这一时期的左翼思想也以各种形式传袭至今并随着资本主义力量的膨胀而日趋式微。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更侵蚀到它的根基。如今欧洲联邦的构想成了左翼力量思想的命脉，也是德国解决其历史问题的唯一可想象的方式，但它的发展还在未定之天。］

1867年，德国犹太人终于获得了至少是形式上的全面解放。这一时期德国政策的重心在对外扩张以谋求统一而不在对内压迫。(1867年是威廉一世即位普鲁士国王的第七年，也是俾斯麦当政的第六年。1866年，普鲁士发动闪电战击败奥地利，并吞了原先由两国共管的施勒斯威和荷尔斯泰因。威廉在1870年战胜法国的次年即位为德国皇帝。)但是在这期间犹太人在德国社会上的地位也在暗中起了变化。有钱的犹太人愈来愈多。德国人原先对犹太人的嫌恶渐渐转变为妬羡和担忧，因为几乎每个商业部门都落进了犹太人的操纵之手。即使在其他允许犹太人染指的行业，犹太人也快著先鞭，纷纷出人头地，例如在学术界，犹太科学家也人才辈出，令人侧目。(虽然学问自古以来就没有被社会目为羡慕的对象。)犹太人在这样的处境下可说动辄得咎，每每成为一次次不幸事件的替罪羊。(例如1873年股票的狂跌。)

虽然犹太人的成就受到一般人的承认，认为德国的科技、工业、经济和国际声望都因而受惠良多。即使以反犹出名的威廉二世本人也深有感受。但正如斯特恩(Fritz Stern，1929—)在1999年出版的《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Einstein's German World)中所说的，他们的成功是通过巨大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付出才得到的。他们的犹太出身有如附骨之蛆，无时无刻不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致许多人实际上都怀着一种忍辱偷生的心情。(斯特恩本人是出生在德国东南部城市伯累斯劳的犹太人，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后面要提到的弗里茨·哈珀是他的教父。)他虽然不赞成哥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在《希特勒的志愿执刑人》(Hitler'sWilling Executioners)中那种一网打尽的说法，但他认为反犹太的成见确实以多种形式存在着。“似乎某种魔力在驱使着德国人，使他们对自己的高人一等深信不疑，同时认为某些性格上的特征，比如野心勃勃、固执己见和对权势及金钱的追求等，是犹太人的专有。”斯特恩举了许多犹太名人的例子，这些例子对于犹太人在德国社会所处的地位是很有说明力的。爱因斯坦和艾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细菌学和免疫学家，近代化疗法的创始人)都在工作上遭到过困扰。爱因斯坦1909年在向苏黎世大学(瑞士苏黎世的德国人社会和德国境内的基本并无二致)申请职位时曾因为其犹太出身而受到质疑，经过复审才得以通过。艾利希在工作上更是受到多方的排挤。1887年他被柏林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却因为当时学术界的反犹风气而得不到薪酬。幸亏有多位同僚和上司的支持，例如内科名医弗莱瑞克斯(Theodor Frerichs，曾做过俾斯麦的私人医生)、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细菌学家，结核病菌的发现者，190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和阿尔陶夫(Friedrich Althoff，1882至1907年间任普鲁士教育部司长)等，他的工作才得以继续。1908年他得到诺贝尔医学奖，两年后他成功地合成了治疗梅毒的特效药Salvasan(俗称606)。

［阿尔陶夫对普鲁士科学技术的发展卓有建树。他自述其宏愿是“把普鲁士的大学和研究所办成世界最好的，即使有坚持独立自主的教授的反对和宗教偏见的作梗，也一概在所不计。”普朗克1892到1928年任柏林大学理论物理教授，并在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名重一时。到他退休时实际上已成为科学界的核心人物。在纳粹得势和当权之后，他一贯地主张应以德国的科研事业为重，排斥异己必然会招致它的分崩离析从而贻笑国际。[1]他对当时的一些伤害犹太科学家的恶迹虽然没有提出过公开的抗议，但曾在1933年上书希特勒本人陈述他的意见。据说希特勒的反应是可以停搞几年科学。

普朗克虽然生前和死后都享尽盛誉(二次大战后，当时的西德把国家科学院命名为普朗克研究院，一直沿用至今。直到七十年代，西德两马克的银币都是铸的普朗克的头像。)但他也历尽了人生的不幸，晚境更是凄凉。他的长子在第一次大战中重伤死去。两个双胞胎女儿因为难产相继在1917和1919年去世。1944年，他去世的前三年，他仅有的一位后嗣因为参与密谋刺杀希特勒而遭杀害。］

艾利希对归化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态度。他本人并未脱教。他主张德国人不分宗教、种族共同为一个高尚的目标而奋斗。他说，德国的未来不在于靠征战来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而在于化学，进而到全部的自然科学，这才是一片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机会的真正乐土。显然德国人并没有被他的美好的愿望所打动。

弗里茨·哈珀(Fritz Haber，1868—1934)则对归化采取了最积极的态度。他在1892年24岁时改信基督教。但他从不去教堂做礼拜，而是把全部的宗教热忱转化为对德国的爱国主义和为国效劳的强烈愿望。他对德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可说是当时第一人。他发明的固氮法至今还是氮肥制造的依据(通常称为哈珀法或哈珀一博施法)。这项发明使当时的法本工业公司(I.G.Farben)[2]大赚其钱。(哈珀获得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博施则获得1931年二分之一的诺贝尔化学奖。博施在1935年出任法本的总裁并兼任哈珀留下的威廉皇帝化学所的所长职位直至他1940年去世。哈珀则在1933年亡命英国，栖身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第二年即去世。)第一次大战期间他积极组织科技力量支持作战，培训军方人员研制各种依赖进口的原料，他的研究所实际上成了制造硝酸和硝石的中心(二者都是制造肥料和炸药的原料。)他的劳绩是颇获政界人士的赞赏的。战争结束后，战争部长(现在各国都已改称“国防部长”)在写给他的信中说:

“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注定是要失败的。面对着在军火、炸药以及各种氮化合物等方面的供应都远远优于我方的敌人，战败之所以没有在头几个月里就来临，首先是阁下之功……阁下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战后，他的爱国热情有增无减，主要靠了他的积极活动，“德国科学非常时期委员会”得以成立。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基础科学研究筹集资金。(政府在《凡尔赛条约》的重荷下已经无力支持)在通货急剧膨胀的情况下，这项工作当然举步维艰，同时对私人企业的依赖性增加了，也给予后者介入并操纵政策的可乘之机。他又担心《凡约》中规定德国解除武装的附款会削弱德国的独立自立，于是和军方重新签订了合同，加强研究所对国防事务所能提供的支持。据说他还参与了一些军方的秘密计划，例如谋求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和研制毒气武器(为了逃避《凡约》的限制)等。他的研究所在这段时期也致力于研制杀虫剂和新的化学武器。他当然不能预知，后来希特勒在集中营中用来大量屠杀他的犹太同胞的Zyklon B毒气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

哈珀和爱因斯坦是莫逆之交，爱因斯坦比哈珀大七岁。1914年，在哈珀的力邀之下，爱氏从苏黎世到柏林的威廉皇帝研究所任职。(普朗克和爱氏分任第一和第二理论物理所长，哈氏则任物理化学和电化学所长)当然，爱氏同意到柏林工作的一部分原因据说是他对普朗克和另一位物理化学学者能斯特(Walther Nernst，1864—1941，当时任实验物理所长，192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敬重，[3]另一部分原因则不能不说是归功于哈氏的策划经营和劝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珀的妻子自杀身亡。但他工作不辍，反而更加辛勤，以寄托他的爱国热情。等到战争结束时，他已心力交瘁，濒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战后他继续操劳，除了前述在军事事务方面积极参与之外，他还参加了声名狼藉的《93宣言》的签名(普朗克也是签名者之一)。这个宣言极力为德国的无辜辩白，并且否认德军在战争期间有过任何暴行。签名者的原意是想拉拢已经为数不多的中立人士，结果事与愿违，《宣言》徒然使他们对德国更加怀有戒心[4]。

哈珀最遭人物议的一件事是，在战争期间他主张使用毒气并且致力于研究如何把它应用在实践中。他一贯不渝地声称毒气武器可以减少敌人的痛苦因而比枪炮更为人道。他的邪辞当然没有能说服任何人。战后，他因为参与研制毒气武器曾被盟国列进战犯名单，不过最后没有被引渡受审。他继续与军方合作研制毒气，他创制的Zyklon B毒气后来成为希特勒用来在集中营里屠杀犹太人的利器。二次大战中丧生的犹太人总数有六百万之多。

哈珀的谋“国”之忠和任事之劳在德国犹太人中可说无出其右，但他的抱憾之深(甚至死后的罪孽之重)恐怕也无人能及。希特勒甫一登台，就在1933年3月公布了《公职任用法》，规定非雅利安人一律免去公职。哈珀本人因“战功”得以侥幸留任，但他的得力助手几乎被赶光，他对这种处境无法忍受，终于自动辞职。当他发现竟然连一声挽留的声音都听不到，甚至靠他的效劳而大发其财的法本公司也一声不吭，他才如梦初醒，匆匆亡命英国。这时爱因斯坦已经移居美国。在二人的通信中，爱因斯坦对老友当然极尽宽慰之辞，但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让哈珀心酸的话:“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爱因斯坦当然是睿智过人，但是以他的超然和名动天下的盛誉，他仍然不免要为这种扭曲变形的德—犹关系兴叹。第一次大战后，爱氏经常出国访问，十分有助于世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德国的文化和科学上来从而缓解其反德情绪。(爱氏本人也热爱自歌德、席勒以来德国在文学、艺术方面建立起来的充满人文和浪漫思想的传统，但从不涉足爱国主义。)德国政府(这时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也深知爱氏有能人不能之处而乐于促成。但爱氏知道政府对他的借重只是一层脆弱的外壳，他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备受排斥和冷落。学术界的许多阵营都拒绝他的相对论学说，而这种拒绝完全是出于职业性的嫉妒或反犹太的种族偏见。所以有一次他深有感慨地说:“真有意思，这些德国人。我对他们是一朵臭味扑鼻的花，但他们还是把我插在纽扣孔里。”］

斯特恩提到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拉特瑙(Walter Rathenau)，他不属于学术界而是政界人士，(很可能是官位爬得最高的德国犹太人。)他对归化的态度可说介乎艾利希和哈珀之间，比艾利希卖力而不如哈珀那样舍身忘己。他也寄望于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同建立一个兴旺的未来，他也像哈珀一样，为这样一个图景出谋献策不遗余力，但不是出于高度的爱国热情，而更多的是受个人事业心的驱使。他甚至没有改信基督教，认为这样做有投机和屈从之嫌。

拉特瑙出身豪门。他的父亲是AEG(通用电气公司，其地位约略相当于美国的奇异，即GE，或通用电气)的创始人，在当时的德国财经界可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拉氏早年就很关心德国的前途，他的一些分析德国社会精神生活的论述颇见重于时。他的这番努力为他的踏入仕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拉特瑙和哈珀一样，担心德国准备不足，他多次向战争部进言，指出工作上的不足。最后军方十分不情愿地授权他负责调查统计全国物质的供应情况。不久他又当上了战争部战争原料司的司长，负责全国物质的调配和供应。他在这个职位上干到1915年4月就自动请辞。据认为德国能够在这之前渡过物质短缺的难关全靠他的运筹帷幄。有人说他的辞职是因为没有获得部长的地位和权限而不满，但军方的同僚不能和他推心置腹肯定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他私下曾对人抱怨说，他作为一个平民和一个犹太人而自告奋勇去为“国”效劳，既遭忌于哪些视国家为神器、不容外人染指的德国人，又成了犹太人的千夫所指。

事实上，拉特瑙从来就不讨人喜欢。他太爱批评，更糟糕的是，他总是说得对。战争后期，他写了两本书:《未来的日子怎么过》和《向德国青年人进一言》，书中他痛陈德国社会的缺点——特别是官僚主义的痼疾，认为德国要谋求战后的复兴就必须加以克服。但他在书中也过分卖弄学问和辞章，以致被人贬为是在掉书袋子，一些隐喻暗指更难免含沙射影之讥。

魏玛共和成立后，不得不借重他的理财长能，他得以身居要职，一遂为国效劳的夙愿。但同僚们对他依然侧目而视，1920年，他终于跻身为斯帕(Spa比利时东部城名，以温泉著称)会议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与战胜国商讨德国战后赔款问题。不少人寄望于他在会上用对经济方面的知识以争取放宽凡尔赛条约中赔款付款。但德国代表团内部问题重重。封·泽克特将军与会时全副武装、架子十足，使会议气氛十分僵硬;工业巨子斯蒂内斯漫天要价，要求完全不付赔款，他对拉特瑙百般指责，说他的寻求妥协是异类心性使然。内部的不和使得“减赔”的希望化为泡影。

毕沙罗:《蓬图瓦兹，春天，果树和菜园》，1877

拉特瑙的温和主张很受中央党党魁韦尔特(Joseph Wirth)的赏识。1921年，韦氏赢得议会大选，出任总理。他坚邀拉氏入阁。拉氏先任建设部长，后来又转任外交部长，得以全权处理商谈赔款的事宜。韦尔特和拉特瑙的政策是，承诺对《凡约》的兑现，同时以低姿态努力说服同盟国，让他们信任德国的诚意，最终获得某种程度的减赔。这个政策在国内却是十分不得人心，而选择拉特瑙出主其事可能也是一大失着。抛开他的犹太出身不谈，拉氏在精干灵活之外也有其性格上的弱点，他往往想象太过丰富，总想拆去旧框架重建新楼台;他又过分敏感，受不得一点冷落。(深知拉氏为人的爱因斯坦曾敦劝拉氏不要出任外交部长。)在1922年热那亚经济会议期间，召集人英国首相劳埃德(George Lloyd)在他的寓所召开了几次私人会谈，拉特瑙因为没有得到邀请而惶然失措。他仓促地接受了苏联代表团的邀请，到拉帕罗去开了一个会外会，德、苏两国在会上签订了一个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公布后，举世震愕。热那亚会议不欢而散，在赔款问题上态度本就强硬的法国变得更加固执。一般相信这一条约是1923年法国出兵占领鲁尔区(当时德国的工业和经济的心脏地区)的导因。

德国国内对拉帕罗条约更是上下哗然。拉特瑙接受外交部长的任命本来就被目为是犹太人的挑衅，拉帕罗之后他更成为众矢之的，指责他卖“国”之声不绝于耳，民族党的赫耳弗利希(Karl Helfferich)更公开对他提出指控。他被多次警告有生命的危险，但他的复杂性格中当然少不了傲岸和顽固，他对所有的警告一概置之不理。1922年6月22日，他在上班途中被右翼分子刺杀。

拉特瑙早就清醒地看到，他的犹太出身是他事业途中的拦路虎。他在1911年就曾这么写:

“在每个德国犹太人的青年时代，总会有这样一个时刻来临，他终身都会为忆及这个时刻而痛苦莫名:就是当他充分意识到，他是作为一个二等公民来到这世间，任何才能和品德都不能使他摆脱这一身份。”

拉特瑙、艾利希和哈珀都是逆命运而奋斗的勇士，他们也都有意为犹太人的归化尽力。艾、哈努力把从事科学的生活理想化，但在实践上却不得不为了与周围充满政治和偏见的世界妥协而付出忍辱含垢的代价。拉氏希望藉与西方调解的政策来减轻战后德国的困境，却发现这个国家只认武力、不认其他。

拉、艾、哈和其他几位斯特恩在书中举出的个例的命运虽不足以代表犹太人全体，但作为犹太人社会的精英，他们的经历肯定会为他们所属的群体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希特勒的登台，德国犹太人的归化运动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

【注释】

[1]关于数学大师希尔伯特的一则轶事可能颇有代表性。希尔伯特1930年从哥廷根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的职位上退休。这所大学当时已赢得世界数学中心的美誉。希特勒上台后，大批犹太裔数学家被赶走或逃亡。希尔伯特眼看大厦倾圮却无能为力。据说在一次宴会上，希氏正好坐在纳粹新任教育部长的邻席。这位官员问希氏说，自从他的犹太同事们被解职后，研究所有没有受损?希氏愤愤地回答说:“‘受损’?它没有受损，它已经不存在了。”

[2]前身为巴登州苯胺和苏打工厂(即巴斯夫，BASF)，第二次大战后又恢复巴斯夫的原名，现在是德国三大化工集团之一。

[3]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物理年刊》上发表了四篇论文，虽然据说每一篇论文都可以为他赢得诺贝尔奖，他因而获奖的是其中的第二篇，关于光电效应的一篇，这篇文章是在普朗克1900年的工作的基础上写成。其中的第三篇，关于电动力学的一篇，则是后来最知名的一篇。由于反犹力量的作梗，爱氏迟至1921年才被授奖。

[4]在数学界，两位最有影响的数学家是克莱因和希尔伯特。克参加了签名，希没有签名。克的签名可能使战后德国数学界和国际数学组织的冷淡关系更加有如雪上加霜。由于同盟国，特别是法国一些数学家的反对，1920年斯特拉斯堡和1924年多伦多的世界数学大会都禁止德国数学家参加。后来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法、德数学家对于禁不禁止或参不参加也有各自激烈的对立)，德国76位数学家终于在希尔伯特的率领下参加了1928年在波仑亚的大会，重新回到了世界数学界的怀抱。当希氏步入会场时全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